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帶礪”紫荊關，北京“咽喉”多往事

　　從前守關護京畿，而今“護關”守文脈

紫荊關關城南門城墻。作者供圖

　　紫荊關位于太行八陘之蒲陰陘東口，扼守蒙古高原經大同通往北京的要道。在北京作為金中都到明清京師的幾百年裏，這裏都是它的重要屏障，一旦有失，天震地駭

　　今紫荊關長城以明代遺存為主，關城內已無古建築，當年官兵的戍守生涯也了無痕跡。本世紀以來，長城保護和修復是紫荊關的主要課題。從前紫荊關的存在是為了保衛疆土，而今需要保衛的是它本身

　　紫荊關曾被看作北京的“咽喉”。

　　它位于太行八陘之蒲陰陘東口，扼守蒙古高原經大同通往北京的要道。在北京作為金中都到明清京師的幾百年裏，這裏都是它的重要屏障，一旦有失，天震地駭。

　　1213年，成吉思汗在居庸關外擊敗金軍，居庸難克改襲紫荊，兵困中都。1449年土木之變後，瓦剌部裹挾明英宗攻陷紫荊關，九門外成戰場。1644年，李自成攻居庸關不克，改入紫荊關，進佔京城。由此，古人有個認識：對于北京而言，居庸關是背，紫荊關是喉。

　　紫荊關關城距京150多公里，現屬河北省保定市易縣。當年明英宗從關城走了三天到德勝門外，而今走高速到北京西三環只需兩小時。易縣是北京周邊旅遊熱點，但遊人多去清西陵、狼牙山等，紫荊關門前冷落。

　　“咽喉”已成深深的往事。

　　紫荊之名始見于宋，説是嶺上多紫荊，花開漫山遍野。關臨拒馬河，原名巨馬，説是其水流壯闊，勢如巨馬奔騰。紫荊生生不息，拒馬奔流未已，擁花臨水，紫荊關一直在，只是幾經滄桑。關城在241省道旁，下車即到，無售票處。易縣副縣長劉永田曾在紫荊關鎮任職多年，他説，近些年紫荊關進行了多次修繕，名關風採有所恢復，但還不是景區。

　　走訪紫荊關時，氣朗風清，在開著鮮花的關墻邊，看到松鼠出沒。

　　河橫拒馬成天塹

　　紫荊關北門是朝東開，關北正對拒馬河。

　　北門保存較好，兩重門額清晰可辨，上題“河山帶礪”，下題“紫荊關”，落款“萬歷丁亥年夏”“聊城傅光宅書”。

　　“萬歷丁亥年”即萬歷十五年（1587年），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中寫道，戚繼光在這年臘月去世，“三個月以前，戚繼光的名字最後一次在禦前提出，一位監察禦史上疏建議起用這位已被罷免的將領。這一建議使皇帝深感不悅，建議者被罰俸三月，以示薄懲”。這位禦史是傅光宅。

　　那時戚繼光離開鎮守16年的長城已4年，平靜已久的北疆烽煙又起，戚繼光的作用滿朝皆知，但除傅光宅外無人提及，因為大家知道皇帝不滿戚繼光曾和張居正走得太近。傅光宅任監察禦史剛兩年，上年因直言進諫得到皇帝嘉許，但這次沒能促成戚繼光重返長城。之後傅光宅在西南邊陲建功立業，紫荊關刻下了他對北方長城的願景。

　　“河山帶礪”出自《史記》，“使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大致意思是即使黃河細小如帶，泰山平如磨石，也會永遠國泰民安，恩澤延及後代。在紫荊關，河是拒馬河，山是太行山，套用也合適。有人將之理解為河如帶環繞著山，屬望文生義，不過也算見景生情，不是原詞意，倒反映現實狀況。

