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8 日，在日本東京的首相官邸外，示威者手舉標語參加抗議活動，表達對美國總統特朗普訪日的強烈不滿，抗議軍備擴張與關稅武器化行徑，反對日美強化軍事同盟破壞地區穩定 賈浩成攝/本刊

文/張光新 於婧

編輯/吳美娜

在國際上掀起一輪推動承認巴勒斯坦國的浪潮裏，作為七國集團（G7）成員國、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日本，態度始終是“支持與保留並存”，立場表態與實際行動均顯示刻意的曖昧感。

2025年12月25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接受日本《朝日新聞》獨家專訪時，再次敦促日本政府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這並非為了對抗以色列，而是為了中東和平。日方沒有理由拒絕承認巴勒斯坦國。”

日本為何堅守“暫不承認”巴勒斯坦國的立場？

態度長期曖昧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進口國之一，日本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受能源安全影響極大，其外交政策制定的邏輯線非常清晰：為了確保能源供應的穩定，必須維護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因此，日本的中東政策通常表現為中立、保守，注重穩定與和平，支持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衝突調解中發揮作用，呼籲通過對話、外交手段來解決衝突，積極參與人道主義援助與重建工作，反對採取暴力和軍事手段，反對恐怖主義。

在巴以問題上，日本政府多次在外交聲明中明確支持兩國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享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並認為這是解決巴以問題、實現中東穩定的唯一根本路徑。同時，日本作為巴勒斯坦第二大援助國，長期通過援建學校醫院、培訓行政技術人員、向加沙提供食品醫療物資等方式，維繫與巴勒斯坦及阿拉伯世界的良性互動。

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日本始終未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的主權地位（巴勒斯坦1988年宣布建國，並得到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承認），僅將其視為“觀察員國”。2025年9月，日本時任外相岩屋毅在聯合國相關會議上再次重申“暫時不承認巴勒斯坦國”的立場，聲稱承認是“時間問題而非原則問題”，強調承認巴勒斯坦國“必須有助於實質和平”，需密切觀察局勢發展，謹慎觀望態度依舊。

不過，這一官方立場不僅未獲得國內共識，還面臨着巨大的國內國際壓力。

在日本國內，立憲民主黨、自民黨部分議員等明確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公明黨黨首齊藤鐵夫、前外相河野太郎等政要也公開呼籲政府對承認巴勒斯坦國作出“積極判斷”。2025年11月初，京都市民團體發起“反對加沙屠殺”的第100次示威，呼籲政府停止與以色列的軍事、經濟合作，凸顯日本民間對加沙局勢的持續關注與反對以色列暴行的呼聲。

國際上，2025年9月12日，聯合國大會以142個國家贊成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項支持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巴勒斯坦問題、落實“兩國方案”的宣言——紐約宣言。連與美國保持“特殊關係”的英國都宣布不再給以色列“寬限期”等等，觀察人士認為，這讓同樣身為G7成員國、向來注重國際協調的日本陷入尷尬與焦慮。

綁在美國戰車上

日本堅持“支持‘兩國方案’但暫不承認巴勒斯坦國”的政策，顯然是由多種因素促成。其中，日美同盟的結構性捆綁是日本不承認巴勒斯坦國的最核心外部因素。

日本的外交政策始終以日美同盟為基軸，而中東是美國戰略利益高度集中的地區。美國作為以色列最核心的盟友，長期堅持“以色列安全優先”立場，對“兩國方案”的態度近來發生令人擔憂的變化，特朗普政府亦通過“非正式要求”向日本明確傳達了有關意向。

更關鍵的是，根據《聯合國憲章》，美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巴勒斯坦國加入聯合國擁有一票否決權。在美國強硬阻撓下，即便多數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其也無法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日本深知這一現實，若貿然改變立場，只會引發同盟摩擦，得不償失。

此外，作為能源進口大國，日本亟須在中東複雜的地緣政治中保持平衡，避免自身利益受損。因為牽涉美國，即使是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時以色列佔領整個巴勒斯坦地區，日本也始終不動聲色。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情況發生變化，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向美國、日本等國發出警告，將停止向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出口原油。當時，日本進口的原油中約90%來自中東。為此，日本和大多數歐洲國家當時均調整了外交方針，開始正式批評以色列的佔領政策。

本輪巴以衝突爆發後，阿拉伯國家雖然對以色列在加沙地區的軍事行動提出批評，但相較當年，政治立場已趨於溫和，也並未採取對以色列支持國實施原油禁運等強硬措施，這使日本沒有承認巴勒斯坦國的緊迫感。觀察人士認為，日本視“承認巴勒斯坦國”為重要的外交籌碼，希望通過保留這一籌碼，推動以色列重返談判桌，同時通過援助助力巴勒斯坦社會保持穩定，以此間接推進和平進程，進而提升自身在中東的軟實力。

