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2月22日電  12月22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燃燈”接力——張桂梅和她的學生們》的報道。

　　歲末的雲南麗江市華坪縣，山還是綠的。“中國共産黨萬歲”幾個大字立在獅子山頭，靜靜俯瞰着山腳下的縣城。獅子山腳下，華坪女高傳來陣陣讀書聲。

　　回望即將過去的這一年，張桂梅依然在平凡中堅守。她照舊在清晨催促學生起床，高考時守在考點外，夜裏和老師們琢磨教案，一個環節也不敢松勁兒。

　　在日復一日的耕耘中，有幾束特別的光在歲月裏留下印記。今年5月，張桂梅日常使用的小喇叭等5件（套）實物被國家博物館正式收藏。國博收藏小喇叭，也意味着張桂梅、華坪女高，進入了國家記憶殿堂。

　　對每一位學生而言，在女高的三年，一千多個日夜，真是一場漫長又寂寞的遠征，小喇叭一直陪伴着她們。“跑起來，都跑起來！”“還有一分鐘，還有三十秒……”從督促起床到深夜巡寢，它日復一日穿透大山的寧靜。

　　她們有共同的奮鬥記憶。凌晨五點半起床，六點晨讀，雷打不動的課間操，張桂梅拿着小喇叭“快一點，再快一點”的督促。

　　自2008年建校以來，華坪女高已幫助2000多名山區女孩走進大學。

　　當高考結束，告別小喇叭，讀完大學，山外的世界敞開大門，改變命運的契機來臨時，是扎根故鄉？還是走向遠方？

　　華坪女高不少畢業生做出了堅定的選擇。張桂梅小喇叭播撒的星光，被她們帶回大山，化作一盞盞溫暖的燈，照亮更多山路。

　　這或許就是教育最完整的意義——它不僅讓光走出去，更讓光照回來，接力“燃燈”，最終讓整個山鄉都亮起來。

從星光到星光

　　在華坪女高，時間仿佛被拉長了，又仿佛被壓縮了。

　　在校園裏，清晨五點半的星星和月亮還挂在天空，山裏的霧氣還沒散盡，宿舍樓已經亮起燈。學生們穿衣洗漱的動作很快，從宿舍到教室，腳步聲回蕩在校園裏。

　　七點早自習結束，孩子們如紅色溪流般衝出教學樓，快步跑向食堂。張桂梅的小喇叭聲不時響起：“快一點，再快一點！”食堂裏沒有喧嘩，十分鐘內，許多人已收拾碗筷返回教室。

　　“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於群峰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傑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每個清晨，一身紅色校服的女孩們高聲誦讀誓言的聲音都會響徹校園，人人朝氣蓬勃。

　　華坪女高的一節課比其他學校都長：白天一個小時，晚自習一個半小時，每一分鐘都塞得滿滿當當。老師講課聲音洪亮，內容紮實；學生低頭記筆記時，能聽見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

　　從清晨天沒亮透，到晚上十一點下自習，女高的時間像一條繃緊的弓弦。匆匆步履、瑯瑯書聲，你能感受到它在積蓄力量，等待某個時刻的釋放。

　　女高的作息表由張桂梅制定，把可以用的時間“擠乾”。而制定者本人也是執行者——她住在學生宿舍，比其他人更早到教室。天還沒亮，她到走廊巡看，在樓道裏給老師“打卡”。午休時她到宿舍查寢，吃飯間隙拿着小喇叭催促，學生做“紅色課間操”時，她站在隊列裏挨個糾正動作。

　　由於胃病，張桂梅經常只喝點粥、吃一塊餅。她翻開辦公桌抽屜，把瓶瓶罐罐裏的藥片抓一大把塞進嘴裏。因為關節痛，她的手上貼滿膏藥。

　　最近，得流感的學生多了，張桂梅憂心忡忡：“一生病就是七八天、十來天上不了課，這都高三了，太影響學習！”

　　“多穿點唄！都感冒了！”課間休息時，她看到戴口罩的學生就會大聲叮囑。晚自習後，她檢查最後離開的學生是否鎖好了門。深夜十一點後，她辦公室的燈還亮着，整理一天的情況，準備第二天的工作。