　　紫荊關在明代與居庸關、倒馬關並稱內三關，建在紫荊嶺上，周圍有萬仞山、黃土嶺等，拒馬河環繞關城。過河向西經淶源（舊稱廣昌）通向大同是飛狐道，這道在淶源以東分開，經紫荊關稱蒲陰陘，經倒馬關稱飛狐陘，自古都是兵家相爭之地。倒馬關一帶長城考古發現認為，此處始建時間可追溯到戰國時期的中山長城。紫荊關目前發現最早長城為南天門西側150米處一段夯土墻體，有説是戰國時所建，尚無權威認定。

　　蒲陰陘和飛狐陘主要是沿拒馬河和唐河河谷穿越太行山。拒馬河今屬海河大清河水係，源于淶源，過紫荊關後經北京西南方向，有野三坡、十渡等風景，到雄安附近入大清河。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中，拒馬河稱“巨馬水”，紫荊關稱子莊關。巨馬改稱拒馬，説是因晉代劉琨依河阻石勒騎兵，有介紹紫荊關的文章稱，這一仗發生在關前河上。

　　紫荊關史上烽火綿綿，但劉琨與石勒應未曾在此交兵。西晉末年匈奴、羯等族興起，天下大亂，石勒屬羯族，擁兵稱帝，史稱後趙。劉琨曾和祖逖一起聞雞起舞，後雄踞晉陽（今山西太原）十年，是西晉王朝最後的支柱之一。

　　316年，石勒出兵擊敗劉琨，劉琨從晉陽經飛狐道奔幽州（今北京）投段匹磾，應經過紫荊關，但史上未記載石勒追擊，只説其派部屬孔萇討伐代郡（今河北蔚縣一帶）的劉琨大將箕澹。石勒當時已定都襄國（今河北邢臺），前後兩次討平幽州都是從襄國北上，經今京港澳高速一線，這裏是便捷的太行山東麓大道，犯不著翻山越嶺去走蒲陰陘。

　　劉琨投段匹磾後被安置到安次（今河北廊坊）附近，這在當時屬段匹磾與石勒對峙的前線，有拒馬河支流，劉琨依河對抗石勒。《水經注》中記載：“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次縣故城西，晉司空劉琨所守，以拒石勒也。”溝指滹沱河枯溝，那時匯入拒馬河，這一帶河道古來變動不定，現在已屬永定河水係，大約是在北京新機場附近。

　　劉琨和石勒在紫荊關打過仗，研究者常引用兩個材料，一是舊《淶水縣志》記載：“晉劉琨守此以拒石勒。”二是明代李卞的詩：“石勒長驅鐵騎過，劉琨曾此枕兵戈。要令鼙鼓歸青社，肯許輪蹄度碧波。”李卞詩名《拒馬河》，原就不一定是指紫荊關這一段。舊《淶水縣志》應是引《水經注》語，《水經注》所述拒馬河不是指淶水附近的河段。

　　紫荊關可與居庸關並稱是金以後的事，不少介紹資料將紫荊關“身世”説得和居庸關相近，依據並不充分。居庸關是《呂氏春秋》中所説“天下九塞”之“居庸”沒有異議，紫荊關是九塞中的“荊阮”卻難確定。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時，明確説“荊阮”在楚，高誘是距紫荊關不遠的涿州人，當時應無“荊阮”是紫荊關的説法。

　　許多介紹説漢代五阮關即紫荊關，還稱名將馬援曾在此設伏大敗烏桓，烏桓從此不敢南下，這也非定論。《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記載，建武二十一年（45年）馬援率三千騎兵出五阮關攻打上谷塞外白山的烏桓部，烏桓聞訊而走，有注稱五阮關在代郡。同書《馬援列傳》中説馬援出高柳（今山西陽高），經雁門、代、上谷的障塞，無功而返。紫荊關一帶東漢屬中山國，不在上述三郡之列。上谷塞外白山在今張家口沽源，有説五阮關在今宣化西南，從地理上看，從那去沽源比較合理。説五阮關即紫荊關一個重要依據，是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有此説，但他只説“或曰”，並未肯定。

　　“河橫拒馬成天塹，孔濺飛狐表地阛。一帶戍垣危絕處，頻聞野鳥語閒閒。”這説的拒馬河確是指紫荊關外的這段了，詩作者黃可潤，清乾隆時期曾任易州知州，之前在劉琨家鄉無極當過縣令，那時劉琨已去世1400多年。

