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8日，在美國懷俄明州羅克斯普林斯，人們參加示威游行活動 新華社發（朱子於攝）

文/王聰悅

編輯/胡艷芬

最近，美國數十座城市爆發大規模游行示威活動，抗議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人員2026年1月7日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射殺一名美國公民。這次射殺事件是移民、槍擊、暴力執法、種族問題等種種美國社會頑疾的一次最新反映，迅速成為黨爭焦點，共和黨與民主黨圍繞此事相互攻擊、推責，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

回顧剛過去的2025年，美國社會撕裂正在發生深刻質變——以往這種分裂常以選舉為節點，呈現階段性波動特徵；現在卻被現有制度固定下來，還被政治力量利用，甚至成為一種常態被人們慢慢習慣。

當然，特朗普兩度執政並非美國社會撕裂的起點，但他卻精準抓住了美國既有社會矛盾，將人們因分配失衡積累的不滿、制度信任流失引發的焦慮與身份對立等，轉化為一種政治動員方式，使裂痕在政策博弈、公共話語與日常生活中越來越顯著。

美國社會循着矛盾自然增多、秩序逐漸混亂的熵增邏輯，在制度運作、輿論傳播和不同群體的互動中不斷積累矛盾與分歧，最終形成了美國內部的相互對立局面。

2025年7月4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特朗（中）展示法案上的簽名 新華社/法新

“特朗普現象”下的美國社會撕裂

2025年，“特朗普現象”在美國社會文化領域的核心表現是：不再完全沿用上一階段偏向“進步派”的制度安排，而是力求重塑社會規範、價值標準與公共敘事。具體來看，主要有三方面的變化：

首先，社會福利政策收緊。總體上，政府減少幫扶力度，更強調個人自力更生，讓家庭和私人部門發揮更多作用。一方面，聯邦預算緊縮，導致低收入家庭與兒童享受的醫療補助、營養援助等福利減少，申請殘疾補貼的門檻也提高了，數十萬申請者直接受影響。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力推社會保障支付系統電子化和實行身份驗證，這看似能提升行政效率，卻對老年人和文化程度不高者形成新壁壘。

其次，文化領域的政策收縮明顯。特朗普政府將DEI（多元、公平與包容）體系視為“政治正確”和自由派思想的核心，不僅用行政命令限制，還在輿論上抹黑，讓DEI越來越難推行。

與此同時，文化領域的治理淪為“文化戰”——影響範圍從學校教育擴展至歷史敘事、公共紀念場所和文化景觀管理，比如審查課程內容、改寫博物館與歷史景點的講解詞、更換公共文化符號等。

第三，圍繞國家安全與“擇優入境”改革移民政策。美國投資移民政策（EB-5）將最低投資額漲到80萬～105萬美元，還有一個未正式立法的500萬美元“金卡”計劃，信號很明確：資金足夠就能換取美國身份；技術移民政策（H-1B）則要求多交10萬美元申請費，還會根據工資高低、崗位級別和行業類型挑選“高價值、可同化”的人才；對非法移民，政府加大遣返力度，擴大與地方執法部門的信息共享，收緊跨州庇護和福利申請；甚至收緊了與“出生公民權”相關的福利和資格，質疑“在美國出生就自動是美國人”的合法性。由此，移民政策成了判斷“誰屬於美國”的關鍵標準，美國公民身份也不再是單純的制度規定，慢慢變成只對有經濟實力、行為合規和認同美國文化的人開放的“特權”。

上述改革措施，非但沒能彌合反而擴大了美國社會的深層裂痕。與特朗普首次執政時期相比，美國社會的撕裂，在社會心理、經濟、文化層面不僅成為常態，還深深扎根在社會結構裏。

其表現，一是選民與輿論分化。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選民在移民、墮胎、氣候政策和槍支管控等核心社會議題上的分歧，早已超出傳統爭論範疇——在哪些問題更重要、該堅持什麼核心價值上，雙方觀點和主張幾乎完全對立。

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很能説明問題：67%的民主黨人將氣候變化視為關鍵議題，共和黨人的這一比例僅為13%；73%的共和黨人對非法移民問題極為關切，民主黨人僅23%；69%的民主黨人高度關注槍支暴力問題，共和黨人僅26%；55%的民主黨人認為國內種族主義形勢嚴峻，僅15%的共和黨人認同。

