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尋見光，青年時遇見愛，暮年到來的時候，你的心依然遼闊。一生追隨革命、愛情、信仰，輾轉於戰場、田野、課堂，人民的敬意，是您一生最美的勳章。”
這是《感動中國》組委會給予一位老人的頒獎詞。老人名叫龔全珍，是開國少將甘祖昌的夫人，也是全國道德模範、“最美奮鬥者”稱號獲得者，被習近平總書記親切地稱為“老阿姨”。她追隨丈夫扎根革命老區，成為一名普通的教師，教書育人、無私奉獻。
9月2日16時16分，龔全珍老人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100歲。
去世前，這名已有71年黨齡的老人，雖然身體大不如從前，可她始終認為，自己是名黨員，就應該天天用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恰如她在日記中所言——
“殘荷，雖失去春夏時的風采，卻堅持挺住，不怕秋風的襲擊，它要把最美好的東西留給人們，在挖出一擔擔潔白的蓮藕時才倒下，它奉獻了一生，人也該有這種精神。”
這是龔全珍發自肺腑的心聲，也是她人生的寫照。
“義無反顧踏上了自己的路”
“我的一生像棵小樹，童年在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統治下雖幸得保住生命，但先天不足無力長成參天大樹，卻也能在森林中做出自己的一點點綠色，保持綠色直到回歸自然。”
——摘自2008年10月2日龔全珍日記
今年夏天，記者來到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象湖院區，探訪病床上的龔全珍。
在一份診斷書上，醫生密密麻麻地給她列出了尿毒症、心功能不全、高血壓病等多種疾病，但當時的她仍然笑容慈祥。
回顧人生，龔全珍説自己是幸福的：“人生，各自選擇自己的路。我選擇物質生活簡陋，而精神生活充實的路，生活會愉快些、幸福些。”
醫院裏，半夢半醒間，她的思緒常常回到熟悉的校園，有時把醫護人員認成自己的學生：“孩子們別在這逛來逛去，趕快去上課，記得要好好讀書。”
即使是在病中，老人的心也總裝着別人。
有一次，聽到醫生説要給她抽血化驗，病床上的她以為要獻血，便強打起精神説：“我是O型血，是萬能血型，誰都可以用，你們隨便抽多少都可以。”
5年前，記者採訪龔全珍時，老人精神矍鑠，回憶起往事，總是挂着淡淡的笑容。她説，數十年來，自己花了很多時間寫東西，寫的最多的還是甘祖昌的故事。她把《我和老伴甘祖昌》一書贈予記者，其中記錄了他們夫妻倆走過的風雨歷程：“我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沒有寫好，怕對不起讀者。但書裏的每一個字，都是用心寫出來的，每一件事，也是真實有據的。”
據龔全珍介紹，她出生在山東省煙&市一戶工人家庭，兄弟姐妹11個，過着清貧的生活，記憶中的家“巷子邊有一條大馬路，可直通到海邊”。
兄弟姐妹中，龔全珍最崇拜三哥。
1938年初，日軍侵佔煙&。三哥參加了八路軍。還在讀小學五年級的龔全珍拉着三哥的手，央求説：“哥，帶我去吧，我也要當八路打鬼子。”
“你還小，好好讀書，過三年我回來領你參加革命。”三哥説完，背上包就走了。
三年後，龔全珍考上煙&市立女中上高一，可三哥依然杳無音信。那時，日軍只要佔領了一處地方，就會下令叫學生集合開慶祝會。學校校長指定龔全珍當市立女中的代表，她很不情願。
散會後，教育局的官員又帶着中小學生代表去給日本兵送慰問金。
進了憲兵隊的大門，龔全珍看到這些殺害中國同胞的劊子手，還有用中國人的血肉養活的狼犬狂吠着，她感到頭皮發麻，全身發抖。
她永遠忘不了，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一位老鄉因帶半袋鹽，被日本兵扒光衣褲，用刺刀割開後背的皮肉後，把鹽撒了進去，血流了一大片。