　　很多時候，張桂梅的操心不是絮絮叨叨的叮囑，而是一種沉靜的陪伴。她站在教學樓門口，看學生們小跑着經過，眼神裏有催促，也有心疼。

　　小喇叭一直是她身邊最忠實的“夥伴”。校園裏空間開闊，張桂梅嗓子沙啞、肺活量不足，生病時的喊話孩子們更是聽不見，常常吼到發不出聲、説不出話來。“沒辦法，我才去菜市場買到了第一個小喇叭。從那以後，總算有了能傳遞聲音的工具。”張桂梅説。

　　後來，張桂梅請人每年去昆明一家批發市場，成箱地批發小喇叭。教室、走廊、宿舍裏都放着，隨手就能拿到。這麼多年來，她已記不清用壞了多少個。

　　從“快點快點”的聲聲督促，到歌曲《萬疆》的豪邁，從小喇叭裏傳出的話語，幾乎每天都在華坪女高重復着，陪伴着孩子們從起床、晨讀、吃飯、上課到就寢，讓每個人都知道時間的珍貴。

　　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這裡的節奏快，像山裏人在大雨來臨前搶收晾曬的玉米，又像候鳥在季節變換前日夜兼程地振翅南飛。從老師到學生，都朝着同一個方向努力，緊張中透着默契。

　　嚴厲的另一面，是細心的慈愛。冬日的華坪，早晚溫差大。“天氣冷，孩子們學習很辛苦。昨晚我讓食堂給孩子們加餐，買了490多個漢堡，一人一個。”張桂梅笑着説。

　　星光是最忠實的見證者——清晨的星光看著她們走向教室，夜晚的星光陪着她們走回宿舍。星光還記錄着每一道被攻克的數學題，每一篇被背誦的課文，每一句激昂的誓言，每一個關於“高山”與“人傑”的執念。

　　這日復一日的奔跑與堅持，要到高考那一刻。

　　而當三年苦讀結束，當大學的日子成為過去，當改變命運的機會真正擺在面前——

　　她們，會怎麼選？

故鄉，歸去來兮

　　在一些偏遠閉塞的地方，“故鄉”二字常常意味着跨越的起點，而非歸處。

　　但在華坪女高很多學生的心裏，故鄉卻是另一番模樣——看得見，也回得來。

　　2008年，全國第一所公辦免費女子高中——華坪女高成立。自建校那天起，校長張桂梅就定下規矩：學費、住宿費全免，只收少許伙食費。家庭困難、基礎薄弱的女孩，都被一一接進了校門。

　　十七年來，這所學校送出去2000多名學生，幫助她們走出大山，圓了大學夢。畢業後，多數人回到雲南各地工作——永善、馬關、寧蒗……衛健系統、鄉鎮機關、派出所、三尺講&，都能看見她們的身影，而且大多數人仍堅守在邊疆山區。

　　那一份歸來的名錄上，寫着教師、醫生、護士、警察、基層公務員、農業技術員……對很多人而言，故鄉是“回不去的遠方”，但對她們來説，卻是可以用雙腳重新走過、用雙手一起建設的土地。

　　“她們出來見了世面，看了外面，再回來，就不一樣了。”張桂梅説，“這和不出來，是兩回事。”

　　高三數學老師周雲麗，就是那個“不一樣”的人。

　　在華坪女高高三62班的教室裏，門上貼着高考倒計時牌，課桌上堆滿書本。周雲麗站在講&上——她是女高第一屆學生，也曾是命運軌跡裏一個不肯認命的“叛逆者”。

　　1993年，周雲麗出生在華坪縣石龍壩鎮的一個小山村。她和大兩歲的姐姐周雲翠，與患有小兒麻痹症的父親、年邁的奶奶相依為命。家庭貧困、母親早逝、自己右眼失明……生活像大山一樣壓過來。

　　2008年，姐妹倆因家境困難面臨輟學。剛剛成立的華坪女高，為她們撐開了一把傘，讓姐妹倆有了學習的機會。“遇見張老師，是我們這輩子最大的幸運。”周雲麗説。

　　2015年，姐妹倆又同時大學畢業，一個學的數學，一個學的會計。當年拿到錄取通知書時，家裏根本湊不齊兩份學費，是張桂梅拿出自己的獎金，又四處奔走籌款，才把兩人都送進了大學。

　　這份情，沉甸甸地壓在心底，也明燦燦地照在路上。2015年，周雲麗大學畢業，原本已考取寧蒗縣一所中學的正式教師崗位，可聽説母校缺數學老師，她幾乎沒有猶豫，放棄編制，回來當了一名代課教師，一年後才轉正。

