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4日，在德國柏林，德國選擇黨領導人魏德爾（中）抵達新聞發布會現場 張帆攝/本刊

文/李正東 馬曉霖

編輯/吳美娜

德國2025年年底發布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德國人支持內政部長亞歷山大·多布林特以嚴控移民為政策目標。在這個由德新社委託輿觀調查公司進行、覆蓋2100余名合格選民的民調中，53%的受訪者“完全支持”多布林特的政策目標，23%&&“相當支持”，明確反對者僅佔15%，另有9%未明確表態或回答。換言之，超過四分之三的德國選民支持收緊移民政策。

此前，德國聯邦議院於2025年10月批准廢除上屆政府頒佈實施的“三年快速入籍”法律。多布林特下令強化德國邊境管制，並在歐盟層面推動制定更為嚴格的管控措施。

近年來，整個歐洲包括德國在內排外情緒明顯升高，主張嚴控移民的政黨支持率普遍攀升。移民問題長期位居德國選民最關心的政治議題之首，近年來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的崛起，與該黨反移民立場不無關係。在2025年5月舉行的總理選舉投票中獲勝的默茨，也主張在移民問題上採取更強硬立場，以消除公眾對非法移民的擔憂。

上述情況表明，德國曾引以為傲的“歡迎文化”正在退潮，讓位於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邊界控制等民眾關切。這一轉向，深刻反映出德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關於“誰是德國人”的認同危機。

移民長期面臨身份認同危機

德國聯邦內政部1月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德國收到的庇護申請數量大幅下降：收到首次庇護申請約11.3萬份，較2024年下降51%，較2023年下降66%；收到的首次與後續庇護申請合計為168543份，同比下降32.8%，連續兩年顯著回落。2023年德國收到的首次與後續庇護申請總數曾高達351915份。

這一變化不僅是政策效果的體現，更是政治意志的外化，反映出政策背後的相關共識發生了顯著變化。當超過四分之三的選民支持嚴控移民時，移民問題作為政治議題的敏感性更加凸顯。

如果説政策和數據展現的是國家層面的壓力，那麼移民個體的真實處境則揭示出德國社會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其中一個關鍵詞是“身份認同危機”。以土耳其裔移民為例，這一群體是德國規模最大的外來移民族群。官方數據顯示，德國2024年總人口為8277萬，其中約2500萬人擁有移民背景，土耳其裔約302萬，數量最多。

土耳其人移民德國，從雙邊相關協議層面看，可追溯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聯邦德國（西德）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從土耳其招募勞工的時期，發展至今，這一群體在德國已繁衍至第四代，並深度嵌入德國社會。

但人口規模的增長並未自動帶來身份認同的完成，德國在移民融入政策上目前依然存在結構性矛盾：國家通過語言能力認證和官方“融入課程”將移民納入制度化管理軌道，但這種以合規和考核為核心的融入路徑，難以消除移民在現實社會交往中的孤立感。

即便在長期居住、穩定就業並最終取得國籍之後，很多移民的“融入”仍停留在法律身份層面，未必能轉化為真實的社會歸屬感，部分移民在住房、就業與日常社會交往中仍遭遇以姓名、出身和文化背景為標識的差別對待，被視為“名義上的德國人”。

這一制度納入與社會排斥並存的狀態，構成了德國移民問題的核心矛盾，也為極右翼力量進行社會動員提供了空間。

2025年12月17日，德國總理默茨（前排右一）在位於柏林的德國聯邦議會接受例行問詢 杜哲宇攝/本刊

“他者化”機制複雜演變

當代德國社會圍繞移民問題所呈現出的政治極化與制度轉向，深深嵌入德國保守主義政治傳統與國家治理體系中。若僅將當前德國選擇黨支持率攀升、默茨政府移民政策急劇收緊視為短期危機反應或者説民粹主義的偶發回潮，就難以解釋其廣泛的社會動員能力與跨階層共鳴基礎。