2025年9月12日，聯合 國 大 會 以 142 票 贊成、10 票 反 對、12 票 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一項決議，支持關於和平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及實施“兩國方案”的紐約宣言 新華社發（聯合國供圖/洛伊·費利佩攝）

國內因素多樣

日本國內在巴以問題上存在巨大政治分歧，也使政府難以作出突破性政策調整。執政的自民黨出於維護日美同盟、穩定地區局勢的考量，對承認巴勒斯坦國持保留態度，黨內保守派更是堅決反對承認，而在野黨及部分執政黨議員則基於人道主義立場，明確支持巴勒斯坦建國，雙方形成鮮明的政治對立。

日本政府近期的防務動向，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分歧。有日媒披露，2025年12月2日，日本政府計劃從以色列軍工巨頭埃爾比特系統公司採購攻擊型無人機，其中包括曾用於加沙軍事行動的Sky Striker巡飛彈型無人機。由於埃爾比特系統公司深度參與了以軍在加沙的作戰，這一採購計劃立即遭到多個民權團體與市民組織的強烈反對，他們指責政府此舉客觀上支持了以軍行動，有法學專家甚至警告，這可能讓首相高市早苗面臨國際法律風險，包括被簽發國際逮捕令的可能。

這場軍購爭議讓日本社會的分裂愈發凸顯：政府以加強國防為由推進軍購計劃，民間則擔憂與以色列軍工産業深度綁定會徹底削弱日本在巴以問題上的“中立形象”，繼而為承認巴勒斯坦國製造更大阻力。

政權的頻繁更迭也限制了日本在巴以問題上的政策調整空間。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總裁並出任首相後，執政初期精力主要聚焦國內政治改革、提振經濟、強化日美同盟等方面，巴以問題並未被納入核心議程。

而從現實局勢判斷，日本政府認為巴勒斯坦建國的條件尚未成熟。日本官方多次強調，承認巴勒斯坦國需滿足構建起完善的治理體系與和平解決衝突等現實要求，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尚未做好履行國家職能的準備。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曾直言，現階段承認巴勒斯坦國並非推動“兩國方案”的現實途徑。

歷史慣性的延續則讓日本難以快速轉變立場。長期以來，日本與巴勒斯坦的關係以人道援助和經濟合作為主，在政治承認問題上始終持保留態度。這種策略性觀望已形成穩定的外交慣性，即使面對加沙的人道危機與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強烈譴責，在缺乏強烈內部推動與外部契機的情況下，短期內難以實現根本性轉變。

騰挪空間正在縮小

日本在巴勒斯坦國承認問題上的言行，深刻折射出其外交戰略的核心——以日美同盟為基軸，在大國博弈與地區利益格局中尋求有限自主空間，利用策略彈性對衝局勢不確定性，並最終形成同盟依賴、有限自主與彈性策略的鮮明特點。

同盟依賴是核心前提。日本將日美同盟視為外交與安全的基石，通過犧牲在巴以問題上部分的立場自主性，日本可以換取美國在國防安全、貿易摩擦、地區事務等其他領域的支持，從而實現自身戰略利益的最大化。

有限自主是現實需求。在對美協同的基礎上，日本注重以經濟援助為杠桿盡可能在中東事務上尋求有限的自主空間。自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署以來，日本已累計向巴勒斯坦提供超過30億美元援助。通過這一方式，日本改善了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為本國企業進入中東市場、參與地區經濟合作打下基礎。這種支持兩國方案但暫不承認的立場，讓日本得以在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間保持平衡，利於拓展自身在中東事務中的影響力。

彈性策略是應對手段。中東局勢複雜多變，巴以衝突反復、地區大國影響力此消彼長、國際社會態度不斷變化，這些都讓日本刻意保留政策彈性。日本深知自身缺乏主導巴以和平進程的軍事與政治實力，也不願因立場僵化失去在中東的發展機遇，因此選擇不把話説死、不把事做絕，確保能根據國際與地區局勢變化及時調整政策，維護自身經濟利益與國際形象。

對當前的日本而言，對美依賴是維護自身安全與戰略利益的必然要求，有限自主是拓展外交空間、保障經濟利益的現實需要，彈性策略則是應對複雜局勢、規避風險的必要手段。三者相互支撐、有機統一，共同構成了日本“謹慎、多維、實用”的外交姿態。然而，日本想在巴以問題上“兩頭討好”“左右逢源”的空間正逐漸縮小。隨着以色列在中東孤立程度的加深，以及國際社會對承認巴勒斯坦國呼聲的高漲等，日本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外交與道義壓力。

（張光新係浙江工商大學東西文明互鑒研究院副教授；於婧係浙江工商大學區域和國別研究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