從憲兵隊回到家後，龔全珍徹夜難眠，她不想當亡國奴，於是下定決心離開煙&，去日軍還未踐踏過的地方，“如果打聽到三哥的消息，我就有機會當八路，為死難的同胞報仇雪恨”。
18歲的龔全珍剪短頭髮，從煙&步行到濟南，再輾轉安徽阜陽、河南淅川直至落腳陜西城固，一天最多能走100多裏路，這是流亡路上練出來的本領，“沿途的人把我們當成叫花子”。
龔全珍一路流亡，一路求學。那時，西北大學南遷至城固縣城。龔全珍報考了西北大學教育係，並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
陜西省檔案館至今保存着一份龔全珍入學時填寫的《國立西北大學新生調查表》。其中，“思想”一欄“對於國家現狀之感想及將來希望”中，她填寫道：“政治紊亂，國民教育至今不能普及，希望國家能樹立一個真正為人民福利着想的政府，希望提高教育水平。”
1949年，即將畢業的龔全珍思考着自己的出路。恰在此時，時任西安軍管會主任的賀龍來到西北大學，他號召同學們參軍建設西北。
龔全珍很受鼓舞，當即報名參軍，實現了戎裝夢，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被分配到新疆軍區八一子弟學校當老師。
次年春天，楊柳已發出嫩綠的葉子。龔全珍和100多名同行的青年爬上卡車，高唱着軍歌向新疆進發。
似亭亭凈植的荷花，龔全珍毅然決然踏上了為之奮鬥一生的革命之路。
“愛自己所愛，無怨無悔”
“他雖不像知識分子那樣溫情，他愛得灼熱，他承認我為他付出的一切。我們也有共同之處，對生活要求不高，為理想可以貢獻出一切。”
——摘自1988年12月21日龔全珍日記
她和他，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起點。
他於1905年出生在江西萍鄉市蓮花縣一個叫沿背的小山村。上了一年半的私塾後，他不得不輟學回家，放牛、打草，挑着擔子來回走幾十里山路，掙幾毛錢腳力費維持全家生計。此後，他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曾多次負傷，革命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
從贛西農村到膠東半島再到天山腳下，兩條相隔千里的生命軌跡，竟然神奇地交織在了一起。
1952年冬天，龔全珍第一次見到甘祖昌。那次，校長李平讓她給時任新疆軍區後勤部長的甘祖昌匯報後勤部子弟們的表現。
等甘祖昌走後，李平對龔全珍説：“甘祖昌是個思想意識很純潔的老同志，他也受過痛苦婚姻的折磨，離婚了，這點你們有相似的遭遇。我給你們介紹認識。我相信你們的思想感情會融洽的。”
龔全珍略微思索了一下回答：“他是個大首長，這點不合適。我見首長就不會講話，受拘束。”
龔全珍老人回憶説，她腦子裏像開了鍋的水似的，翻來覆去不能入睡，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那一年放寒假，龔全珍和老師們到後勤部子弟家家訪。甘祖昌和大夥兒一道用餐，她第一次看清他的樣子。甘祖昌一米七多的個子，因為瘦，所以顯得高；方臉，滿臉嚴肅；眼睛不大，卻很銳利；身板筆挺，標準軍人姿態。
飯後老師們返校了，甘祖昌和龔全珍進行長談。
“我今年48歲，校長告訴過你吧？”甘祖昌問她。
“好傢伙，如此坦率乾脆！開門見山，比我大18歲。”龔全珍心想。
甘祖昌接着告訴龔全珍，他的身體不好，有腦震蕩後遺症，還有氣管炎、肺氣腫。原來，新疆和平解放後，甘祖昌在一次外出檢查工作時，敵特分子截斷了木橋，他乘坐的吉普車從橋上栽下。甘祖昌頭部重傷，落下嚴重的後遺症。
龔全珍被甘祖昌的革命經歷所震撼，也被他的坦誠所打動。通過這次交談，她不僅了解了甘祖昌個人及家庭情況，更了解了他為人處世的態度。