　　1153年，金朝皇帝海陵王完顏亮正式建都北京，史稱金中都。作為京畿要道關口，紫荊關走到歷史聚光燈下。

　　鐵馬西風下范陽

　　紫荊關可稱“戍垣危絕處”，但作為防西北方向的關口，北面以拒馬河為塹，地勢卻較平坦，危絕處在南門。

　　南門有三道，第一道在今坡下村的山谷中，今尚存遺址，過第一道門向北山勢陡峭，有古道稱十八盤，全長約十公里，盤旋向上。到山頂是二道門，也稱南天門，原有石匾橫書“畿南第一雄關”，今匾與門俱無。

　　南天門之後是第三道門，此門經過維修，雄姿猶存，雖名南門卻朝西開，門額上題“荊塞金城”，落款上寫“萬歷十七年紫荊關後備按察使劉秉星”等字樣，一側有水門，均可通行。水門朝南，頂上原有門樓，今可見基石。站在基石處四望，山巒起伏，城墻逶迤，氣象恢宏。進入這道門後，才算進入了關城。

　　南門雖險，要防的卻是平緩的北門。時下尋訪，最方便是下高速走省道，拒馬河紫荊關橋邊即是北門，橋高于河面，路高于北門。出國道下坡才能到關墻下，沿墻西行先路過朝北的水門，前些年水門還可通行，現已淤塞，2012年“7·21”洪水所致，這和地勢低不無關係。

　　這樣的地理條件，很難説是易守難攻。這一點在明代就有人提出，弘治年間，大臣高銓説，紫荊關之險被拒馬河劃破，佔據河的北岸可居高臨下，應該增築城堡。他的建議被採納，拒馬河以北的防守不斷加強，但也未能從根本上改變紫荊關防守的艱難。

　　紫荊關發生的幾次大戰，結果多是守方失利，且攻方常是攻不下居庸關改道紫荊關。十多年前經紫荊關走過十八盤，車在山嶺上曲折往復，印象深刻。後來有了高速公路，經過時只是走隧道，名關一閃而過，再難引起注意。

　　走高速過居庸關，也是隧道不斷，但路在崇山峻嶺中蜿蜒許久，雄關險要仍能感覺到。古人視居庸關為背，紫荊關為喉，是説紫荊關更為緊要，因為它更易被攻取。

　　居庸關在燕山中，紫荊關則處太行山（古時太行山廣義上包括燕山，這是指狹義）。太行山是黃土高原東緣，西來黃沙被擋下，西側（特別是北段）總體地勢平緩，東側則與平原形成鮮明落差，太行山北段關口向西防守有著天然不足。

　　清人顧祖禹比較內三關形勢，稱紫荊和倒馬“皆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之限，騎兵便于馳突。惟居庸重岡復嶺，關山嚴固，三關之守，居庸險而實易”。

　　“漠漠天青接大荒，高樓極目勢蒼茫。長城夜月防荊嶺，鐵馬西風下范陽。”范陽是今河北涿州，清人姚坍在《易州懷古》中道出紫荊關防守的困局，荊嶺長城難擋鐵馬西風。

　　當時，北方蒙古勢力崛起，金逐漸失去對大漠的控制，“韃靼來，韃靼去，趕得官家沒處去”。1206年，鐵木真建立大蒙古國，稱成吉思汗。1211年，蒙古軍在野狐嶺大敗金兵，乘勝攻入居庸關，進逼中都，攻城不克，劫掠後回歸大漠。1213年，成吉思汗再次攻金，打到居庸關下，金人將關門焊死，遠近路上布滿蒺藜，蒙古騎兵攻不下來，改走飛狐道，在紫荊關以西50公里左右的五回嶺擊退金兵阻擋。

