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8日下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佛羅裏達州海湖莊園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會晤 新華社/美聯

文/崔磊

編輯/黃紅華

2026年1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即將滿一周年之際，美國外交呈現出一幅與傳統截然不同的圖景。過去一年中，“美國優先”從競選口號演變為一整套外交操作指南——華盛頓不再以國際公共産品提供者自居，不再將維護現有全球秩序視為己任，而是以近乎冷酷的交易邏輯重構與世界互動的方式。這一重構是對國際秩序的修正還是顛覆？我們需要從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政策和對外行動中尋找答案。

雙重標準難掩強權邏輯

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後，外交政策呈現鮮明的“選擇性克制”特徵。這種克制並非基於國際法或多邊規則，而是完全以成本收益計算為導向。

在對待中俄等大國時，美國表現出罕見的“審慎”。美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將中國稱為“步步緊逼的生存威脅”，而定位為地緣競爭對手；對俄羅斯，特朗普重啟對話，甚至考慮推動美俄中三邊協調。這種姿態反映出美國承認國際力量對比的現實變化。

然而對於伊朗、委內瑞拉等國家，美國悍然採取強硬的干預政策。這些國家被特朗普政府視為低成本展示實力的合適對象——進行軍事干預的風險相對可控，而國內政治收益（如迎合保守派選民）相當可觀。這種做法體現出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承認憑藉自身實力無法同時對抗所有對手，另一方面又要通過選擇性地展示武力來維持霸權威望。

這種選擇性克制在本質上是霸權護持方式的轉型。美國不再追求全球全方位的主導，而是集中資源於關鍵領域（如高科技、金融等）、通過不對稱手段（如制裁、技術封鎖等）維持霸權優勢。其戰略目標，也從塑造國際秩序降格為最大化自身利益，從規則制定者退化為規則利用者。

新戰略強調西半球與亞太並重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執政第一年的實踐表明，克制派與優先派在內部已建立了一種動態平衡。這種平衡不是折中，而是可以根據議題和時機來靈活調整戰術。

克制派認為，美國過去幾十年的全球過度擴張已嚴重透支國力。他們主張收縮海外承諾，聚焦國內重建，特別是應對債務危機、産業空心化、社會分裂等根本性問題。他們認為，美國繼續維持全球軍事存在是得不償失的浪費。優先派則堅持，中國是美國面臨的最嚴峻長期挑戰，必須在亞太地區保持強大存在以遏制中國崛起。他們認為，放棄全球領導地位將導致美國技術優勢喪失，盟友體系崩潰，最終危及自身安全。

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則試圖調和兩派矛盾，解決方案是將西半球提升至與亞太同等的戰略優先級。美國宣布大幅增加在西半球的投入，打擊毒品走私、控制非法移民，鞏固對“後院”主導權，來滿足克制派聚焦本土和周邊安全的要求；與此同時，承諾增加在亞太的軍事存在，繼續對華技術封鎖和經濟施壓，以此回應優先派遏制中國的主張。

這種雙焦點戰略布局的深層原因是，美國既無法承受全面收縮帶來的信譽崩塌，也無力支撐兩線並舉的鉅額開支。因此，新戰略本質上是一份戰略路線圖而非執行方案，其具體實施也將隨着美國國內政治風向和國際局勢變化而動態調整。未來幾年，預計美國的外交資源分配很可能在“西半球防禦”和“遏制中國”之間來回搖擺，呈現高度不確定性和機會主義特徵。

同盟體系從“負擔分擔”到“負擔轉移”

特朗普政府同盟政策的核心變化是：從要求盟友增加防務開支的“負擔分擔”，轉向實質性減少美國安全承諾的“負擔轉移”。

對於歐洲盟友，新國安戰略表明，美國不再願為維護所謂“普世價值”支付昂貴賬單，甚至暗示可以為了自身利益犧牲歐洲安全。特朗普多次質疑北約的集體防禦條款，考慮削減駐歐美軍，這些舉動動搖了跨大西洋關係的根基。對此，歐洲國家要麼大幅提升自主防務能力，承擔原本由美國負責的安全責任，要麼接受在歐洲事務上話語權下降的現實。

在亞洲，新國安戰略明確將美國在亞洲的戰略目標設定為攫取經濟利益和防止戰爭，這意味着美國不再承諾全天候保護盟友，而是試圖在亞太各國之間維持均勢。鋻於此，日本已加速提高國防開支，韓國國內也開始冒出核武裝的呼聲，這些反應預示着亞洲安全格局或將走向更加多極化和競爭性的方向。

