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5年世界互聯網大會文化遺産數字化論壇在陜西西安舉行。來自中國、德國、意大利等國的近百個文化遺産數字化保護項目進行了展示。讓文化遺産獲得“數字生命”，再次進入大眾視野。

  文化遺産承載着重要的歷史、藝術、科學乃至社會價值，且脆弱又無法再生。如何判定並且彰顯文化遺産的價值，如何以一種更為適當的方式保護和延續文化遺産是重要議題。如今，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為文化遺産的測量、記錄、規劃、日常管理、監測、展示利用等開闢了新的路徑，成為保護傳承和活化利用文化遺産的重要手段。

  數字化極大推動了文化遺産測量和記錄技術的革新，這種革新有可能推動學術界關注過去未曾關注的信息，從而帶來對文化遺産價值認知的深化和補全。例如，北京房山雲居寺存有大量隋代至遼金時期的珍貴石經，歷經千年，許多石刻經文已難以辨識，而“微米級”微痕增強成像數字技術的應用，讓原本已經漫漶不清的文字有了識別的可能。位於石經山頂五台之一的曝經&，是遼代碑刻記載的“曝經祈福”之地，多年以來一直被認為是“無字石&”，經多角度光源矩陣掃描與算法增強，首次揭示其表面存在大量雕刻文字，顛覆了此前的認知。

  數字化還能拓寬文化遺産展示層面的可能性。傳統的文化遺産展示，通常需要在本體上施加建設性工程。為避免破壞遺産本體，或避免展示工程的干預手段在視覺上對遺産的歷史感、氛圍感産生打擾，人們有時會選擇放棄對文化遺産進行闡釋。這種情況在考古遺址的展示中尤為常見，觀眾也常因此抱怨“只看到一些土堆，什麼也沒有”。在學術界，對於已經失去形象的文化遺産是否應在實體層面進行原址、原樣的“重建”，一直是爭論的一大議題。在此背景下，以數字化為支撐的虛擬重建和沉浸式漫游，意義更加凸顯。其既能幫助當代觀眾直觀地理解遺産對象，又不會對遺産本體産生過多的干預，避免讓觀眾對遺産本體産生“真假不分”的錯覺。

  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技術、交互性數據庫等技術的運用，推動文化遺産保護數字化走向“智慧”或者“交互”，使得當代觀眾與文化遺産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單一向度的“觀看”“欣賞”或者“學習”。敦煌石窟、雲岡石窟在這方面提供了示範。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世界遺産培訓與研究中心（北京）等機構發起的大運河（北京段）遺産監測公眾參與活動，鼓勵公眾志願者將日常拍攝的大運河照片通過小程序上傳，如此做法既能彌合大運河這一文化遺産在日常監測上面臨的困境，對於提升公眾的遺産保護意識也大有裨益。

  相較而言，博物館展覽環境更加可控，在對文化遺産相關信息進行數字化方面也涌現出更豐富的成功案例。例如，中國大運河博物館“運河上的舟楫”展在搭建數字沉浸展廳的同時，在線上融入對實物模型的展示，力求虛擬體驗和對實體之“物”的觀看相互補充，如此既能對文化遺産的價值有更為全面的闡釋，又能讓觀眾借此形成更豐富的體驗。對於許多位於文化遺産地現場的博物館而言，其在展品資源上並不一定豐富，有時或陷入無“物”可展的尷尬，如“運河上的舟楫”一般的模式便為平衡此類尷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此外，湖南博物院舉辦的馬王堆漢代文化沉浸式數字展，國家圖書館舉辦的山西永樂宮文物精粹暨數字藝術大展等，也是數字化展示方面備受關注的案例。

  值得指出的是，技術越是發展，對技術應用的審視越重要。文化遺産保護中的數字化應用，也存在不少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例如，數字化監測形成了大量的日常數據，如何將這些數據應用到遺産地的風險評估或應急預案制定中，目前尚未形成有效機制。數字化展示能夠為觀眾帶來更為沉浸、具身的體驗，在市場化環境中可以迅速吸引大量的觀眾。但是，觀眾數量層面的“火熱”並不一定與文化遺産的價值傳播或者教育正向相關。當一處遺産地的數字化展示得到了觀眾的認可，展示的重點是否還圍繞着遺産價值最為核心的部分展開，還是轉移到市場營銷邏輯層面的“賣點”上？被市場快速接受的數字化産品，是否能反哺遺産本體，還是僅作為一個獨立的産品而流通？在虛擬現實、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今天，其便捷與酷炫，是否會助長關於遺産不同信息的雜糅與拼貼，從而創造出一個從未真正出現過的“歷史”？這些追問值得我們不斷思考。

  當前，數字化在文化遺産保護全流程中的意義已經被更多“看見”。未來，我們應堅持以文化遺産的價值保護與傳承為核心，數字化技術作為手段，讓文化遺産煥發更多活力，更好滿足人民群眾需求與期盼。

  （作者：王思渝、張劍葳，分別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長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