正定與敦煌,我國陸地版圖中分居一東一西,兩地相去數千里。但倘若你聽過這樣的故事,很難不為之驚奇:
千餘年前,無名畫工遙居大漠,在莫高窟中描繪着正定的山川風貌與市井繁華;
近百年前,仁人志士不懼戰火,在兩地殘垣中尋找中國之美並為保護付諸一生;
而今,寶藏重綻華光,新時代的文化工作者們攜手共進,在傳承發展中譜寫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新篇章。
正定伏筆 絲路繁華
正值暑期,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正定縣,博物館中游人如織。穿行文物間,講解員馬思琪常帶領游客在一幅壁畫複製品前駐足。
這是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圖》,繪於五代時期。壁畫面積約46平方米,人物達500多位,是莫高窟現存的最大壁畫。“《五台山圖》繪有‘河北道鎮州’,正定古稱鎮州、真定等。這幅敦煌壁畫是迄今發現最早描繪正定的圖畫。”馬思琪説。
正定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千餘年的建城史,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産,見證了悠悠不斷的中華文明。
走進位於正定古城的開元寺南遺址,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7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層連續疊壓。遺址內,錯落的房址、道路、水井訴説歷史的厚重;圖片墻上,綠釉陶枕、白釉熏爐、紅陶佛塔等出土文物彰顯文明的多彩。
7月21日,身着古裝的小朋友在正定古城拍照。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張玉潔 攝
“考古發掘顯示,正定古城是典型的古今重疊型城市,折射出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光是出土瓷器,就涉及邢窯、定窯、耀州窯、景德鎮窯等6個省份的十余處窯口,足見古時正定的商路暢通。”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翟鵬飛博士説。
千年之前、千里之外,敦煌畫師何以知曉正定?繁華之外,還有答案。
史書記載,漢武帝為經營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敦煌郡便是其一。漢使張騫兩出西域、“鑿空”絲路,大國由此夢起。滋養於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秉持着開放進取的氣度,地處“絲路咽喉”的敦煌逐漸成為“華戎所交一都會”,佛、道、摩尼等多宗教並存,漢、回鶻、鮮卑等各民族共生。
沿着絲綢之路,胡椒、胡豆、胡蘿蔔等豐富的西域物産進入中原。輕柔如雲的絲綢,則是令西方人追捧的東方禮物。而這,正是正定埋下的精妙伏筆。
開元寺南遺址。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張玉潔 攝
“歷史上,正定制陶業、紡織業發達,是絲綢貨物的重要集散地。”正定縣古文化研究會秘書長於坪蘭説。正定南楊莊遺址曾出土陶制蠶蛹,研究發現早在5000多年前,正定地區就已開始養蠶。唐代,陽和樓南側便是熱鬧的集市,絲路商旅在此採購。在開元寺的石柱上,仍能看到以經商聞名歐亞的粟特人的名字。
透過古人之筆,盛景得以重現。元代詩人陳孚在《真定懷古》中寫道:“千里桑麻綠蔭城,萬家燈火管弦清。”《馬可·波羅行紀》則稱讚這裡“盛産絲織品,能織金錦絲羅,其額甚巨”,就連沿途驛站的床舖“皆以綢緞製成”。
回望歷史,正定、敦煌無不在細節處書寫着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開放孕育出的繁華絲路,不僅成就了兩地在內的諸多沿線城市,更讓相距萬里的東方與西方實現商貿交易、文化交往,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
敦煌密碼 按圖索驥
在不到9平方公里的正定古城內,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多達10處。在首批“國保”隆興寺的東跨院,觀看《梁思成文物保護史跡展》的游客絡繹不絕。
梁思成畢生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的保護研究。如今,人們常説的現存“三座半”唐代木結構建築,便源自他與正定、敦煌的傳奇故事。
1931年,留學歸來的梁思成回到北平,加入中國營造學社,系統調查研究中國古建築。一些日本學者關於中國已無唐及以前的木構建築,要看只能去日本的斷言,更激發了他尋找唐構的決心。
“今春四月正定之游,雖在兵荒馬亂之中,時間匆匆,但收穫卻意外的圓滿。”1933年春,梁思成第一次到正定,而後根據考察情況,寫下《正定古建築調查紀略》。
隆興寺轉輪藏。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張玉潔 攝
正值戰時,經過“糟不可言”的旅途,梁思成抵達正定。在始建於隋代的隆興寺,轉輪藏殿的精巧構架令他“高興到發狂”。
轉輪藏指可以轉動的經書架。它始建於北宋、直徑達7米,榫卯相嵌形成一座古樸的八角亭。八根方柱自頂部向下收縮,將重量匯至一點。“如此巨大的木建築,一兩人就能推動,常令游客驚嘆。”正定縣隆興文化旅游發展有限公司講解員王瑋瑤説。
但在梁思成眼中,開元寺的鐘樓才是“意外的收穫”。“鐘樓三間正方形,上層外部為後世重修,但內部及下層的雄大的鬥拱,若説它是唐構,我也不能否認。”他寫道。
開元寺鐘樓。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張玉潔 攝
半個多世紀後,梁思成的觀點得到印證。1988年,開元寺落架重修時發現了相關石刻。通過對石刻及史料的研究,學者們判斷,唐乾寧五年(898年)重修開元寺時建了鐘樓。如今,鐘樓上層依照下層恢復了唐代風格,鬥拱碩大、造型古樸。
