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出售電話卡、銀行卡、支付碼，成了電詐“工具人”，怎麼處理？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關於辦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併發布依法懲治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及相關犯罪典型案例，統一法律適用標準。據了解，這項罪名成為年輕人掉坑“重災區”，35歲以下被告人佔比超過80%，25歲以下被告人佔比高達三分之一，特別是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群體涉案問題突出。

  “身份證、電話卡、銀行卡、互聯網賬號等不能出租、出售，也不能出借，更不能參與‘刷單’‘跑分’，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會成為他人犯罪的‘幫兇’。”最高法刑三庭庭長汪斌説。

  幫信犯罪仍然高發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當前，電信網絡詐騙等新型信息網絡犯罪高發多發，衍生大量上下游關聯犯罪，這些關聯犯罪又為電信網絡詐騙提供幫助和技術支撐，反向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高發多發的重要推手。其中，幫信罪成為數量最多、佔比最大、性質最複雜的犯罪類型。”最高法刑三庭副庭長王魯説。

  在公安機關發布的20個防詐關鍵詞中，“幫信行為”位列其中，即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為其提供技術支持或幫助的行為。

  “從公安機關掌握的情況看，電話卡、銀行卡濫用依舊是當前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持續高發的重要根源之一。”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鄭翔介紹説，公安部高度重視打擊治理“兩卡”違法犯罪，連續多年會同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人民銀行、最高法、最高檢部署開展“斷卡”行動。今年以來，公安部刑偵局共下發“斷卡”線索78萬條，查處“兩卡”違法犯罪嫌疑人23萬人，打掉非法開卡團夥5500余個，繳獲非法“兩卡”17萬餘張，抓獲銀行、運營商“內鬼”23名。

  “隨着‘斷卡’行動的深入開展，涉‘兩卡’幫信犯罪案件快速增長，佔全部幫信犯罪案件的80%左右。”汪斌&&，2020年以來，全國法院一審審結的幫信犯罪案件數量逐年增長，2023年超過10萬件，隨着打擊治理工作的深入推進，2024年全年和今年上半年幫信犯罪案件數量雖同比有了大幅度下降，但仍處於高位；同時，涉“兩卡”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案件同期也大幅度增長，去年以來雖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位的總體態勢尚未根本改觀。

  為更好適應“兩卡”犯罪形勢變化，《意見》對涉及“兩卡”犯罪的“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進一步統一：

  將原規定的出售、出租本人銀行賬戶、支付賬戶並達到相應流水金額的“情節嚴重”標準，明確為出售、出租本人三個銀行賬戶、支付賬戶並達到相應流水金額的“情節嚴重”標準。將原規定的收購、出售、出租他人電話卡20張以上屬於“情節嚴重”情形，調整為不再區分他人、本人，只要收購、出售、出租電話卡20張以上，即認定屬於“情節嚴重”情形。

  同時，為避免客觀歸罪，實務上需查證行為人是否達到相關入罪標準，規避僅依據行為人的行為判斷帶來的擴張風險。

  準確把握刑事政策

  隨着涉“兩卡”幫信犯罪形態更迭，目前已出現職業開卡人、職業養卡人等不法群體，形成“卡農—卡商—卡頭”的組織模式，為境外團夥提供“技術助攻”。

  打擊治理“兩卡”違法犯罪工作仍面臨挑戰，鄭翔坦言，“兩卡”實名不實人的問題依然突出，一些電詐犯罪團夥大量收購他人實名電話卡、銀行卡，甚至組織、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老年人等群體實施犯罪。針對此類情況，《意見》專門作出規定，列出了8種依法從嚴懲處的情形，為公安機關嚴厲打擊組織性、職業性、跨境協同實施幫信罪活動的行為提供了有力法律武器。

  “實踐中，辦案單位要按照《意見》規定，準確區分幫信罪和詐騙罪共犯，對明知他人實施詐騙犯罪，為他人提供幫助，事先通謀或者形成較為穩定配合關係的，要以詐騙罪共犯論處，決不能一‘幫’了之；要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未成年人及在校學生群體要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依法從寬處罰；但要組織專門力量加強審查深挖，徹查幕後組織者、指使者，依法從嚴懲處，決不能一‘放’了之。”鄭翔説。

  在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中，上海某職業技術學院學生高某組織同學顧某、某中專院校學生師某（未成年人），向他人出租銀行卡。事發後，顧某、師某分別退出違法所得3000元和2300元。最後，檢察院對顧某決定相對不起訴，並通知其所在院校，建議對其予以處分；對師某決定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為六個月。

  針對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王魯説：“這起案件中，三人均為在校學生，辦案機關依法對三人從寬處理，檢察機關對顧某、師某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並加強與教育部門、學校、家庭的溝通&&，督促嚴格管理教育，避免再犯。”

  明確免刑並非免責

  統計數據顯示，當前幫信犯罪的被告人呈現低齡化、低學歷、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的“三低一高”特點，一些電詐、洗錢犯罪團夥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涉世不深、法治意識淡薄的弱點，蠱惑、引誘其出售、出租自己的電話卡、銀行卡，甚至將部分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發展成為“卡頭”，社會危害嚴重。

  “打擊治理幫信及相關犯罪是一項系統工程。”王魯認為，在依法嚴懲職業性、組織性犯罪活動及其組織者、指揮者和骨幹人員的同時，應注重區別對待。

  《意見》提出對涉案未成年人、在校學生依法從寬處罰的總體要求，設立“準確把握對未成年人等群體刑事政策”條款，規定對涉案未成年人應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犯罪情節輕微的，一般應當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依法不作為犯罪處理，並規定對在校學生參照上述規定酌情從寬處罰。

  王魯進一步&&：“對於不予刑事定罪處罰的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絕不是，也不能‘一放了之，不管不顧’，‘不刑’不是‘不管’，免刑並非免責。要按照《意見》相關規定，做好行刑銜接工作。此外，還要注重深挖徹查組織、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等群體實施犯罪的人員，依照《意見》相關規定依法嚴懲，絕不姑息。”（記者 張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