　　總有人問她：“你讀了大學，為什麼還回來？”她的理由很實在：“正好缺人。”可這份“正好”背後，是一次心照不宣的奔赴。

　　“我非常希望得到張老師的認可。當她同意我回來時，我太高興了。”周雲麗説，“現在，張老師老了，我們長大了。”

　　張桂梅常在假期去家訪，尤其是寒暑假，幾乎日日奔波在山路上，她見過太多艱難與無常。“從一些困難的學生家裏走出來，常常哭得説不出話。”張桂梅回憶。如今，她仍然盼望孩子們走出大山，卻也期待着一些人能學成歸來：“家鄉多一個人，老人和孩子就多一份依靠。”

　　“村裏有山、有樹、有房子，還得有人。我以前總讓學生‘飛’出去，別再回來。現在想想，能回來還是回來吧。”張桂梅説。

　　無論身處何地，辛勤工作都是為國家與社會添磚加瓦。然而，對於地處大山深處、經濟轉型發展處於關鍵期的華坪縣而言，從這裡走出去的女高學子在學成之後選擇歸來，其意義格外珍貴。

　　歷經“一煤獨大”的發展瓶頸與産業轉型的艱難探索，如今的華坪依託生態、氣候等優勢愈加成為熱土，發展基礎與各類條件也今非昔比。

　　一個孩子考上大學，一個病人重新站立，一片果園迎來豐收，一場糾紛得以化解……從華坪到更遠的地方，這些姑娘像山裏的樹，枝葉奮力伸向天空，根卻在泥土裏越扎越深。

　　“不管我們在哪個行業，都要為家鄉的建設添磚加瓦，讓父老鄉親知道，有你們這一代年輕人，是他們最大的福氣。”張桂梅的話語樸素而有力。

　　一年年過去了，一屆屆學生畢業了，但師生之間的情感，並未被時間沖淡。畢業多年的學生，至今仍彼此牽掛、互相打聽：“張老師身體還好嗎？”“你最近回學校了沒？”

　　可張桂梅常把回來看她的學生“趕走”，“別總惦記我，好好工作！”

　　嚴厲的話，藏着最深切的期望——願她們向前走，但若回頭，故鄉永遠有路可歸。

回來的路，各有各的走法

　　“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從女高畢業十多年，華坪縣中醫醫院康復醫學科主任劉琪美背出女高的誓言時，已經淚流滿面。這句話，是她人生的真實寫照。

　　生於1992年的劉琪美穿着白大褂，幹練的短髮和當年從華坪女高畢業時一個樣。若非張桂梅和女高，她的求學路早因家境貧寒而中斷。弟弟久病、鄉親看不起病的經歷，讓她立志學醫。她選擇針灸推拿專業，原因是“想讓家人和鄉親看病更方便”。

　　畢業時，她放棄昆明診所的工作機會，回到華坪縣中醫醫院。“離家人近，離需要我的鄉親近。”她説，“針灸能帶回家，村裏的老人行動不便，都可以到我家來做治療。”

　　康復醫學科的工作瑣碎重復：問診、查房、寫病歷、調醫囑。患者多是山區老人，中風偏癱、關節疼痛、術後康復是日常主題。從臨床醫生到科室主任，從“先進工作者”的榮譽到兩個孩子的家庭教育，劉琪美在故鄉深深紮下根。

　　公路通了，醫保覆蓋了，家庭醫生上門了，村民從“忍着病痛”到“主動求醫”。這變化實實在在，劉琪美也從未將返鄉視為“喪失在大城市的發展機會”。

　　她的桌上，擺着幾本厚厚的住院病案表。“每天做病情記錄、查房、診療，都是很普通的工作，但這裡也是一個舞&，我們做的事對群眾很有意義。”