“下層的‘半座’唐構,是我國現存唯一唐代鐘樓,也是我國現存唯一的唐代二層樓閣式建築。這樣的建築如今只能在敦煌壁畫中看到了。”正定縣文物保管所副所長杜平説。
敦煌被稱為“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在總面積達4.5萬平方米的壁畫中,繪有殿堂、宅邸、樓閣等各類建築。在翻閱法國人伯希和所著的《敦煌石窟圖錄》時,梁思成敏銳地發現,《五台山圖》中有大量唐代風格的建築。
“《五台山圖》描繪了從正定、太原到五台山方圓五&&的山川風貌。‘大佛光之寺’等榜題,符合古代文獻《廣清涼傳》記載的五台山有‘十大寺院’的説法。這表明敦煌壁畫有‘以圖證史’的歷史價值。”甘肅鴻文藝術學校校長邊磊説。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圖》。敦煌研究院供圖
1937年,梁思成與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仁“按圖索驥”,歷經艱險,終於在山西五台山發現了佛光寺。唐代盛景盡現眼前,日本學者的不實斷言就此打破。
從某種意義上説,《敦煌石窟圖錄》也是一本改變敦煌命運的書籍。
1935年,留法藝術家常書鴻在塞納河畔的書攤偶然翻看此書。醉心油畫的他從此為中國藝術傾倒,家國破碎戰火紛飛更讓他心繫敦煌。9年後,“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常書鴻任所長,莫高窟近400年無人管理、任憑損毀的命運就此逆轉。
常書鴻將一生獻給敦煌。其女常沙娜後隨林徽因學習,並將敦煌圖案應用在人民大會堂等當代建築設計上,古老敦煌綻放時代華彩。
攜手續寫當代篇章
隆興寺摩尼殿是梁思成眼中的“藝臻極品”。其中,最令人震撼的,無疑是被譽為“東方美神”的倒坐觀音塑像。
五彩懸山,祥雲繚繞。端坐中央的觀音面容恬靜,左足踏蓮、右腿踞起,眉眼之間盡顯東方神韻。而在10年前,左腳與蓮花卻是分離受損的。
隆興寺倒座觀音塑像。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張玉潔 攝
仙姿復原,來自正定與敦煌的當代緣。2016年至2017年,敦煌研究院對摩尼殿的壁畫彩塑開展保護修復。這也是該院和河北省文物局共建“國家古代壁畫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河北工作站”後的首個項目。
位於甘肅省敦煌市的敦煌研究院,是我國文物保護的先行者。修復師劉濤初到隆興寺,看到熟悉的起甲、裂隙等文物病害,首先開展試驗,後因地制宜保護。如地仗層修復材料,莫高窟的沙土配比是1:3,隆興寺則是1:2。面對“壁畫癌症”酥鹼,他們從水鹽關係這一“致癌”誘因入手,以脫鹽促保護。布設的探頭實時監測溫度、濕度等指標,為預防性保護打下基礎。
最令劉濤難忘的,是保護修復五彩懸山。“腳手架最高搭到9米,離彩塑的最近距離不過四五厘米,真的很費勁。倒坐觀音破損的左腳看不出修過的痕跡,如舊就是最好的評價。”劉濤説。
對隆興寺的守護者而言,最難忘的則是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他們修復壁畫下繡花功夫,不僅技術精湛,還特別有耐心,酷暑天一坐就是一天。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執着敬業的工作態度特別值得我們學習。”正定縣文物保管所所長崔偉麗説。
從正定到敦煌,保護傳承是共同心願。“修過的壁畫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不管過去多少年都會持續關注。希望老祖先留下的寶貝能保存得越久越好,希望參與過修復的年輕人這輩子不用再參與隆興寺的項目了。”劉濤感慨。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華文明不中斷、不落後,關鍵在一個‘新’字。對歷史,要做加法,讓它不湮滅;對文化,做加法都不夠,要做乘方。”談及文化傳承發展,耄耋之年的正定縣古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王志敏目光中充滿了堅定。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以開放心態促文旅融合,正是古城正定的“乘方之作”。
夜幕低垂,華燈初上,身着漢服的女孩徐行古跡之間。烈日當頭,少年定坐在古老建築旁安靜臨摹,筆下的雕梁畫棟多了樸拙意趣。“正定的古建築很美,畫之前要細細觀察,但不能原封不動地畫。畫得好,就很滿意、很開心。”今年12歲、從北京前來研學的米騰飛説。
7月19日,米騰飛正在臨摹古建築。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張玉潔 攝
正定縣副縣長王素剛介紹,文物眾多、文化深厚是正定的“本色”。多年來的保護,喚起了人們對古老文化的熱愛。正定正以文旅融合為抓手,在活化利用中傳承古老文化、賡續中華文脈。
千里之外的敦煌,同樣期待再向前一步。
早在20世紀50年代,敦煌就以開放之姿開展國際合作。通過與日、美、英等國的持續合作,敦煌研究院在壁畫及土遺址保護等領域逐步邁進國際先進水平。近年來,該院又與阿富汗、伊朗、吉爾吉斯斯坦等“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開展合作,為其文物保護工作提供支持,以文化交流促進民心相通。
“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積極推動敦煌文化研究服務共建‘一帶一路’,是我們的責任。今天更應發揚和平、合作的精神,為世界文明交流互鑒貢獻力量。”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聲良説。
正定與敦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燦爛篇章。它們歷經數千年而延綿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如今,它們開放包容、守正創新,激蕩出新的時代樂章,與千年繁華共迴響。(記者張玉潔 閆起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