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8日，抗議者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的聯邦拘留中心附近的長凳後躲避 新華社/美聯

文/劉永濤

編輯/吳美娜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宮，執政以來謀求對美國實施變革和重塑，內外政策衝擊全球。其中，更具底層架構影響的美國政治社會生態、體制性變動等，成為世人深度觀察美國的重要窗口。

總體來看，與第一個總統任期相比，特朗普的執政風格更具顛覆性、獨斷性和交易性。總統權力以前所未有的膨脹碾壓官僚體系，美國傳統的“三權分立”制衡機制幾乎陷入癱瘓，使得美國政治體制正在經歷劇烈震蕩。

與此同時，特朗普支持者和反對者陣營的社會結構也出現明顯變化。美國政黨極化持續加劇，且進一步制度化，已從單純的政策分歧演變為一種基於生存威脅的身份政治爭鬥。種種表現，向人們展示出一個正在被“重塑”的美國。

特朗普執政風格更趨激進

如果説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更像是一個意外闖入華盛頓、沒有章法的“外來試探者”，那麼到第二任期他則體現出是一個深諳權力杠桿、能有預謀地實施結構性變革的“局內掌控者”。不過，儘管相隔四年，基本底色未變。

首先，“美國優先”的邏輯未變。如果説傳統美國的邏輯是“通過領導世界來獲益”，那麼“美國優先”旨在通過回歸自身來止損。它把國際政治視為零和博弈，把盟友關係簡化為“合同交易”，把貿易全球化斥為“對美國的浩劫”。

其次，對關稅工具的偏愛也沒變。關稅依然是特朗普減少貿易逆差、逼迫製造業回流以及將其作為外交談判籌碼的武器。一定程度上講，它已超越單純的貿易政策範圍，演變成特朗普政府的一種政治標籤和全能戰略工具。

第三，“反建制”（反對現有政治、社會或經濟權力結構，如政府、政黨或精英集團）與“社交媒體治國”未變。特朗普依然保持着利用社交媒體&&與選民溝通的習慣，並且持續抨擊與建制派互為表裏的所謂“深層政府”。

變化則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相比第一任期的混亂與摸索，重回白宮後特朗普在執行力和目標感上都有質的提升。其背後有更成熟的保守派智庫的智力支撐，使得政策的連貫性和針對性更強，手段也更加嚴密且不留餘地（比如處理非法移民和加徵關稅方面）。

二是用人上，看重政治忠誠超過考量專業能力。特朗普不惜打破常規，棄用資深職業文官，轉而提拔缺乏資歷但立場堅定的支持者，比如起用低階退役軍人出任國防部長等要職。

三是決策風格發生顯著轉變，和首個任期時經驗不足、決策常受制於官僚與司法掣肘不同，現在的準備更充分、指令頒佈更迅速，且施行更加激進。

四是特朗普政府機構變革正經歷從輿論攻勢到結構動刀的跨越。上&後，變革以“政府效率部”為支點，遵循減支、放權、集權的邏輯，試圖通過精簡與合併重構行政權力。與此同時，黨內格局也發生了根本性移位，特朗普從受制於建制派轉向實現對黨內高度控制，基本完成共和黨的全面“特朗普化”。

可以説，特朗普的執政風格經歷了質變。他不再是一個政治新手，而是一個深諳權力運作、擁有更強執行力的僚屬且決心完成“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領導者。

2026年1月10日，在英國倫敦唐寧街 10 號首相府外，人們參加抗議活動，抗議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打擊 李穎攝/本刊

強行政、弱立法、震蕩司法

2025年是美國政治權力博弈極具對抗性的一年。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後，美國聯邦政府三個權力部門之間展開前所未有的爭鬥，呈現一種“強行政、弱立法、震蕩司法”的局面。作為美國政治體制核心的聯邦制，遭遇數十年來最強烈的衝擊。

一方面，美國政治從“權力分立”轉向“行政主導”，總統權力不斷膨脹。基於“2025計劃”（Project 2025）的藍圖，白宮通過大幅削減聯邦編制和加強對官僚機構的控制，將行政權推向新高峰，包括解雇傳統上具有獨立性的聯邦機構（如聯邦調查局、司法部）高級官員。2025年初，白宮要求200萬聯邦僱員在短期內自願離職或被解雇，這種大規模裁員旨在徹底清洗所謂的“深層政府”。

為繞開國會權力，特朗普頻繁宣布各種“國家緊急狀態”，為行使總統權力尋找正當性、合法性。他還廣泛利用總統單邊行動工具，比如他所簽署的行政令數量遠超往屆同期，內容涵蓋廢除前一屆政府的環保政策、啟動“創世紀任務”計劃、實施單邊關稅措施、削減數萬億美元的聯邦支出等，核心邏輯仍是“行政令治國”，將執法、立法、司法三權集於總統一身。

另一方面，立法部門處於顯著的“制度性弱勢”時期。2025年，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均由共和黨以微弱優勢控制，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挑戰總統的意願。共和黨籍議員傾向於削弱國會對白宮的制衡作用。黨派撕裂、權力結構失衡以及立法程序日趨僵化，使得國會難以通過重大的實體性法律，實際影響力降至多年來低點，這也給總統處理國內外緊迫事務繞開國會提供了機會。這種“只有行政部門能幹成事”的社會預期，進一步加劇了國會立法權力的萎縮。