“負擔轉移”的深層邏輯是美國對霸權成本的重新計算。特朗普政府已經把傳統盟友體系視為財政負擔，而不是力量倍增器。盟友需要為美國保護支付更高費用，甚至可能被當作與戰略競爭對手談判的交易籌碼。而美國自身則退居二線，以最小成本維持最大影響力。

2026年1月14日，民眾在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參加示威活動，抗議美國對委內瑞拉動軍事打擊 新華社發（盧西奧·塔沃拉攝）

國際互動走向單邊化和交易化

特朗普政府延續並深化了在第一任期對多邊機制的懷疑態度，外交表現出顯著的單邊化和交易化特徵。在貿易領域，美國進一步拋棄WTO多邊框架，鼓吹建立“特恩貝裏體系”，即建立以雙邊交易為基礎的貿易網絡，其核心邏輯是通過一對一談判，美國充分利用自身市場的規模優勢，迫使貿易夥伴接受更有利於美國的條款。這種模式雖缺乏多邊體系的穩定性，卻能最大化美國的短期收益。在氣候治理、公共衞生等全球議題上，特朗普政府明確&&，只參加明顯有利於美國的國際協議，拒絕承擔“不公平”的義務。這種有選擇的多邊主義實質上是將國際公共産品供給徹底工具化，將其轉化為服務於美國利益的政策杠桿。

更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政府對聯合國體系的重新定位。新戰略雖未明確主張美國退出聯合國，但大幅降低了其在美國外交中的權重，轉而採取“議題聯盟”策略：在特定問題（如反恐、防擴散）上與志同道合國家組建臨時性聯盟，繞過聯合國機制採取行動，而在不利於美國的議題（如人權、氣候變化等）上，則利用安理會否決權或直接無視聯合國決議。這種做法將侵蝕聯合國的權威，加劇國際制度的碎片化。

這種交易化外交背後是美國對國際秩序本質的新理解。特朗普團隊認為，理想的國際秩序不是基於規則的合作體系，而是基於博弈的競爭體系。因此，多邊機制只能作為權力的衍生物而非約束條件，國際承諾只是談判籌碼而非道德義務。美國的目標也不再是維護秩序穩定，而是要在秩序變動中搶佔有利位置。

現有國際秩序能夠緩解美國衝擊

面對更加不可預測、強調交易化的美國，國際社會將如何應對？二戰後的歷史和現實表明，現有國際秩序仍具備相當的韌性，特朗普政府可能會修正但無法完全顛覆這一秩序。

首先，盟友體系不會崩潰，但會深刻轉型。歐洲和亞洲盟友雖然懷疑美國的安全保證，但短期內無法完全脫離美國的安全框架。更可能的前景是一方面繼續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儘管信任度下降），另一方面加速推進戰略自主。歐盟的共同防務建設、日韓的擴軍進程都將在壓力下提速，最終形成一種美國主導但盟友自主性增強的混合模式。

其次，其他主要大國將努力維護秩序穩定。尤其是在貿易、金融、氣候變化等領域，這些國家可能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加強合作，形成“沒有美國的多邊主義”。

第三，國際秩序的底層結構已發生根本變化。當今世界，各國在經濟、技術、社會層面高度相互依存。全球供應鏈、互聯網、金融網絡等構成了超越國家權力的深層秩序。即使美國退出部分國際制度，這些底層連接仍將繼續運轉。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城市網絡等非國家行為體也在填補國家退卻留下的空間。

第四，國際社會已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吸取經驗。各國政府和企業紛紛建立應對預案，通過供應鏈多元化、外匯儲備調整、危機模擬等方式，提升抗風險能力，對衝特朗普政府政策多變帶來的衝擊。

另外需指出的是，在美國國內，國會、法院、州政府、利益集團等將繼續約束總統的單邊行動。加上美國在經濟、技術、軍事上仍深度嵌入全球體系，難以承受徹底“脫鉤”的代價，因此即便特朗普政府想顛覆全球體系，也不可能走得太遠。

綜合來看，特朗普政府全球戰略對國際秩序的衝擊將會是深刻的修正而非徹底的顛覆。美國將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有利於自身的方向調整，但這種調整仍會在現有秩序的基本框架內進行。

（作者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