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在英國倫敦拍攝的展示5G標識的手機和電腦

文/《環球》雜誌記者 郭文迪

編輯/胡艷芬

　　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近日宣布，語言專家綜合逾3萬人對年度詞彙的票選結果、公眾輿論以及詞彙使用數據的分析，將“憤怒誘餌”評為2025年的牛津年度詞彙。過去12個月，這一詞彙的使用量同比增長了兩倍。據牛津大學出版社介紹，這一詞彙專指本質上通過製造挫敗感、冒犯性或刻意對立來激發憤怒情緒的網絡內容。其主要特點如下：

　　——以生活中的“刻意冒犯”為手段激怒網民。專門研究網絡極端主義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榮譽研究員西蒙·科普蘭認為，使用“憤怒誘餌”的手段從平淡到極端不一而足。美國《快公司》雜誌在一篇文章中舉例稱，內容創作者可能會在感恩節故意激怒父母，比如把常識包裝成驚人發現，或嘲諷他們的政治觀點；他們還會故意提出荒謬問題來激怒伴侶。

　　——有色人種、移民等人群易成攻擊目標。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在一篇報告中提到，“憤怒誘餌”的內容創作者常利用一些“慣用的替罪羊”，例如有色人種、移民、性少數群體和女性。報告舉例稱，有人曾故意曲解瑞典一項真實研究中的數據，稱“瑞典80%的難民經常回原籍國度假”。但事實是其中絕大多數所謂的“難民”是15年前來到瑞典的，他們的原籍國如今已安全，這些人也已在瑞典定居生活，不再具有難民身份。

　　——煽動民眾情緒，提升右翼政客受歡迎程度。牛津大學出版社將“憤怒誘餌”描述為一種有效提升用戶參與度的策略，認為該策略在“表演性政治”領域尤為常見。2024年美國大選前，美國媒體“新政治”網站曾評論説，近年來美國政治極化不斷加劇，社交媒體的興起是推動這一趨勢的關鍵因素。在此過程中，一些共和黨籍社交媒體名人採用了“憤怒誘餌”策略，通過宣揚激進保守主義與極右翼觀點吸引民眾關注和互動。

　　牛津大學出版社認為，隨着社交媒體算法日益傾向於獎勵更具煽動性的內容，“憤怒誘餌”已衍生出“憤怒養殖”等操作模式。該模式通過持續投放“憤怒誘餌”內容——尤其是蓄意傳播陰謀論等虛假信息，系統性地操縱公眾反應，長期積累憤怒情緒與互動數據。

　　英國廣播公司援引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威廉·佈雷迪的分析稱：“算法會放大憤怒情緒。例如我們在X等平台上看到，政治極端內容實際上只由極少數用戶生産，但算法能使其看起來像是來自大多數用戶。”

　　關於這類內容的經濟效益，《快公司》雜誌刊文説，在X和Instagram Reels等平台上，將某些內容標記為“憤怒誘餌”已形成一種頗具諷刺意味的潮流，常能獲得數百萬點擊。儘管存在爭議，這已成為企業在網絡環境中脫穎而出的一種現實營銷策略。

　　“憤怒誘餌”現象可能對網民身心健康和社會治理造成諸多負面影響，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長期接觸“憤怒誘餌”會加劇壓力和焦慮。牛津大學出版社語言部負責人卡斯珀·格拉思沃爾認為，“憤怒誘餌”與2024年的年度詞彙“腦腐”緊密關聯。“腦腐”反映沒完沒了地瀏覽網絡內容帶來的腦力枯竭，“憤怒誘餌”的重點在於經過刻意設計從而引發憤怒情緒以達到引流目的。兩者構成了一個強大循環：憤怒激發網絡互動，算法加以擴大，“不停地接觸這類內容令人心力交瘁”。

　　——對嚴重社會問題的深入討論易被煽動性內容淹沒。英國青年數字技能培訓計劃“社會轉型項目”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説，長期接觸煽動性內容會令公眾對嚴肅社會議題逐漸麻木。

　　——加劇社會分化，煽動群體對立。“社會轉型項目”的文章進一步分析説，“憤怒誘餌”類內容往往挑動對立，其傳播會加劇社會分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報告警示，“憤怒誘餌”類內容可能將那些感到被社會孤立、渴望歸屬感的人推向極端立場。報告認為，許多加入極端組織的人起初往往是為了尋求“精神聯結”或宣泄對現實的不滿；當個體存在“潛在的不安全感”時，極端思想便更容易乘虛而入。

　　對於如何消除“憤怒誘餌”類內容帶來的風險，專家認為，除了網民們應做到“自律”、主動屏蔽或辨別“憤怒誘餌”類內容外，網絡平台更應主動作為，積極遏制相關內容的非良性傳播。

　　“南方優先”網認為，應對“憤怒誘餌”需多管齊下、協同治理。一方面，內容創作者尤其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網絡紅人，應當意識到自身言行帶來的社會影響；另一方面，平台方必須從根本上重新審視並優化其算法推薦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