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長沙橘子洲頭，青年毛澤東藝術塑像目光堅毅望向遠方，眉頭微微皺起。

  97年前，33歲的毛澤東儘管“做了四個月的農民運動”，卻發現自己對農民運動的了解“是異常膚淺的，一點不深刻”。

  於是，他冒着深冬的嚴寒回到家鄉湖南，輾轉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尋找答案。歷時32天，行程700余公里，一萬七千余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成為調查研究的經典。

  回望百年奮鬥史，調查研究是共産黨人的傳家寶。剛剛過去的2023年，黨中央決定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

  對於成長在網絡時代的當代青年，調查研究是陌生的。為什麼要重視調研？去哪調研？怎麼做好調研？

  這個冬天，新華社湖南分社“90後記者調研行”的3名青年記者，踏上了青年毛澤東走過的調研之路。他們尋訪舊址、叩開農家，走進歷史又回到當下，在時光交錯中找到了青春的答案——

  我們以一段特殊的行程，為2023年畫上了句號。

  湘潭縣、湘鄉市、衡山縣、醴陵市、長沙縣……我們花了近一個月，走完了一段鐫刻在歷史深處的調研路。

  一路前行，一路思考，在田間地頭，在農家屋場，不斷尋找歷史的印跡，試圖解開心中關於“調查研究”的困惑。我們一次次“遇見”了97年前的那位“同齡人”——33歲的青年毛澤東，幫助我們找到了答案。

  2023年11月17日，記者在韶山市韶北村採訪農戶。楊雷 攝

  走到“樹下” 遇見群眾

  出發的第一天，我們遇見了一棵700多年的白果樹。

  1927年1月5日，正是湖南最寒冷的時節，毛澤東在湘潭縣城考察後步行來到韶山銀田寺。

  在這棵白果樹下，他向社會各界200多名代表做了形勢分析和動員演講，隨後在銀田寺白廟的正廳裏主持召開了30多人參加的調查會。

  幾天后，在衡山縣福田鋪鄉，我們又遇到了一棵200多年的古樟樹。

  這是位於衡山縣福田鋪鄉的古樟樹，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期間，毛澤東曾在樟樹下召開群眾大會，發表講話。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謝奔 攝

  1927年1月17日，毛澤東在這棵樟樹下召開群眾大會，當地農協幹部和農協會員共600餘人到場參加，他站在樹下發表了激情豪邁的講話。

  相隔近百年，如今當地百姓已無法向我們清晰講述當年的細節。不過，毛澤東在樹下“開大會、鬥地主”，幾乎人人知道。

  為什麼總是選擇在樹下開會？這是我們討論的第一個話題。

  毛澤東曾説，一到下面去跟群眾接觸，就能感到有生命。過去，“村頭一棵樹”往往是老百姓閒時聚集聊天的第一去處，走到樹下，便能遇見群眾。

  根植沃土，其葉方茂。行程中，我們反復翻閱毛澤東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常常被其中鮮活生動的語言吸引，至今讀來仍有力量——這是深扎土地迸發出的活力。

  “到群眾中去”同樣是新華社記者的職業信條，但與青年毛澤東相比，年輕的我們深感自身存在差距——

  如今的銀田鎮政府，與銀田寺的白果樹只相隔一條馬路。我們不禁設想，如果是今天的我們來到這裡做調研，就算要召開村民座談會，大概率也會選擇在鎮政府的會議室裏。

  這是2023年11月16日在韶山市銀田鎮銀田寺拍攝的銀杏樹。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期間，毛澤東在寺內召開調查會，並在銀杏樹下發表演講。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余春生 攝

  我們總説，到了鄉鎮、進了農村，就是打通了調查研究的“最後一公里”。殊不知，從會議室到樹下的距離，就是“最後一公里”裏的“最後一百米”。

  當然，也要避免調研的形式主義。行走中，我們也聽到一些幹部群眾吐槽，一些部門熱衷於形式上的調研——隊伍轟轟烈烈，行程走馬觀花，報告他人代寫，圖漂亮、圖熱鬧，最終卻調而不研，對實際工作無益，引發基層反感。

  有基層幹部反映，組織“屋場夜話”，出發點是拉近與群眾的距離，傾聽真實民意，但“只搞了兩期就沒有再辦”，原因是內容枯燥呆板，老百姓提不起興趣，而老百姓迫切希望解決的問題，又難以通過形式上的“夜話”解決。