　　那時紫荊關防守能力還較弱，蒙古軍過五回嶺後未遇有力抵抗。1214年三月成吉思汗到中都北郊，金宣宗遣使求和，奉岐國公主和親，並獻金帛、童男女，蒙古退兵，五月宣宗倉皇南走，遷都汴京（今河南開封），金從此一蹶不振。

　　1234年蒙古滅金。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1344年元人修成《金史》，丞相阿魯圖上《進金史表》，其中述及1213年武功，稱：“勁卒搗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南扼其吭。”吭即喉嚨，這是紫荊“咽喉説”的較早版本。

　　這一説法形成的背後是國運榮衰和黎民生死。蒙古軍圍困中都的同時分兵劫掠殺戮。在保州（今保定）“盡驅軍民出”“以殺為嬉”（劉因《孝子田君墓表》）；在須城（今山東東平）“屍積數十萬，磔首于城，殆與城等”（郝經《須城縣令孟公墓銘》）。

　　東平西臨黃河、東望泰山，頭顱堆積將與城墻齊平之時，是多麼期盼“使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傅光宅在紫荊關寫下的“河山帶礪”，表達出古人對名關的最大期許。

　　“已化蟲沙休自嘆，厭逢豺虎欲安逃。”詩作者元好問，蒙古軍屠忻州時，其兄元好古被殺。這年元好問25歲，已寫下了名句“問世間情為何物”，但他之後的生活再無風花雪月，只有亂離苦痛。“人在兵戈轉机悠，國家在兵戈轉机悠，天地在兵戈轉机悠。好問的命運在哪裏，他在一切轉悠轉机悠。”（朱東潤《元好問傳》）

　　元好問生于太行山西側的忻州，卒于太行山東側的獲鹿（今河北鹿泉）。他曾寫道：“太行諸山，東走遼碣（廣義上的太行），盤薄偃蹇。挾大川以入于海。”並説太行山下保定是京南第一雄鎮，1213年紫荊關外之敗，保定失守致使社禝傾覆，有詩雲“並州父老應相望，早晚旌旗上太行”。

　　他期待上太行的是金軍旌旗，這個願望未能實現。

　　戰勝元朝軍隊，將旌旗插在太行山上的是明軍。

　　戍卒持更月將落

　　“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這是明軍前身紅巾軍初起時寫在旗幟上的目標。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將徐達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同年由井陘道進軍山西，旌旗飄揚太行山。在取得對元軍的軍事勝利並將其驅趕到漠北之後，明廷並未用心在蒙古高原建立統治秩序。

　　工業文明興起前，農耕較遊牧更能提供穩定舒適的生活，中原人經營草原的動力和手段都不足，“洪武時期的明朝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去全盤繼承元朝的多民族大一統帝國，而是在元朝的一部分疆域內建立了以漢族為限的名義上的大一統王朝。”（李新峰《論元明之間的變革》）為保證這一目標的實現，明著手在太行山－燕山一線修建長城。

　　紫荊關長城應運而成。

　　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六年（1373年）鎮守北平的華雲龍進言稱，北部邊疆東起永平（今秦皇島），西到五灰嶺（即五回嶺），應建立防禦體係，特別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為重要，應重點防守，朱元璋準奏。應該是1213年“鐵馬西風下范陽”的往事，讓明君臣對紫荊關高看一眼。

　　朱元璋為自己的子孫考慮很多，許多方面都想到了，但後事並不如他所願。

　　正統十四年（1449年），紫荊關失守，攻城的瓦剌軍中有在土木之變中被俘的皇帝明英宗。

　　關于土木之變，傳統説法是明英宗受宦官王振蠱惑出徵，返回時王振想讓皇帝經過自己家鄉蔚縣，走飛狐道入紫荊關，後又擔心大軍踐踏自家莊稼，轉走居庸關，結果被困土木堡，大敗。《明史》《明實錄》以至《國榷》中記載大致如此。

　　近年有學人認為這是為尊者諱，出徵和路線選擇的第一責任人是明英宗，王振非好人，但在這件事中是背鍋。這説法不無道理，英宗復辟後對死在土木堡的王振很懷念，賜祭，祀之智化寺，今那裏猶存王振石刻像，看起來文質彬彬。如土木敗因王振，英宗當不至此。且假使走紫荊關，如顧祖禹所言“無高山大陵之限，騎兵便于馳突”，可能更易被追及。

