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4日，在馬來西亞彭亨州珍尼湖生物圈保護區丹戎普特村，一名賈昆女子牽着孩子

文/《環球》雜誌記者 王嘉偉 譚耀明 毛鵬飛（發自吉隆坡）

編輯/馬琼

　　馬來半島彭亨州中南部群山環抱的珍尼湖，曾經滿湖荷花、碧綠如鏡，承載着多樣的水域生態與獨特的文化記憶。然而，這顆“綠寶石”在人類開採、農墾與開發的重壓下曾一度走向衰退，又在研究者、原住民與政府的共同守護中重煥生機。

　　作為馬來西亞首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物圈保護區，人與生物圈共生的理念在珍尼湖治理與保護過程中被不斷具象化：生態治理不再只是技術工程，也不是單一部門的任務，而是科學監測、政府施策與社區文化共同發揮作用的過程。

昔日盛景難尋

　　珍尼湖是馬來西亞第二大天然淡水湖，由12個形態各異的湖盆組成，總面積超過6900公頃。2009年，憑藉其山水相依的自然景觀與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珍尼湖被認定為馬來西亞首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物圈保護區。

　　馬來西亞媒體《星洲日報》曾撰文記錄珍尼湖的昔日盛景：每年7月到次年1月，粉紅與白色相間的荷花鋪滿湖面，只留下一條水道供船隻穿行，景色迷人。“可惜那些關於船隻駛入花叢、清淡花香迎面撲鼻的盛況，如今僅剩下海報上的照片，長存於歷史的記憶中。”

　　“以前珍尼湖的森林和湖泊是最完整的，野生動物也很多。”年近七旬的巴哈林回憶説，“年輕時，划船出湖要先用竹竿撥弄開荷葉，船隻才能穿行；後來湖水逐漸變淺變濁，魚類越來越少，蓮花花期也不如往昔。”

　　巴哈林是珍尼湖邊密林中的賈昆族原住民村的村長。對於世代在此繁衍生息的賈昆族而言，珍尼湖不僅是家園，更是族群傳説與精神寄託的中心。至今，長者仍會娓娓道來有關湖底巨龍的神話——湖底沉睡着一座黃金滿堂的高棉古城，由巨龍守護以阻止貪婪者染指寶藏。

　　珍尼湖生態衰退的軌跡可追溯至十多年前的資源開發浪潮。“隨着2010年礦産資源價格上漲，周邊地區礦産開採等工商業活動越發頻繁，對珍尼湖周邊生態造成嚴重破壞。”馬來西亞國立大學珍尼湖研究中心研究員努爾·阿梅莉亞·阿巴斯説。

　　事實上，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着珍尼湖上游河流堰水大壩建設的推進，周邊採礦與伐木墾植活動不斷擴張，這片原本偏僻的山區被快速納入資本版圖。

　　長期無節制的採礦、農墾擴張和監管不足的旅游開發，使珍尼湖的生態持續退化——湖水渾濁、生物減少，周邊山丘傷痕纍纍。“荷花原本依賴自然水位漲落而生長，但失去穩定的水深與水質環境後，昔日滿湖盛放的景象便逐漸消失。”阿梅莉亞説。

　　生態數據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該地區曾記錄有約80種魚類，後來只剩下20多種。此外，湖水水位異常波動、水質檢測持續下滑、環保團體公開警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珍尼湖亮出“黃牌”提醒……勾勒出這片湖泊複雜而緊繃的現實圖景。

　　馬來西亞生態學家曾直言，珍尼湖水質若進一步惡化則可能導致岸邊植被大面積死亡並沉入湖底，進一步加劇沉澱累積，導致水體更加渾濁。“再不做些什麼，珍尼湖將因乾涸徹底消失在地圖上。”

這是2025年9月4日在馬來西亞彭亨州拍攝的珍尼湖生物圈保護區景色

正緩慢復原

　　如今，珍尼湖湖水的顏色逐漸變好，水生動物棲息環境也在慢慢恢復。

　　但這並非能一蹴而就。早年籌備、申報並最終讓珍尼湖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獲批生物圈保護區認定，成為珍妮湖命運轉折的關鍵。

　　“人與生物圈計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71年發起的一項政府間大型科學計劃。該計劃提出一種新型自然保護理念，即設立生物圈保護區，把保護區及周邊地區人民的生活改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生態環境保護結合起來，找出一條既能保護自然、文化資源，又能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馬來西亞不像瑞典或芬蘭那樣擁有成千上萬的天然湖泊，我們只有兩個，珍尼湖便是其中之一。”馬來西亞國立大學名譽教授、珍尼湖研究中心創立人之一穆什麗法·伊德里斯説。正因如此，馬來西亞的植物學家、生態學家、水文專家和技術人員齊聚一堂，思考“必須為它做點什麼”。