  調查研究不是為了擺擺樣子、拍拍照片，解決老百姓的急難愁盼，才是最終目的。

  急難愁盼在哪呢？答案在群眾中間。

  “重走調研路”的一開始，我們並沒有把目光直接投向群眾，而是轉頭尋找專家，獲得的信息很多，但並不鮮活。還有一些調研中，為了解整體情況，我們有時習慣於先找政府部門“要材料”，有時卻反而造成“報道跟着材料走”，落入窠臼，失去了新發現。

  回想過去的調研，有時我們會過於“依賴”專家的觀點、官方的總結，追求報道“從權威出發”，解剖麻雀、以小見大的案例式分析研究能力卻逐漸弱化。

  2023年，我們連續四個季度在《新華每日電訊》寫下在三湘四水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回想起來，最難忘的恰是與春耕備耕的勤勞農戶、開辦民宿的留守老人、普及科教的村小老師等長談的那些片段……他們每個人都能結合自己的生活、工作談出很多鮮活的內容。這些內容，不從會議室的座談會裏來，也不從政府部門的材料、專家的研究報告裏來。

  到群眾中去，傾聽最基層的聲音、記錄最真實的訴求、直面火力最集中的“吐槽”，無論在當下還是過去，仍是深入、讀懂基層的最佳方式。

  在一次次調研中，縱觀每一片農田的四季變化，每一棵古樹的繁盛生機，我們加深對湖南農村的認知了解，也更深刻感受到很多基層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愁所盼。

  在村口的大樹下，我們仿佛觸摸到了調查研究的一塊基石。

  叩開農家 直抵現場

  醴陵市東富鎮，東富寺。青磚紅墻的廟宇矗立田間，墻面被時光篆刻下斑駁印記，見證着這片熱土的激蕩變化。

  這是當時的醴陵南一區第一鄉農民協會所在地。1927年2月1日，農曆除夕，毛澤東從醴陵縣城出發，迎風冒雪徒步十余公里，來到東富寺，繼續農民運動考察。

  在這裡，他召集農協幹部座談直到深夜，在群眾大會上向700多名農民群眾慷慨演講，廣泛訪談各階層人士……通過直接深入老百姓生活中間的實地考察，他獲得許多在省城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第一手資料。直擊全國農民運動第一線，用大量具有“現場感”的細節生動還原了這場農村變革。

  沿着青年毛澤東的調研足跡，探尋他在調研過程中的細節故事，我們更深刻地領會到：到現場去，去掌握最核心的新聞事實，應該作為年輕記者開展調查研究、做好新聞報道的“第一等要事”。

  現場在哪？在人民群眾火熱的生活中。

  這次“重走調研路”，我們在出行前就計劃關注“三農”領域的重點話題。受到青年毛澤東的 啟發，我們直接去到田野中，尋找農民聊當前糧食生産的喜與憂；去到村黨支部與村幹部聊基層減負的實施情況；走進村衞生所向村醫了解基層醫療保障狀況；叩開易地扶貧搬遷安置房的家門，看脫貧群眾的生活……

  不僅要聽，更要看，要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看——這讓我們對當前“三農”的熱點、痛點問題有了更直觀的了解，回想起我們此前做過的新聞報道，一些稿件得益於“現場直擊”“記者親歷”才打動人，也有不少時候犯了“材料依賴症”，嚼了“別人吃過的饃”，導致所寫索然無味，所思片面粗淺。

  人民群眾火熱的生活，是調查研究的“活樣本”——

  行程中，我們聽到了青年毛澤東與佃農張連初促膝長談的故事。

  1926年，毛澤東回到家鄉湖南，通過與張連初的交流，深度了解佃農的生産與生活情況，獲得了寶貴的第一手調查材料。如今，翻開這本12頁的報告，我們清晰看到張連初一家三口全年生産生活的全部收支、結餘狀況。

  這份報告帶給我們很大 啟發。從走近群眾到走進群眾，再到走進群眾真實的生活，是一步步靠近真理的過程。

  在衡山縣福田鋪鄉，我們來到48歲的村民李大姐家中，坐在灶&旁，與她聊了一整個下午，只為了算一筆細賬。

  她與丈夫經營一家米粉作坊，每天凌晨4點就要起床，整理貨物，流動趕集，一斤米粉只能掙上8毛左右的利潤。我們詳細詢問了她一家的收入、開銷，了解她衣服的價格、燃氣的費用、小貨車的油耗……對部分農民來説，醫療保險、豬肉價格、車輛油費等細碎的生活成本也是影響獲得感的重要因素。