　　這些返鄉的女高畢業生，在普通的崗位上，幹着平凡的事。在講&上，她們創新方法給孩子們講解知識；在診室裏，她們用醫術為患者解除病痛。

　　從華坪縣城出發，沿着蜿蜒的公路行駛一個多小時，便到了永興鄉。這段路程，彝族姑娘周光芳再熟悉不過。作為永興鄉中心衞生院中醫科醫生，她每日往返於此。

　　這位華坪女高第一屆畢業生，2014年從醫專畢業時，曾面臨選擇：留在廈門實習，月薪近五千；回到家鄉，基層醫療崗位月薪僅千元。

　　一次回母校看望張桂梅老師的經歷，讓她做出了決定。“張老師和我們聊起家鄉人才緊缺，她建議我們，如果家鄉有招考機會，不妨試試，為家鄉做點貢獻。”這句話觸動了周光芳心底最柔軟的地方。於是，她參加了事業單位考試，成為永興鄉中心衞生院的一名醫生。

　　最初的適應期並不輕鬆。鄉鎮衞生院條件簡陋，值班室狹小得僅能容下一張80厘米寬的上下鋪。冬日寒夜，氣溫常降至零下，急診的敲門聲時常將她從睡夢中喚醒。這樣的日子，讓她偶爾會懷疑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

　　但很快，一件小事堅定了她的信念。一位年輕媽媽帶着孩子來看病，自己身體不適卻捨不得就醫。“家裏覺得是小毛病，沒必要花錢。”周光芳為她開了不到十塊錢的藥。幾天后，這位媽媽特意前來道謝，説藥很管用。

　　“那一刻突然明白，在這裡，我的價值是這麼具體。很多農村女性，甚至連為自己看病的意識都很微弱。”周光芳説，這種被需要的感覺，抵消了物質上的清貧。

　　十年光陰荏苒，華坪的醫療衞生體系愈加健全，周光芳也從臨床醫生成長為副院長。在鄉村，醫療共同體建設讓縣鄉醫療衞生資源有效下沉，送醫上門惠及偏遠群眾。每月她帶隊下鄉義診，深入大山裏的村寨，用醫術緩解鄉親們的病痛，也一點點普及現代健康觀念。“能回來服務一些人，點亮一小片地方，就夠了。”她説。

　　教育不是孤立的燈塔，而是與這片土地的脈動緊密相連。女高畢業生們的故事，如同山間清泉，靜靜流淌。在這條回歸鄉土的道路上，她們的職業不同，但都讓改變在平凡中悄然發生。

　　已經68歲的張桂梅説：“過去我總盼著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如今我也希望有些孩子大學畢業後回到大山。”

　　從“走出去”到“返回來”，華坪女高畢業生和許許多多年輕人一道，和金沙江畔這座小城走出了一條同頻共振的路。這條路上，有她們在田間地頭、課堂講&的踏實腳印，更有教育的力量在時代變遷中沉澱出的真實迴響。

星星匯成星河

　　人們常説，教育改變命運。這種改變，往往被想象成一條從鄉村通往城市的單行線。但在華坪，有一群姑娘走了一條不太一樣的路——她們從大山深處走出去，看過世界的廣闊，又在青春正好的年紀，主動回到了大山。

　　一個人回來，光或許微弱。但當她們彼此看見、互相攙扶時，點點星光便連成了片，足以照亮一片山坳。

　　何先慧至今記得那個下午。家裏實在拿不出錢，她已經決定放棄讀高中。直到班主任匆匆趕來告訴她：“縣裏新辦了一所女子高中，公辦的，不收學費。”她愣在原地，淚珠毫無徵兆地滾了下來。

　　在女高的三年，許多細節已經模糊，但一次猝不及防的家訪，烙在了她心裏。那天，張桂梅沒打招呼，突然出現在中心鎮河東村她的家裏。正是冬天，母親穿着單薄的衣衫，蹲在寒風中侍弄菜地。回到學校，張老師把她叫到身邊，沒有多説什麼，只是叮囑她要好好讀書。

　　“後來我才聽村裏人説，”何先慧的聲音輕了下來，“張老師臨走時，把自己身上那件羽絨服脫下來，硬是留給了我媽媽。”

　　2017年，何先慧從昆明的學校畢業。同窗好友留在了昆明，進入培訓機構，月薪過萬。她回到了華坪二中，當月工資3200元。“教書在哪都是教，”她説得很平靜，“不如回來。”

　　如今，她是班主任。班裏超過八成的孩子來自山區，住在學校。不知不覺間，她也活成了張桂梅的模樣——那張“刀子嘴”下，藏着一顆“豆腐心”。學生半夜生病，家長趕不來，她帶着去醫院；每次放假，都要確認每個孩子都安全到家，自己才踏實。她説：“看著一個又一個原本低着頭、縮着肩的孩子，慢慢挺起胸走路，眼裏有光了，這就是我覺得最有勁的事。”