具體議題尚且如此，在道德、文化、政府角色、國家認同和民主信念等價值層面，兩黨選民的想法更是南轅北轍。蓋洛普民調顯示，2025年僅36%的民主黨人&&“作為美國人非常自豪”，而共和黨人的這一比例比民主黨人高56個百分點，創下自2001年以來的最大差距；89%的民主黨人認為民主制度正受到嚴重威脅，有同樣感受的共和黨人僅佔57%。加上社交媒體的助力，同一陣營的人只會聽到自己想聽的信息，並不斷提高自己的聲量、強化自身觀點，討論問題越來越情緒化，更加難以理性溝通，這進一步阻礙了社會共識的達成。

二是經濟與社會不平等加劇。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顯示，全國最富有的50%的家庭擁有全國約97.5%的財富，其中，最富的0.1%的家庭，財富佔比高達13.8%，創歷史新高。

“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在2025年被賦予了新表達——美國經濟K形發展：K的上臂代表高收入人群、資産持有者，以及金融、科技、房地産等資本密集型行業從業者，他們的生活水平和財富積累持續改善；K的下臂，則代表主要依賴工資過活的低收入者和底層中産，以及一些服務業、傳統製造業從業者，他們更易受失業、高利率、通脹和生活成本上漲的衝擊。

更糟糕的是，美國政府至今仍沿用1963年的貧困線劃定標準——把最低食品開支乘以3作為貧困線，據此，僅11%的家庭被列為貧困。該標準不僅嚴重低估貧困問題，還掩蓋了弱勢群體面對的真實風險：一旦遭遇疾病、失業等意外，他們極易陷入嚴重困境，承受殘酷的社會性“斬殺”；一旦走入K形下臂通道，貧富差距只會越拉越大。

三是文化衝突升級，甚至發展到強制執法、大規模社會抗議、制度層面對抗的地步。移民領域，自2025年6月起，聯邦移民執法人員在洛杉磯多地開展“社區抓捕”，專門針對無證移民，這引發了大規模示威乃至警民衝突。把移民問題當成安全問題來治理，加劇了族群緊張，還損害了聯邦政府的權威。

2025年10月，不分黨派的數百萬美國人參加了“不要國王”運動，這標誌着抗議已經不僅僅針對某一項政策，而是上升到對民主原則和政治合法性的質疑。

此外，衝突還滲透到高校：聯邦政府撤銷了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還凍結了撥款，校方因此提起訴訟；政府就“反猶”“DEI”等議題向學校施壓，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在內的多所高校，只能調整政策以重新獲得聯邦資金；加上簽證審查變嚴、面試暫停，2025年美國高校國際新生人數明顯下降，給高校財務與管理都帶來很大壓力。這些事實表明，文化衝突已全面蔓延至身份認同、學術自治與教育體制等層面，持續衝擊着社會共識和公共空間的穩定。

説到底，“特朗普現象”並不是導致美國社會撕裂的外部原因，而是在美國本就存在的社會分化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政治表達。它將社會不公、身份焦慮與文化衝突都演變成持續拉攏選民的籌碼，還將其嵌入政策選擇、輿論引導與公共話語之中。

可以這樣説，社會分化給特朗普政府的各種治理改革提供了動力，而政府的對抗式治理風格，反過來又讓不同群體間的身份邊界更清晰、更難跨越，並進一步壓縮了人們達成共識的空間，最終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社會越撕裂，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越有市場；政策越推行，社會撕裂也越厲害。

2026年1月11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民眾抗議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暴力執法 新華社發（李源清攝）

社會撕裂何以持續

美國社會的持續撕裂，源於三種力量的相互交織：首先是社會結構與群體處境的長期分化，積累了不平等的張力；其次是媒體、高校等關鍵機構的功能變化，加劇了制度對立與信任流失；最後是不同群體在認知與社會參與上的分歧，使得內在裂痕日益表面化、常態化。這三者共同作用，讓美國社會撕裂呈現長期性、系統性與自我強化的特徵。

首先從社會結構變化看，不同群體處境天差地別。2025年，美國不同社會群體的處境分化更加明顯。精英階層在經濟與政治上仍佔據優勢，財富繼續向科技與資本領域集中。儘管白領精英也面臨自動化與人工智能（AI）帶來的挑戰，但其收入、社會影響力及通過政治捐贈和游説影響政策的能力，依然遠高於其他群體。

藍領群體面臨就業不穩、收入增長乏力、職業流動性低以及通脹壓力大等困境。儘管部分數據顯示藍領實際工資微增約1.7%，但這更多是短期現象或被政策宣傳放大的結果，其處境並未從根本上改善。