然而，國會作為立法部門，仍竭力維護自身的憲法核心權力。最近，針對總統頻繁以“國家緊急狀態”繞開國會實施軍事行動（如空襲伊朗設施、對委內瑞拉實施軍事打擊），國會跨黨派議員先後發起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議案，旨在制衡行政部門並重申國會的權威。

最高法院與特朗普政府之間的關係，則呈現一種“總體支持、局部制衡”的複雜情形，在維護總統權力和捍衛憲法程序之間雙方反復博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保守派佔多數，在涉及全國性禁令、人事任免權等問題上，表現出尊重行政機構對法律解釋的傾向，但在涉及州權和軍隊使用等問題上，最高法院則對特朗普政府劃下紅線。2025年8月，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裁定特朗普未經國會授權徵收關稅違法，此案上訴最高法院，成為2025年最引人注目的法律爭議。

至於聯邦政府和州（尤其地民主黨主政的“藍州”）政府之間的關係，則正從傳統的“協作”轉向“衝突”，雙方的矛盾和博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達到新高度。圍繞墮胎、氣候變化和跨性別等社會議題，州法律與聯邦行政令尖銳對立。針對總統未經州長同意強行派遣國民警衛隊進入州管轄城市執行常規治安任務，州政府起訴聯邦對州權力構成踐踏和侵犯。為操縱州的政策走向，白宮通過經濟制裁或獎勵方式，將聯邦撥款與各州對白宮政策的忠誠度相挂鉤。

這種“強總統、弱制度”現象，是美國憲法體制、政治生態和社會結構長期演變的結果。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主要有四點。

一是結構性根源。在美國，如果國會因內部黨派爭鬥而失能，或無法應對危機（如通脹、邊境難題、科技革命等），那麼權力必然向能採取行動的唯一部門——行政部門流動，直接導致總統“被迫”或“主動”示強。

二是法律根源。近年來，美國保守派法律界再度盛行的“統一行政權”理論（總統作為美國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統這三大獨立分支中行政部門的首腦，擁有對行政部門的唯一權威，因而不受其他兩權制約）等，給總統權力擴張提供了理論支撐，鼓勵總統挑戰現存官僚掣肘和國會制衡。特朗普2019年曾表達對“統一行政權”理論的認同。他在保守派青年組織“美國轉折點”的一次會議上告訴與會者：“我有（憲法）第二條，作為總統，我有權做任何想做的事。”

美國憲法第二條規定，美國行政權歸總統，總統須確保法律得到“忠實執行”。這給美國總統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觀察人士認為，今後無論哪個黨執政，美國總統都可能效仿甚至超越特朗普，因此總統權力有持續擴張風險，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根基或進一步被侵蝕。

三是社會根源。選民如果對政黨對手的恐懼超過對權力的警惕，便會趨於賦予本黨籍總統無限權力。在信息碎片化時代，一個表現強勢、直觀的總統形象更易於獲得民眾認同，從而使總統更容易擁有超越制度的權力。

四是技術與媒體環境劇變的影響。如今美國總統經常通過社交媒體直接向追隨者施加影響，這種做法沖刷着代議制民主的根基，致使傳統的制度約束在新環境下漸失效能。

簡言之，當前美國政壇的權力博弈，反映了美國憲政秩序的根本轉型。傳統聯邦制度下的分權制衡，正被一種以總統為核心、伴隨高度政黨極化的模式所取代。美國聯邦與州政府之間的傳統共識機制面臨崩潰風險。

2025年11月4日，在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等待領取免費食物的人們排起長隊 吳曉凌攝/本刊

從“紅藍對立”到多重分化

從2024年大選至今的美國政治周期中，特朗普支持者與反對者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自2016年以來最深刻的重組。變化不再僅僅表現為簡單的“紅藍對立”（共和黨和民主黨支持者對立），而呈現出階層置換、種族“脫鉤”和代際分化的複雜形態。共和黨從代表“白人精英與郊區富人”，轉變為一個以藍領和多族裔工人為核心的政黨。

首先，種族結構出現“破壁”，核心階層從“白富精英”擴大到“多族裔工人”。特朗普最堅定的政治支柱仍以白人（包括福音派白人）為主，但拉美裔和非裔選民的比例大增，打破了“族裔決定黨派”的傳統邏輯。2024年大選中特朗普獲得近半數（部分地區甚至過半數）的拉美裔選票，並在2026年的民調中繼續保持這一趨勢。由於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堅守，大量拉美裔男性成為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大量非裔（尤其年輕男性）及亞裔更看重特朗普的“經濟實用主義”，因而選擇支持特朗普。這種變化表明，在美國，族裔身份正在被經濟身份取代。

其次，學歷教育發生“斷層”，文憑成為劃分美國政治陣營的重要標準。特朗普支持者中依然有過半數為非大學學歷者，更趨於階層固化，與高學歷精英群體進一步乃至徹底“脫鉤”。他們對所謂全球化帶來的製造業流失、通貨膨脹和文化精英論等極度不滿，對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高度支持。