　　申報團隊系統蒐集湖泊生態、森林、水文等資料，走訪沿湖村落徵得原住民支持。最終，一份厚重的申報報告呈交給政府，再遞交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一過程耗時整整兩年。

　　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使得珍尼湖備受矚目，但這份沉甸甸的認可也迅速暴露了珍尼湖長期積累的治理短板：保護區分區界限模糊、開發邊界難以落實、執法力量薄弱，管理制度一度難以支撐“生物圈保護區”的高標準……隨着水質惡化、魚類減少、荷花消失等跡象不斷累積，政府、科研機構與原住民社區逐漸意識到：珍尼湖已進入“必須合力守護”的階段。

　　隨後的幾年，湖區採礦活動被陸續叫停，退化山坡被納入再造林範圍，採伐許可被嚴格收緊，部分區域被重新劃入全面保護區；彭亨州公園管理局等機構相繼成立，使原本碎片化的治理架構逐漸形成體系。

　　湖區的生態修復亦隨即全面展開。彭亨州林業局推出“買回造林”計劃，由賈昆族原住民負責培育本地樹苗，再由政府出資回購，用於填補裸露礦坑與受侵蝕山體。

　　水體與水域生態治理則複雜得多。據阿梅莉亞介紹，研究團隊從流域入手，通過在坡地鋪設覆蓋作物、在河岸採用椰纖圓木帶穩定土壤，減少雨季裏泥沙直衝湖面；在廢棄礦區引入微生物與堆肥技術改良貧瘠土壤，為植被恢復創造條件。“我們還組織了多輪社區協作，清除曾大面積擴張的外來水生植物，讓本地水草重新獲得生長空間。”

　　在湖面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塊用於荷花復育的試驗浮&，這也是珍妮湖研究中心助理工程師伊克萬投入較多精力的地方。“荷花復育很難。”他説，“以往湖水季節性起落促使根係萌發，但上游水壩改變水位節奏，我們需要不斷試驗，探尋適宜荷花繁育的方法。”

　　伊克萬介紹，荷花復育工作得到了馬來西亞政府和森林研究院的雙重助力。研究團隊先在陸地上育苗，再將其移至浮&，最後讓荷花重返原本的自然棲息地。

　　如今，從試驗浮&上重新綻放的荷花，到山坡上抽芽成林的幼樹，再到河岸濕地植物重新返場……每一個跡象都在表明，這片湖泊正在從創傷中緩慢復原。

“它的問題具有全球性”

　　珍尼湖在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中的重要地位，並非因為其廣闊的面積，而在於它承載着生態、經濟、文化等多重壓力。珍尼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認為，珍尼湖的治理經驗，為全球眾多面臨多方博弈的保護區探索出了一些好的方法。

　　在“人與生物圈計劃”的理念下，治理不是自上而下單向度的安排，而是由多方共同承擔。“珍尼湖修復最難的不是技術，而是如何讓政府、科研人員和社區真正成為共同治理的夥伴。”彭亨州公園管理局首席執行官扎伊納爾説，公園管理局經常討論，如何將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原住民社區及非政府組織的聲音納入治理框架，“這種跨部門與社區的頻繁互動，正是未來珍尼湖繼續走向復蘇的關鍵。”

　　最近兩年，一些國家的研究者也來到珍尼湖考察，學習如何處理産業活動、湖泊治理與社區發展疊加壓力情況下的治理難題。“珍尼湖面積不大，但它的問題具有全球性。”扎伊納爾説，“這正是它的獨特之處。”

　　珍尼湖的故事也正在被更多人聽見。在2025年9月於杭州舉辦的第五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上，珍妮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穆什麗法分享了熱帶湖泊治理與社區參與經驗。“珍尼湖作為生物圈保護區已走過16年，即將迎來新的評估周期。希望借鑒中國同行的自然與文化資源保護實踐，留下更完整的修復記錄，把經驗傳遞給下一代。”

　　對賈昆族原住民而言，他們的期待則更具體。巴哈林坐在高腳屋前，望著傍晚的湖面，“相信在不遠的未來，孫輩划船駛向湖心時，能再次看到滿湖荷花的樣子。那樣的話，我們這些老人就可以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