　　當年的聽課者，今天成了講課人。華坪女高那些回來教書的姑娘，她們自己就是從山溝溝裏咬着牙念出來的，太知道農村孩子坐在高中教室裏的滋味，太了解這群孩子在學習上的困惑所在。

　　周雲麗站在講&上，教的正是自己當年學得最費勁的數學。她和孩子們走的都是同一條山路，有着相似的成長經歷，她格外懂得農村孩子面對“二面角”這類抽象概念時的茫然，想給孩子們鋪一條更筆直、也更溫暖的學習之路。

　　華坪女高高三61班學生胡琳説：“周老師為了講明白一個圖，用了整整半小時。我一下子就懂了。”張桂梅“能學懂的先學好，太難的慢慢來”的理念，也被周雲麗一絲不茍地繼承下來。她逐個給學生分析錯題，嘴上或許嚴厲，心裏全是盼她們快點學會的焦灼。

　　“周老師和張老師太像了，都是刀子嘴豆腐心。”18歲的胡琳説。

　　這份“我曾經就是你”的共情，在另一條戰線上延續。在醫院帶教規培生的劉琪美，也總是想起張老師的“刀子嘴豆腐心”。她説：“她教會我們直面困難，更要心懷善意。”

　　當年如果沒有女高，“去打工”可能是很多華坪女孩既定的命運。如今在華坪縣司法局工作的李佳宇，也曾是其中一個。家住船房鄉的她，母親早逝，父親務農，家境窘迫。正是剛剛成立的華坪女高，接住了她即將墜落的求學夢。

　　初中時成績並不出眾的李佳宇，在女高度過“時間被壓榨到極限”的三年後，考入了雲南大學滇池學院。2017年，她通過招考回到華坪縣司法局，投身普法與依法治理工作，把一顆顆法治理念的種子，撒進山野田間。

　　“剛回來那幾年，感覺群眾法律意識還比較淡，很多矛盾習慣用‘自己的辦法’解決。”李佳宇説，“現在明顯不一樣了，遇到事會先來問問‘合不合法’。糾紛少了，講理的人多了。”

　　如今，芒果、核桃、花椒、柑橘等綠色産業在金沙江河谷地帶鋪開，光伏發電板在山坡上立起，鄉村旅游漸成氣候，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縣域經濟多元化給人們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可能——不僅是教師、醫生，許多行業都有女高畢業生和其他學校畢業的返鄉年輕人，懂技術的人到清潔載能産業園的生産線上運維設備，熱愛農業的人把石頭荒坡改造成芒果梯田，會電商的人則把芒果賣向全國。

　　這群年輕女性用“歸來”的選擇，悄然改寫着世俗的偏見。她們不再是某個家庭裏“遲早要嫁出去的女兒”，而是被鄉親們以“周老師”“劉醫生”“何老師”“陳警官”來稱呼的人。

　　稱呼的改變背後，是身份的認同，是價值的重塑。華坪縣委書記王崢説，教育改變的不僅僅是個體的命運，它更能通過受教育者的回歸，改變一個地方的氣象。

　　張桂梅説：“其實不管在哪個地方堅守，能堅守就行了。華坪女高的學生不挑地方，哪需要就到哪去，這就挺好。”

　　她們確實沒有挑地方。她們只是選擇了需要自己的地方，然後像釘子一樣，穩穩地釘了進去。

“燃燈”接力 星耀華坪

　　最近，華坪天氣晴好，陽光溫暖地灑在校園裏，讓人從心底裏覺得敞亮。新年一天天臨近，張桂梅惦記的，始終是孩子們——功課要學紮實，心氣更不能丟。她心裏還揣着一件有望成真的事：“明年，估計更多孩子會報考軍校。”

　　11月16日，榮獲“八一勳章”的排雷英雄杜富國與其他三位先進模範，來到了華坪女高。他“見”到了自己一直敬仰的“七一勳章”獲得者——“燃燈校長”張桂梅。當張桂梅伸手握住杜富國那空蕩蕩的袖管時，這位以堅強著稱的女校長，再也抑制不住情緒，掩面落淚。