　　英宗終究還是來到紫荊關，瓦剌軍以送英宗回京為名南下，一路攻居庸關，一路攻紫荊關。在投降太監喜寧帶領下，瓦剌軍攻入紫荊關，明副都禦史孫祥、指揮韓清、鎮守太監阮堯民戰死。瓦剌軍攻到北京城下，兵部尚書于謙指揮明軍堅決抵抗，瓦剌軍受挫被迫撤退。

　　此役中瓦剌軍未攻下居庸關，其統領也先挾持明英宗進出都是走紫荊關。從當時在明英宗身邊的錦衣衛指揮使哈銘的回憶看，明英宗相當于被軟禁，有自己的侍從服務，還接受明官民貢獻酒肉果品並自主分送給瓦剌將帥，但畢竟寄人籬下，鞍馬奔波，吃了不少苦，在紫荊關外還曾露宿山間。

　　這一年英宗22歲，紫荊關城是他繼位那年（正統元年1436年）初建的。正統四年（1439年）堵塞周圍隘口。土木之變前，新設了紫荊關守備指揮。明英宗加強紫荊關防守，與蒙古勢力重新崛起相關。明初橫掃大漠，蒙古各部備受打擊，無力到達宣化與大同一線，紫荊關高枕無憂，因而雖布置了太行山防線，但並未著力鞏固。

　　正統年間，瓦剌部迅速崛起引起明廷注意，太行山防線有所增強，但明君臣對來自草原的危險估計不足，這是土木之變發生的內在原因，也是造成紫荊關失守的重要因素。瓦剌3萬大軍叩關，明軍準備不足，臨時匯集了上萬兵馬，兵力不佔優，紫荊關防禦能力也不夠強。

　　紫荊關形成完善的防禦體係是土木之變以後，明朝對紫荊關的重要地位有了切膚之感。協助于謙守衛京師的葉盛説，如果紫荊關和白羊不丟，敵人到不了北京城下。于謙説，居庸關和紫荊關都稱咽喉，有人認為居庸更重要，但外敵攻居庸關難而打紫荊關容易，想要保衛京師，紫荊關不可不防。

　　景泰至崇禎年間，明不斷增修紫荊關，建成梅花狀的整體防禦工程。以關城內真武山為中心，關墻向四外延伸，形成4個不規則的城圈，可各自為戰也可互為呼應，關墻總長1.8萬多米，有城門9座，水門4座，戰臺19處。防衛力量也不斷提升，據嘉靖中期宣大偏保總督翁萬達所記，紫荊關駐扎官兵3671人，周圍隘口駐扎3620人（見《翁萬達集·預擬分布人馬以禦虜患疏》）。然而，這些努力，未能保證“河山帶礪”。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軍攻破紫荊關，守將丁起宗戰死。京師失守，崇禎自縊，明清易代。

　　今紫荊關長城以明代遺存為主，易縣文物管理所所長李連柱説，現存關墻1.2萬米，城門3座。今紫荊關村戶籍人口700多人，加上外來人口也不過千人左右，關城內已無古建築，當年官兵的戍守生涯早了無痕跡。

　　升平萬裏敞雄關

　　“兩根纖細、閃亮的鐵軌延伸過來了。它勇敢地盤旋在山腰，又悄悄地試探著前進，彎彎曲曲，曲曲彎彎，終于繞到臺兒溝腳下……”

　　這段關于鐵軌的描述出自鐵凝《哦，香雪》，講述鐵路給一個鄉村女孩帶來的生活變化。臺兒溝是個虛擬的名字，這條從首都開往山西的鐵路是京原線（北京到山西原平），沿蒲陰陘穿越太行山區，經過紫荊關。鐵軌雖纖細，但它承載著現代工業文明，悄然間打開山野女孩視界，也改寫千年雄關春秋。