第三，性別與代際趨於“紅移”（向共和黨靠近），更多男性和年輕人轉向特朗普陣營。有數據顯示，越來越多的男性被特朗普展示的“強人”姿態和反建制言論所吸引。年輕人雖總體偏向民主黨，但2025年以來的生活成本危機，使得部分年輕人放棄民主黨的“進步主義理想”，轉向尋求特朗普式的經濟保護主義。

第四，地理分佈上呈現“深紅化”特徵。農村與小鎮（以及傳統的工業生銹地帶）依然是不可撼動的特朗普支持者腹地，郊區與城市邊緣也開始成為選民立場最為波動的地帶。在傳統的“搖擺州”和郊區，因對大城市治安惡化、毒品氾濫及非法移民難題的恐懼，相當部分的中産選民（尤其帶有深藍背景的郊區家庭）加入支持特朗普陣營，這一情形正朝“淺藍”城市的邊緣區蔓延。

可以説，特朗普支持者的社會結構相較2016年和2020年已發生顯著且具有深遠影響的“結構性位移”。變化不僅體現在階層和種族上，而且反映在一種新的“多族裔勞工聯盟”的成形中。特朗普支持者陣營早已不是“老白男”俱樂部，而擴大為受教育程度較低、從事非技能或生産性勞動、對建制派精英和全球化高度懷疑、分佈在全美中小型社區的多族裔聯盟。

與上述對應，特朗普反對者的社會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反對者呈現高學歷、城市精英與專業階層的明顯特徵，核心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特別是女性）和城市專業階層（醫生、律師、科技從業者等）。他們更看重民主制度的穩定、認同氣候變化以及墮胎權等議題。同時，種族構成趨於“純化”，民主黨的核心選民越來越集中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少數族裔精英，對底層、保守的少數族裔的吸引力逐漸喪失。另外，受到經濟利益驅動，反對者很多受益於知識經濟、科技行業和政府公共部門，因此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和對聯邦機構推進改革抵觸情緒強烈。

霸權“內爆”風險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修昔底德通過“米洛斯對話”，冷酷地揭示了雅典從文明引領者向赤裸裸的權力追求者的變異。以此觀察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正在經歷一場“雅典式”的深刻重塑。當美國政治不再講求制衡與共識時，它也就失去了維持秩序與道義的動力。

實力政治、強權政治是危險信號。在“米洛斯對話”裏，雅典人直截了當地告訴米洛斯人：權力只有在實力相等者之間才有意義；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忍氣吞聲。特朗普第二任期重塑中的美國，因“美國優先”的深度內化，相當一部分選民和決策者不再相信“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而視其為弱者束縛強者的工具。他們更傾向於認為，實力本身就是正義。無論是在關稅戰、盟友關係，還是國內黨派爭鬥中，“贏者通吃”的叢林法則正在取代傳統的程序正義。

對道德和正義的唾棄令人警覺。在“米洛斯對話”裏，米洛斯人試圖訴諸道德、神靈和中立地位，雅典人對此不屑一顧，認為這些全是掩蓋無能的虛詞。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治話語中，國際法等被視為陳舊虛偽。美國不斷質疑並退出國際組織，標誌着其正加速滑向交易型的冷酷現實主義。

“與我同行，否則便是為敵”變成理所應當。在“米洛斯對話”裏，雅典人認為允許一個弱小島嶼保持中立會顯得雅典“軟弱”，從而動搖其帝國的榮耀和威懾力。這種心理在美國國內表現為極度的黨派極化。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敘事中，不存在“中間地帶”。“忠誠至上”的思維要求美國人要麼完全擁護其願景，要麼自動成為“內部敵人”。這種對絕對意志的崇拜，與雅典人在圍攻米洛斯時所表現出的霸權偏執如出一轍。

緊接“米洛斯對話”篇章之後，修昔底德記述了雅典遠征西西裏的慘敗，暗諷一個政體若拋棄所有的節制與道義束縛，便踏上自身毀滅之路。當美國民眾普遍接受“實力即正義”且無視國際法與國內制度約束時，美國雖然可能在單場博弈（如圍攻米洛斯）中獲勝，卻正在戰略全局上走向孤立與失衡。

問題的根本，反映了美國政治體制的弊病。有評論指出，以“美國優先”為名製造“美式混亂”，特朗普政府暴露的是美國一貫以私利為先的霸權主義底色。英國《衛報》專欄作家奈斯琳·馬利克説，特朗普政府的諸多政策並非憑空而來，其體現的恰是美國本來面目。德國《世界報》網站文章&&，在特朗普政府試圖摧毀世界秩序的同時，美國也在經歷其霸權的“內爆”。

“數據證實了我們國家人民早已憑直覺知道的事情：新的美國寡頭政治已經到來。”樂施會美國分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艾比·馬克斯曼説。“億萬富翁和巨型企業蓬勃發展，而工薪家庭卻在為住房、醫療和食品雜貨的負擔而苦苦掙扎。”樂施會報告認為，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政策正在加劇美國社會巨大的貧富差距。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