　　那一刻，是兩種堅守的相遇，是信仰與信仰的共鳴。在宣講會現場，當女孩們用顫抖的手摸着杜富國勳章的那一刻，嚮往軍旅的火苗在不少人心中點燃了。

　　“我們邀請杜富國這樣的英雄來宣講，還帶她們去部隊參觀，組織學生看紅色影片。看到英雄的樣子，聽着他們的故事，孩子們會哭，哭完之後更有勁兒，眼睛裏更有光。這種教育比單純的説教管用。”張桂梅説。

　　這些新的變化讓張桂梅欣慰。“這些事，深深觸動了孩子們的心靈。”她説，“愛國主義的根和魂，就這樣一點點扎進孩子們的心裏。她們的精氣神就不一樣了。”

　　這將掀開關於成長與奔赴的嶄新一頁。華坪女高這些年的故事，正譜寫着一曲青春之歌——它的旋律並不激昂高亢，卻質樸深沉，能穩穩地落進人心深處；它的聲音不算嘹亮，但和聲很重，能喚醒一片土地上沉睡的希望。

　　今年6月，張桂梅又舉着小喇叭，為153名高三畢業生送考。自2011年首屆學生高考至今，這樣的送考她已堅持了15年。

　　夏去秋來。新學期開學，女高又迎來了190多名高一新生。對她們而言，榜樣不僅是挂在墻上的照片，還有走在校園裏、可以親切喚一聲“學姐”的鮮活身影。

　　在女高教學樓一樓兩側，挂着丁王英、呂朝麗的照片。女孩們每日從這裡經過時，目光總會停留；張桂梅也經常在這裡放慢腳步，望上幾眼，眼神中有許多欣慰。

　　呂朝麗是女高第一屆畢業生，十多年前應徵入伍，在部隊幾乎年年受表彰。光榮退伍後，她毫不猶豫回到華坪，用另一種方式報效家鄉。

　　英姿颯爽的丁王英，來自華坪縣通達傈僳族鄉。2021年9月，她主動申請前往條件艱苦的西藏部隊服役。回憶起女高三年，她感慨萬千：“張老師的每一句教導，我都記在心裏。”如今，受她影響，她家所在的傈僳族村寨裏，已有十余名青年相繼參軍入伍。

　　張桂梅被人們稱為“燃燈校長”。她點燃了自己這盞燈，照亮了女孩們前行的路。而今，她的學生們也成了燈——不是孤單的一盞，而是許多盞；照亮的也不再只是一段山路，而是連成一片光暈，溫暖着更廣闊的山鄉。

　　建校以來，女高的本科上線率、一本上線率穩居麗江市前茅。這些當初入學時幾乎都是“線下生”的姑娘，最終實現了高考百分之百上線。這背後，是張桂梅和老師們耗盡心血的托舉，是孩子們拼盡全力的苦讀。

　　對於走出校門仍面臨困難的姑娘，張桂梅還要“再送一程”。“我們已經給很多考上大學的孩子提供學費、伙食費，讓她們安心讀書。”她説。

　　但比高考數字更撼動人心的，是她們做出的選擇。這選擇關乎堅守——並非一勞永逸的決勝，而是日復一日在平凡崗位上的扎根；關乎價值——不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尋求個人價值與家鄉需要的深度結合；關乎故鄉——不止是魂牽夢縈的思念，更是扛在肩頭的建設之責。

　　採訪中，記者遇到的每一位女高畢業生都説着相似的話：“我們做的都是普通工作，沒什麼驚天動地，但要像張老師那樣，把每件小事做好。”

　　她們都曾坐在同一間簡陋的教室裏，聆聽張桂梅近乎嚴苛又充滿大愛的教誨，都曾高喊過“我生來就是高山”的誓言。在畢業多年後回憶起張桂梅和女高的求學生涯，很多人依然落淚。

　　她們用最樸素的方式，詮釋着“回報”二字的真諦——不是轟轟烈烈的壯舉，而是日復一日的堅守；不是遙不可及的口號，而是觸手可及的溫暖。

　　故事仍在一年年續寫。每年夏天，都有女孩從這裡畢業，走向天南海北；每年夏天，也總有一些身影，選擇回到這片群山之中，如雨水滲入泥土，星耀華坪。

　　“孩子們，讓這片土地變成美麗的花園，讓我們的鄉親，擁有最美、最踏實的幸福！”張桂梅喇叭的呼喚，在校園裏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