　　易縣最早的鐵路建于清末，從盧漢鐵路（盧溝橋到漢口）高碑店站到易縣梁格莊，梁格莊是清西陵所在。清代紫荊關仍有駐軍，但康熙擊敗噶爾丹以後，草原部族已難形成威脅，太行山長城意義不再，清初顧炎武遊歷京畿，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稱“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喉也”，這是紫荊“咽喉説”通行版，也可稱是“絕版”了。

　　“升平萬裏敞雄關，況是中天月滿環。夜景最宜高處賞，層巒不惜靜中攀。清連玉宇欲仙去，寒透黃庭怯酒慳。回首當年戎馬地，可能侵曉嘯歌閒。”這是乾隆年間易州知州楊芊的詩作，月下紫荊，不再是戍卒持更，而是縱酒嘯歌。

　　在清代，紫荊關咽喉地位漸失，易縣最重要之處是雍正等歸葬的西陵。

　　1902年慈禧決定次年去西陵祭掃，當時盧溝橋到保定段已通車，袁世凱建議往易縣修支線獲準。工程由詹天佑主持，這年12月開始築路，1903年4月竣工，全長42.8公里。

　　京原線是經過易縣的第二條鐵路，1965年開始建設，1971年通車，全長418.5公里。工程穿越太行山區，隧道總長佔新建線路長的近四分之一，《哦，香雪》中這樣描述京原線的隧道：“它愣在那裏，就像大山的一只黑眼睛。”

　　為打開這“眼睛”，工程使用3噸以上炸藥量爆破71次。線路設有紫荊關站，現有客車通行。紫荊關鎮鎮長隗高歌説他曾坐過這趟車，到北京3個多小時，票價不到10元。

　　本世紀以來，長城保護和修復是紫荊關的主要課題。紫荊關鎮政府原設在關城裏，出于文物保護的需要，現已搬出。當地曾想將關城裏的居民都搬出去，進行總體保護開發，但居民積極性不高，地方也沒那麼多資金。不過，在國家和省市文物部門的支援下，紫荊關城已進行了一些修復工作，李連柱介紹説，從2003年到2016年，關城陸續已修復了2000米城墻。現在看到的北門、“荊塞金城”門及其相連的城墻都是修復後的。

　　紫荊關長城修復曾引起爭議，2004年春有長城志願者在北門修復現場發現工人拆除水關內墻原有磚包墻體，修復的墻體是水泥和塊石構成的花石墻（虎皮墻），認為虎皮墻不是長城舊貌，破壞了原有的歷史資訊，經報道後引起關注。

　　這年6月，筆者實地走訪，負責工程的河北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劉清波説，所謂非議，有些是對工程了解不全面，如説舊磚拆下後就不用了，其實一半以上完好就用；有些是對紫荊關了解不全面，如説虎皮墻不是原貌，其實現存紫荊關主體是明朝修成，當時紫荊關關城內側墻體以虎皮墻為主，修復工程方案是國家文物部門的專家比照明長城的標準制定的。

　　這年，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羅哲文一行到紫荊關維修工地實地考察，認為工程設計合理，施工基本符合設計要求。

　　時下可見，修復後北門水關一帶內墻中間十來米長是磚墻，兩邊接石頭砌成的虎皮墻，仔細看可辨出磚墻上邊呈半圓形，以新磚為主，其余部分是舊磚。

　　站在北門上環顧，拒馬河如帶，太行山巍峨。

　　易縣文旅局黨組成員、文物局局長方華説，紫荊關長城修復已報新計劃，將繼續進行。

　　在備受重視的“咽喉”時期，紫荊關就不是一個易于守護的關口，而今，它面臨的保衛任務更重。

　　當年筆者到紫荊關採訪後寫了篇《保衛紫荊關舉步維艱》：“從前紫荊關的存在是為了保衛疆土，而今需要保衛的是它本身……我們希望文物能凝固歷史，但時間卻不停地改變一切……面對不斷演化的世界，紫荊關要永葆其原真性，應該是它保衛史上最難完成的任務了。”（記者 王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