沒有過多的花前月下，沒有過多的甜言蜜語，只有相守終身的信念。兩人的婚禮在一個小會議室舉行，只擺了兩桌簡單的飯菜，大半的客人都是同事。
起初，有同事擔心，一個連“龔”字都寫不出，一個是鍾愛《簡·愛》的大學生，能有共同話語嗎？
一天飯後，夫妻倆一起坐在樹蔭下學習《毛澤東選集》。
文化水平不高的甘祖昌給妻子介紹起《井岡山的鬥爭》，解釋什麼叫主觀主義，教她讀懂革命這本無字書。龔全珍則給丈夫講解某個字詞的讀法、詞義、用法。
對於自己和甘祖昌的愛情，龔全珍曾在日記中這樣評價：“在我的腦海中，愛情有3種境界：最高境界是有共同理想和目標，願為之奮鬥終生，不惜一切代價甚至生命的愛。我和祖昌共同生活33年……我感到生活得充實幸福。”
“要挑老紅軍的擔子，不擺老幹部的架子”
“他為什麼不吃好的，不穿好的，他心裏常常想著為革命犧牲了的戰友，要多奉獻，少享受，要為建設家鄉貢獻出一切。”
——摘自1992年9月28日龔全珍日記
崇拜三哥，龔全珍走上探尋革命真理之路。在丈夫身上，龔全珍則讀懂了一個真正的共産黨員。
1957年6月，龔全珍從甘祖昌口中聽到一個令她震驚的消息，甘祖昌決定帶全家人回江西老家，不當將軍當農民。
彼時的甘祖昌已被授少將軍銜，一家人也早已習慣了新疆的生活。聽到丈夫這番話，龔全珍輾轉難眠，她翻了翻丈夫的日記本，裏面夾了3張請求回鄉勞動的申請報告，從1955年到1957年每年一張。
這些報告的內容都一樣，上面寫着：“自1951年我跌傷後，患腦震蕩後遺症，經常發病，不能再擔任領導工作了，但我的手和腳還是好的，我請求組織上批准，我回農村當農民，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力量。”
龔全珍擔心甘祖昌頭部受傷，老家的醫療條件無法保障。回鄉，也意味着重新開始，更何況到艱苦的農村去。對此，同事、朋友紛紛勸説。可是，甘祖昌去意已決，龔全珍也決意相隨，“我們有共同之處，對生活要求不高，為理想可以貢獻出一切”。
準備動身時，甘祖昌向全家發布了一道命令：不準帶棉花。
“棉被棉衣只帶面。國家沒有那麼多差旅費，路這麼遠，路費比買新棉花還貴。”甘祖昌説完，仔細檢查一家老小的箱子和麻袋，檢查完才讓捆好。
經過半個多月的旅途，一家人終於回到甘祖昌的江西老家——蓮花縣坊樓鎮沿背村。
從將軍到農民，對甘祖昌來説，是身份和心靈的回歸。
當年，他為了解放勞苦大眾，告別母親和家鄉，走上革命道路。長征路上，他和同村戰友約好，革命成功後，一起回家搞建設，讓鄉親們過上好日子。
回家才兩天，甘祖昌就領着子女下地幹活。“要挑老紅軍的擔子，不擺老幹部的架子。”甘祖昌處處用紅軍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要求自己，他希望能和鄉親們一起努力改變家鄉的落後面貌。
他親自下田，用雙手一抔一抔撈爛泥，帶領鄉親們把200多畝冬水田改造成了良田；他跟工友吃住在工地，和年輕人一起挑水泥、運材料，修建起了江山陂……
將軍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龔全珍踏入的卻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完全聽不懂當地方言的龔全珍一個人步行40多裏路，到縣文教局毛遂自薦當老師。
在學校裏，面對山村裏的學生，龔全珍是既當老師，又當媽媽；既要教他們讀書，還要帶他們勞動。
看到別人家裏每天父母孩子都能熱熱鬧鬧在一起，女兒甘仁榮就問父親：“為什麼你們不能像別人家的爸爸媽媽那樣陪着我們？”
父親若有所思地説：“因為你們的媽媽是學生娃的媽媽，你們的爸爸是農業社的爸爸。”
甘仁榮和兄妹們聽到父親這番回答，大眼瞪小眼無法理解，甚至還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他們親生的。