  從李大姐家出來後，我們感到，雙腳終於“踩”實了，真正站穩在農村大地上！

  97年前，青年毛澤東通過這種方式，叩開一戶戶農家的門，記錄農民群眾最真實的生活。現在，我們效仿他的辦法，也為“再挖一鍬”深入報道做了認知積累。

  沿着農民運動考察的歷史現場，觀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第一現場”，我們在“90後記者基層行”的行走過程中，逐漸建構起對農村的認知，更向基層的幹部群眾學習到紮實開展調查研究的寶貴方法。

  這一切的前提都是“到現場去”，去扎根到最真實最生動最熱氣騰騰的大地。

  善用巧勁 找到關鍵

  遇見李大姐前，路途中的我們經歷過一段糾結。

  在衡山縣福田鋪鄉，毛澤東當年的調研舊址只剩下那一棵香樟樹。

  “怎麼辦？剛來十分鐘，難道現在就打道回府？”我們三人一臉茫然。經過商量，我們決定“既然來了，那就去村裏找農戶聊聊吧！”

  在這趟調研路上，“這個選題要怎麼做？”“我們要採訪誰？”“稿子怎麼寫？”的迷茫感不時向我們撲面而來。

  但我們一次次發現，只要找人聊起來，很多焦慮就消解了大半。關鍵是——找誰聊？

  隨機入戶，與不同群眾交流，可能在許多人看來是一種廣撒網的“笨辦法”。但對於不太熟悉農村的我們而言，這是幫助我們構建基本認知的重要手段。

  這也是青年毛澤東做調研時常用的方法。在福田鋪的兩天一夜，毛澤東既和幹部群眾了解了福田鋪農運鬥爭及農民禁賭、禁鴉片、開展諸禁活動的情況，也走訪了當地幾家南貨、綢布店，詳細調查了商店的營業額捐稅、供銷行情等經營及開支情況，收穫了豐富的一手材料。

  不可否認，這種辦法是比較費力的。我們在有些調研中常常採了“一籮筐”的素材，結果被素材所困，找不到報道的方向。

  毛澤東也認為，在調研過程中，如果我們觀察問題是走馬觀花的，各樣都弄一點，這只是空費了時間，一事無成，“調查的結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賬”。

  沿着他的足跡前行，我們發現，青年毛澤東在“廣撒網”的同時，也講究技巧。他不僅是到群眾中去、到現場去廣泛地收集材料，更善於找典型樣本，抓住關鍵對象。

  1926年，青年毛澤東選擇佃農張連初並非偶然。當時張連初正值壯年，家庭生活條件尚可，但他在全年無休、風調雨順、家中無人生病的情況下每年仍入不敷出，可以想見中國大部分佃農的生活實際是更苦的，“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則全無”。

  正是通過對張連初這個典型樣本分析，毛澤東才了解到中國大部分佃農的實際生活狀況。

  我們尋訪發現，青年毛澤東的足跡常常停留在祠堂、廟宇等地，他在這些場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開調查會。

  在他看來，“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調查會上，毛澤東並不用“廣撒網”的方式搞座談，他認為，“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幹部，或老百姓”。

  在醴陵市沈潭鎮沈潭社區衞生室裏，一張薄薄的表格，系統地展示了村裏困難群體的健康狀況。與村醫劉新武的對話中，我們快速摸清了村裏的基本情況和村民收入水平，討論出許多潛在題目。

  如何才能找到關鍵？答案就藏在毛澤東出發之初。

  在一個個歷史陳列展館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始終保持着對“如何看待與如何對待農民運動”的思索與追問，要回答清楚農民運動到底是“糟得很”還是“好得很”。這種問題意識，讓他在調研中始終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回想起以往某一次“90後記者調研行”，我們出發前的問題意識少了些，調研聚焦的能力就弱了些，導致調研更多停留在“調”的層面，“研”的力度則不足，導致與具有典型性的情況“擦肩而過”。

  深入群眾、抵達現場是找到關鍵對象、關鍵現場的前提，而帶着問題去“抓關鍵”便於我們更高效地從特殊性中發現普遍性的規律，更好地認識事物的核心。

  行程結束，寫下這篇文章時，我們尚不敢説已然領悟到青年毛澤東做調查研究的精髓。

  我們深知，調查研究博大精深，常學常新，常練常深，我們大概只窺見了冰山一角。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力量穿越時空，煥發光彩。調查研究的力量，在新時代依然直抵人心。這條路，我們將一直走下去。（記者余春生 阮周圍 謝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