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月26日報道 《西班牙人報》網站1月16日刊登題為《人工智能作為産業和就業政策：中國模式》的文章，作者是阿爾韋托·伊格萊西亞斯·弗拉加。文章摘編如下：

  一段時間以來，我常感到我們在歐洲談論人工智能（AI）時，如同在討論明天的天氣：人人都有觀點，各類準哲學辯論愈演愈烈，雄心勃勃的法規草案層出不窮。然而，我們既未真正開發這項技術，也未曾有效落地應用，更遑論在全球化環境中實現有效的監管。

  這並非數字領域獨有的現象，任何關注最新地緣政治動態的人都能看到類似的言辭高漲而行動滯後的現象。言辭不過是空洞的修辭，當你的對手都手握真正的武器時，空談毫無用處。

  在人工智能這個問題上，我意識到，當我看得越多、數據分析得越深時，就愈發清晰地意識到：歐洲的根本問題並非技術或監管本身，而是更深層的結構性政治問題，而這正是歐洲不擅長的領域。

  所以，我們必須拋開成見或口號，認真審視中國模式。需要明確的是，我並非主張直接套用中國模式，也不是將其理想化。我認為，我們必須理解何為真正嚴肅地對待技術轉型。

  中國研究人員的研究指出，2016年至2023年，中國人工智能投資從略高於150億元人民幣增至超過2130億元人民幣。同期，中國的實體經濟投資並未像西方討論中常常假設的那樣出現萎縮，而是穩步增長。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也保持增長。這裡並沒有出現我們在討論自動化時常常擔憂的勞動力市場崩潰或産業去資本化的跡象。

  有趣的不僅是這些發展軌跡的並存，而且各種要素之間也存在着密切&&。中國模式錶明，人工智能扮演着驅動力的角色，推動着傳統經濟的發展，並提高了工資水平。這一模式趨向於穩定的平衡狀態，沒有出現混亂周期或經常發生的波動。

  在中國，存在一條可識別、可預測且受控的轉型路徑。治理機制清晰明確，産業政策和國家政策都與人工智能緊密相關。

  這樣的穩定性源於一套監管框架，該框架並非僅僅設定限制，而是引導技術的部署。這一點尤為重要。以就業為例，最終的均衡狀態主要取決於與人工智能本身相關的參數，而非整個勞動力市場。換句話説，在人工智能密集型經濟體中，就業更多地取決於技術設計，而非集體談判、立法或任何形式的監管。

  因此，中國致力於推進向人工智能技術的轉型，不僅通過事後勞動政策，也通過事前決策來實現，包括激勵何種類型的技術、如何將其融入現有産業，以及在何種條件下擴大規模。這並非西方理解中的自由主義，卻與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願景相符。

  現在再來看看處在對立面的歐洲。它深陷一種令人擔憂的自滿狀態。我們在監管、倫理框架和權益方面取得長足進步，歐盟《人工智能法案》無疑是這些領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但我們仍然面臨一個根本性問題，那就是我們缺乏對人工智能在生産模式中作用的共識。我們監管其風險，卻不設計發展路徑；我們談論價值觀，卻並不總能將其與産業、技術和資本能力的實際積累相結合。

  中國將人工智能視作經濟主權與工業實力的關鍵載體，歐洲則面臨陷入雙重困境的風險：既非全球技術的引領者，亦難成為規則制定的仲裁者。

  歐洲若繼續沿着當前路徑走下去，恐將淪為別國技術的成熟消費者：擁有一套完備卻難以落地的監管體系，對技術的部署方式缺乏實質影響力。（編譯/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