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1月12日電（記者劉軍）浙江德清，莫幹山腳下，年近90歲的王家耀院士剛剛結束一場地理信息學術會議。儘管感冒未愈，聲音略帶沙啞，他仍然抖擻精神，接受了我們的獨家採訪。
這位深耕測繪地理信息領域近70年的科學家，是中國地圖學與地理信息工程領域的奠基人之一。從手繪地圖到數字地圖，從傳統製圖到地理信息系統，他親歷並推動了中國地圖學的完整轉型。在第二屆中國測繪地理信息大會的間隙，王院士與記者展開了一場關於地圖、國家與文明的深度對話。
王家耀院士接受新華網採訪。記者劉軍攝
“地圖不僅是一門科學，更是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徵，是民族記憶的生動見證。”這是王院士開場的第一句話。
地圖上的國家記憶——主權與文明的雙重象徵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版圖，每個國家都有維護領土完整和主權的責任。”王院士説。
這位畢生與地圖打交道的科學家，對地圖的理解早已超越了技術層面。“歷史上留存下來的文獻與地圖，正是一個國家版圖疆域最有力的證明。”他緩緩道來，聲音裏透着歲月沉澱的厚重。
王院士進一步闡釋了歷史底氣的來源：“不是憑主觀想象説話，而是憑自古以來的文獻和地圖。我們最早發現、最早命名、最早實施管轄——這三條，就是歷史的底氣，也是確鑿的證據。”每説一個“最早”，他的語氣就加重一分，眼神中閃爍着堅定的光芒。
在王家耀看來，地圖不僅記錄國家的變遷，更承載着民族的集體記憶。“我們有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地圖也有相伴而來的歷史。那是多少輩科學家努力的結果，是我們文化自信的根基。”説到這裡，他的目光篤定而嚴肅，仿佛穿越時空，看到了歷代地圖學家伏案繪圖的背影。
王院士特別系統地闡述了地圖文化的三種存在形態：“基礎地圖是國家的‘底圖’，反映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化特點；文化地圖以地圖形式反映民族、人口、語言、宗教等文化要素；而地圖文化創意産品則展現了地圖的藝術性。”
“這三種形態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他強調道，“我們不能只重視一種，忽視另一種。地圖既是科學的，也是文化的，更是精神的。”這番話不僅展現了一位科學家的專業素養，更流露出一位文化傳承者的深切情懷。
科學精神的傳承——從手繪時代到數字紀元
作為中國地圖學現代化進程的親歷者和推動者，王家耀對製圖技術的變革有着深刻體會。“我們過去一本地圖集要做五六年，現在一兩年就完成了。”對比今昔，他既感慨技術發展帶來的變革，更堅守着不變的科學精神。
王家耀院士接受新華網採訪。記者劉軍攝
“技術先進了，製圖更精細了，生産周期縮短了，減少了人工勞動，但它不影響地圖文化的內涵。”王院士的這番話，道出了技術在變、精神不變的深刻哲理。
談到製圖工作的核心要求時，他神色格外認真：“我們在製圖過程中形成了八個字：認真、細緻、準確、及時。”接着，他逐一闡釋：“認真，不能馬虎；要細緻，那一點一線都要把握到位；還要準確，差之毫釐就失之千里；要及時，要把地理世界的變化及時反映到地圖上。”
這八個字，凝聚了他近70年科研生涯的心得，也是從手繪時代到數字時代始終不變的科學操守。
當話題轉到歷史地理學研究時，王院士的語氣更加凝重。針對今年引發學界巨大爭議的“尕日塘秦刻石”，他表達了明確的態度：“一定要用事實説話，不能憑想象。對社會上的一些歷史問題做論斷時，總是要有東西來做證據的，不能憑空想象下結論。”
他以鄭和下西洋是否到過美洲為例，進一步説明科學判斷的重要性：“比如鄭和下西洋到底到過美洲沒有？從歷史文獻、當時我們國家航海的整個技術水平和造船能力來看，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鄭和沒有到過美洲。我們不能因為沒有事實依據就隨便做結論。”
“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判斷，來做結論。”王院士堅定地説。
文明的接力——讓地圖文明代代相傳
儘管年近90，王家耀院士依然活躍在科研和教學一線。對地圖知識的普及和傳承，他懷着深深的憂思與強烈的責任感。
“我覺得我們這方面做了些工作，但還做得不夠。”談到國家版圖知識科普，王院士的語氣中帶着緊迫感，“全國的測繪科學家們都有這個責任。”
他詳細介紹了目前的科普工作成效：“通過測繪法宣傳日進行宣傳，也要功夫下在平常，搞一些科普，讓老百姓都懂。”以河南為例，他説道：“我們這些年來從小學開始就講地圖的重要性，小學、中學都在做。我們還正在籌建一個大型的地圖博物館。”
王院士特別強調科普工作要從基礎抓起：“這個工作一定要從娃娃抓起，從小學生抓起。所以我多次建議，我們要動員廣大科技工作者走到科普第一線。”
對於科普工作，王家耀有着獨到而深刻的理解：“你的報告可能做的水平很高，但科普不一定講得很好。關鍵是怎麼讓老百姓聽懂。科學的精神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這番話，道出了科學普及的真諦。
談到正在籌建的地圖博物館，王院士眼中閃着期待的光芒：“建設地圖博物館有三個意義：一是宣揚科學家精神；二是讓社會大眾都了解我們國家的版圖；三是要從娃娃抓起。”
説到這裡，他的語氣變得深沉：“我有時候真的擔心，過多少年以後，我們的後人憑什麼來研究我們這時代的地理世界呢？憑什麼？沒有地圖了，你沒有證據啊。有的人不了解地圖有啥用，它是一種文化的傳承，文化是有精神的，也是有物質的。”
面對數字化時代的全面來臨，王院士對地圖學的發展有着深刻地思考。他詳細解釋道：“不同時期、不同地圖上各個要素的表達，所存在的文化它是不一樣的。從古希臘的愛琴海文明到埃及的尼羅海流域文明，往東走是古巴比倫的兩河流域文明和印度流域文明，再往東邊走是中國的黃河流域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地圖上都可以找出特點來。”
對於技術創新，王院士持開放而理性的態度：“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製圖技術手段在變化，製作地圖的科學性更強了、精度更高了，減少了人工勞動，生産周期也短了。但是，它不影響地圖文化的內涵。”
他特別支持各地開展歷史地圖集和文化地圖集的編制工作：“我們現在一再強調支持各地搞歷史地圖集、搞文化地圖集，就是文化傳承的問題。
“地圖是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徵吶。”這句話在採訪中被王院士多次提及，簡單樸實卻振聾發聵。它不僅是對地圖本質的精闢概括，更是一位老科學家畢生堅守的信念。
從手繪地圖到數字製圖，從科學研究到科普教育，王家耀用70年的科研生涯詮釋着“讓地圖説話，讓歷史做證”的執着追求。在他的身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科學家的專業精神，更是一種深沉的家國情懷和責任擔當。
“文化傳承非常重要。”採訪最後，王院士的這句深情告白，久久回蕩在空氣中。
在數字化浪潮席捲各行各業的今天，這位耄耋老人用他一生的堅守告訴我們：地圖，不僅是地理信息的載體，更是國家主權的象徵、文明傳承的見證。每一幅地圖背後，不僅有着山川河流的走向，更有着自己對文明的認知與守望。
這種穿越時空的文明守望，正是地圖給予中國人最深沉的自豪底氣。而像王家耀這樣的科學家，就是這種底氣的守護者和傳承者。（程浩然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