20世紀80年代以來，德國政黨體系在處理移民問題時逐步構建出一套穩定的“他者化”機制。這一機制並非單純出於對文化差異的認知，而是源於國家如何在政治話語中界定“誰能成為德國人”“誰是德國人”，並借此重塑主流身份邊界。例如，在主要政黨的公共表述中，土耳其裔群體常被符號化為“穆斯林他者”，並被泛化為潛在的社會問題根源，與保守主義、性別壓迫、教育落後等刻板標籤相捆綁。

這種話語邏輯存在於德國多個政黨中，無論是基民盟的主張文化整合優先，還是社民黨倡導的以融合為目標的多元文化主義，都未能真正擺脫通過“他者化”移民的身份來構建政治正當性的路徑。在這一認同框架中，被判定為“融合不足”的移民群體反復被嵌入公共話語所建構的“他者”位置。

這一“他者化”過程不僅體現在語言文化層面，也體現在制度與法律結構層面。德國長期奉行以血統為核心的國籍法，直到2000年才在多重壓力之下進行部分改革，允許在德國出生的移民後代在一定條件下獲得公民身份。但即便國籍取得制度有所松動，政黨在選舉中向移民群體動員時的策略仍普遍體現出工具主義與排外傾向。選舉期間，移民常被作為潛在選票被工具性動員，而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他們卻又被系統性地邊緣化。

造成這一切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自冷戰結束以來，德國政黨體系逐漸發展出一種以“安全與融合”為核心的國家治理框架。特別是經歷“9·11”事件、柏林聖誕市場襲擊、敘利亞難民危機等之後，外來移民或難民在政黨話語中被日益“安全化”處理。

融合政策被安全話語所包裹，重點不再是如何構建平等的公民社會，而是日益凸顯其防範極端主義、確保社會秩序的工具屬性。國家對外來移民進一步加強監管，並將能否有效融入德國社會作為區分“好移民”與“壞移民”的標準，進而把一系列針對特定群體的政策合法化。

近年來，從德國選擇黨的崛起，到主流政黨政策立場的整體右移，再到在聯邦層面收緊入籍與邊境管控，移民問題在德國早已不再是單一的社會治理議題，而成為重新界定誰是“德意志共同體”成員的追問。這一過程並非簡單地為了迎合民意，而是德國在多重危機疊加背景下對身份認同邊界啟動了再確認。

移民問題重塑德國政治

德國選擇黨的崛起，正是在這一保守主義政治傳統與國家治理結構演變中完成的。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為其提供了關鍵的政治機遇，而其真正的成功，則在於它對德意志保守主義傳統進行了現代轉譯。德國選擇黨並未將移民視為單純的社會治理問題，而是系統性納入了“國家安全”話語體系中。“安全”一詞，被擴展為涵蓋文化同質性、福利可持續性、國家能力與民族連續性的綜合概念。

通過這種敘事，移民被建構為一種多重威脅：文化侵蝕者、福利掠奪者和社會失序的誘因。與此同時，“普通德國人”則被塑造為被建制派政治忽視甚至背叛的“共同體主體”。這種高度對立化的敘事結構，直接繼承了德意志民族保守主義中“共同體內部-外部”的經典區分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敘事持續向主流政治力量施壓，迫使傳統政黨在移民議題上整體右移。結果是，移民問題不但未“去政治化”，反而被進一步制度化為國家認同再確認的核心工具。

從更長的歷史視角看，無論是19世紀末的波蘭裔、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土耳其勞工、十多年前的中東難民，還是當下的烏克蘭難民，移民群體的主體在變，但“誰是德國人”“誰能成為德國人”的問題始終未被真正解決。正是這種認同困境，導致移民問題不斷被重新激活，成為德國政治中最具動員力的議題之一。

因此，德國當下在移民問題上面臨的挑戰，並不僅僅是因為移民數量或融合政策出現了技術性失靈，而是已深陷一場深植於其民族形成史、國家建構邏輯與保守主義傳統中的結構性危機。移民問題之所以成為撬動德國政治格局的關鍵變量，正因為它觸及了德意志民族作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在全球化衝擊下最為敏感也最為不安的神經。

（李正東係寧波大學中東歐經貿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馬曉霖係寧波大學中東歐經貿合作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包玉剛講席教授，浙江外國語學院教授、環地中海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