甘祖昌每月工資330元，收入水平在當時很高，但一家人卻都過着簡樸的生活。僅當地鄉政府不完全統計，將軍回鄉後參加建設了3座水庫、4座電站、3條公路、12座橋梁、25公里長的渠道。有統計的捐款達8.578萬元，佔他全部工資的70％。
將軍對群眾如此“大方”，但是對自己和家人卻很“吝嗇”。家人的衣服破了就補好再穿，實在不能補了拿去做鞋底。“只能給後代留下革命傳家寶，不能留下安樂窩。”這是甘祖昌常對子女講的話。
兒子甘新榮本來有當兵的機會，甘祖昌説招兵名額有限，讓他留在家鄉務農。
大女兒甘平榮也從小想當兵，甘祖昌不僅沒有出面幫她，甚至告訴了吉安軍分區的領導同志她的右眼近視，希望嚴格把關，這番話當場把女兒氣哭。
龔全珍從教育工作崗位退休時，小女兒甘吉榮打算去學校“頂班”，也遭到甘祖昌的堅決反對。
……
在關係兒女人生前途的大事上，甘祖昌的不近人情曾讓子女們哭鬧過、埋怨過，但隨着兒女閱歷的增長，都化為從善、獨立、有愛心這些美好的品格。
“父母雖然沒有給兒女房産和金錢，卻把無限的精神財富給了後代。”甘仁榮説，這些年來，大家都在獻愛心、做善事，盡自己所能，傳遞這份愛。
“活着就要為國家做事情”
“我走過的路崎嶇、艱難。我一直過着清貧的日子，可是我沒有遺憾，沒有悔恨，心懷坦蕩。只要過寧靜、簡單的生活就滿足了。”
——摘自1989年3月26日龔全珍日記
1986年，甘祖昌將軍永遠地離開了。彌留之際，他交代老伴：“領了工資，買了化肥農藥，送給貧困戶。”
除了這句遺言，甘祖昌並沒有給家人留下什麼，他幾乎所有的錢，都用在了農村建設上。丈夫一心為公、無私奉獻、艱苦奮鬥的寶貴精神，也成為龔全珍的人生信仰。
家鄉，還有着丈夫未竟的事業。“老伴，你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我還要在這個世界上，繼續我的征程。”
快70歲時，龔全珍主動提出住進蓮花縣幸福院，要去那裏照顧比自己年長的老人；她着手做社會調查，到各鄉鎮調查青少年失學情況，參與成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她成立“龔全珍工作室”，捐資助學，扶貧濟困，服務社區……
“我不能庸庸碌碌過日子，應以戰鬥的姿態向死神挑戰；我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沉淪，要抽出主要時間來工作。”這是老人1997年4月10日在日記中的一句話。2013年，老人又在日記中寫下：“一個共産黨員要為實現中國美好的夢做點事，為社區的建設盡點力，不能等死。”
後來，即使躺在病床上，龔全珍也總會督促兒女們下鄉走訪，去了解誰家有人生病看不起、誰家孩子上大學缺學費，要求他們一家一家上門，把關心送到對方手中。
幾十年來，沒有人記得她去過多少學校，幫助過多少人。但記者曾不止一次看到，老人外出參加活動吃飯時，拿出自帶的饅頭或麵包啃。她説：“我牙齒不好，吃這個好。”
在甘祖昌、龔全珍的影響下，兒孫們儘管身處平凡崗位上，卻個個品行端正、工作敬業，有的獲評“全國三八紅旗手標兵”，有的榮膺“全國勞動模範”。
同事和朋友曾送給甘家子女16個字：革命後代，將軍傳人；淡泊名利，情操高尚。這既是對甘祖昌和龔全珍兒女們的褒獎，更是對這個革命家庭高尚家風的讚揚。
多年來，龔全珍始終踐行着丈夫當年的那句話——“活着就要為國家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幹不了複雜重要的工作就做簡單的工作，絕不能無功受祿，絕不能不勞而獲。”
龔全珍鍾愛荷花，愛它的不蔓不枝，皎潔無瑕，奉獻一生。
其人如荷，清香滿人間。（記者 賴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