移民群體壓力倍增，隨着人口規模下降、遭拘押與遣返的情況增加，他們的社區不安全感明顯上升。例如，加利福尼亞州的年凈移民數已從約26萬大幅降至不足13萬，這對該州勞動力與人口結構産生了實質衝擊。

少數族裔在教育、健康、生活資源獲取及社會參與等方面依然面臨顯著的不平等。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51%的非洲裔、49%的亞裔、44%的拉美裔對美國實現種族平等的能力&&悲觀。

總體上，美國社會各群體之間處境持續分化，促使社會內在張力不斷蓄積，成為撕裂局面難以扭轉的深層原因。

其次是關鍵機構的角色轉變：從中立到站隊。美國媒體、高校和科技公司等關鍵社會機構的功能已發生明顯轉變，從原本的社會服務角色日益走向輿論引導、價值觀塑造和政策推動的前沿。

媒體方面，美國新聞環境高度分裂，不同政治陣營依賴的新聞來源幾乎完全不同。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共和黨及其支持者只信任8個新聞來源，最受信任的是福克斯新聞（約56%）和喬·羅根的播客（約31%信任）；民主黨人則信任23個來源，包括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多家主流媒體。只有《福布斯》《華爾街日報》等極少數媒體同時獲得兩黨一定程度的信任。

高校也越來越深地捲入政治與文化衝突中。除了教學與研究，高校在政策與文化議題上承受巨大壓力，校內的文化爭論與抗議活動頻繁，使其成為觀察社會價值觀對立的重要窗口。

科技公司則通過算法推薦、政治捐贈和政策倡議等方式，主動介入公共議程。硅谷巨頭與部分科技右翼勢力已不只是經濟實體，更成為影響輿論和社會認知的重要力量，讓技術、權力與社會治理更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以上這些關鍵機構的角色變化，不僅影響公眾認知，也直接助推了社會對立與政策衝突。

最後是群體認知分化，這在年輕人中表現尤其明顯。隨着社會撕裂加劇，不同群體對政治、制度和公共議題的理解和參與方式也出現顯著差異。年輕一代尤其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已佔美國總人口的近四成，他們的觀念變化尤其值得關注。

但美國年輕人的政治態度趨於複雜，已難以簡單用“支持”或“反對”某個政治人物或政治力量來概括，他們在失望、焦慮與策略性選擇之間不停搖擺。多項民調顯示，在2024年大選周期內，特朗普在18～29歲選民中的得票率為46%，高於2020的36%。但哈佛大學2025年秋季青年民調卻顯示，65%的年輕受訪者對特朗普執政表現不滿，認為其政策未能改善個人處境，反倒加劇了社會對立。

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反映出年輕一代對政治選擇更加務實、情境化，更多基於具體生活議題，而非傳統的黨派或意識形態忠誠。社會撕裂已不再只是宏觀層面的政治對立，而是逐步內化進年輕人的日常認知和社會經驗之中。

2025年5月29日，美國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叫停”了特朗普政府取消哈佛大學招收外國學生資質的政策。圖為當日哈佛 大學校長艾倫·M·加伯（中）出席畢業典禮 新華社發（朱子於攝）

緩衝猶在，但裂痕加深

客觀而言，儘管美國社會撕裂持續，但社會本身仍存在穩定空間和制度韌性。大型企業、高校及地方政府在教育、科研、就業和社會服務等方面，依然維持着基本運轉，起到“減震”作用；社區組織、公益團體及志願服務網絡在基層吸納了許多不滿情緒，緩解了社會矛盾；選舉、司法與政策反饋機制雖然受到黨爭極大的牽制，但仍保留着一定的糾偏和調整能力。這些因素使美國社會在面對階層、種族和政治對立時，仍能呈現“整體高壓、局部穩態”的運行特徵。

但局部有序無法掩蓋美國社會走向更深撕裂的大趨勢。隨着階層固化與居住隔離加劇，不同背景的群體之間日常往來變少，社會內部的溝通與理解更加困難。政治極化縮小了理性對話的空間，跨陣營的妥協更難達成。同時，分裂的媒體信息環境不斷放大人們的認知偏差，使社會不安和身份焦慮成為一種常態。

在此過程中，社會撕裂不是通過一次性衝突引爆，而是像背景噪聲一樣，持續滲透日常生活和制度運行，形成一個不斷自我強化、難以逆轉的“混亂累積”過程。其結果，美國社會想要達成共識、實現協調治理的成本越來越高，很可能持續處於“高度分歧、難以整合”的狀態。而社會的穩定將越來越依賴於局部緩衝機制，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共識重建。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社會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