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月19日在加沙地帶北部拜特哈嫩拍攝的斷壁殘垣

文/《環球》雜誌記者 吳美娜

編輯/馬琼

　　中東浩劫難止息。兩年多來，點燃於加沙的戰火向中東多地外溢蔓延。成為眾矢之的以色列在戰爭中也付出巨大代價，國力消耗、經濟承壓並深陷安全困境，國內反戰情緒漸漲，在國際上日益陷入孤立。

　　綜合因素促使下，近日，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達成第一階段加沙停火協議。諸多觀察人士認為，相關方案或許能為加沙地帶長期停火開啟一個窗口期，但關鍵在於落實，加上地區固有矛盾複雜，以及方案本身漏洞等問題，未來事態依舊不明朗。

　　充滿變數的形勢下，加沙何往、中東何往？中東亂局、難局背後又投射出怎樣的時局之變？圍繞這些問題，浙江外國語學院教授、環地中海研究院院長馬曉霖接受了《環球》雜誌記者專訪，作出了深入解答。

地區棋局大調整

　　《環球》雜誌：新一輪巴以衝突已持續兩年有餘，如何看待這場多維度較量，包括外溢效應等？總體演變態勢如何？

　　馬曉霖：這場衝突從巴以地區發軔，迅速擴展到東地中海地區、紅海地區、波斯灣兩岸，地理上幾乎覆蓋整個西亞地區或曰“小中東”（亞洲西部+埃及）；捲入衝突的地區國家接近10個，且包括多個非國家行為體，尚不算協同以色列攻擊伊朗的美國，以及與美國協同為以色列提供導彈攔截的英國和法國等；死亡人數超過7萬，受傷人數接近20萬（主要發生在加沙地帶）。

　　衝突經歷了不同階段和戰場，波及範圍之廣、捲入衝突者之多、生命和財産損失之大、地區和國際衝擊之強，都超過1948年至1982年的五次中東戰爭，基於上述原因，我和部分學者日益強烈地認為，不應繼續使用“新一輪巴以衝突”這種簡單化的表述，而應正式使用“第六次中東戰爭”概念。

　　日前，以色列與哈馬斯達成停火協議，但這並不代表萬事大吉了。除停火協議的執行等存有諸多變數之外，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兩年多來，已引發中東安全秩序、地緣關係、力量格局多重變化，並處於演進與轉型進程中，最終如何定型有待繼續觀察。

2024年10月1日，以軍防空系統攔截的發射物從耶路撒冷上空飛過

  《環球》雜誌：衝突從開始到現在，參與方勢力消長髮生了怎樣的變化？呈現出怎樣的“中東新隊列”？

　　馬曉霖：在兩周年節點上略作總結，已可以看出一系列新變化和新發展。

　　首先，由伊朗和敘利亞兩個國家行為體和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武裝“人民動員組織”等四個非國家行為體組成的中東“抵抗之弧”，在軍事上基本被以色列打垮，而且敘利亞政府已意外垮&。這將對今後的中東和平進程産生深遠影響，表明試圖通過武裝鬥爭和軍事博弈方式打敗以色列的路徑不但嚴重過時，而且確實行不通。

　　其次，因2011年前後那場波及範圍廣泛的政治浪潮“阿拉伯之春”而崛起的“什葉派之弧”，也即我常説的“德黑蘭-巴格達-大馬士革-貝魯特軸心”，因為伊朗被美以聯合襲擊、敘利亞政府垮&、黎巴嫩真主黨領導層幾乎被“團滅”並失去戰鬥力而徹底解體，伊朗的地緣影響力被迫大幅度收縮，困擾中東地區的教派衝突和身份政治博弈以伊朗的受挫而進入低潮。

　　其三，以色列四處用兵，拳打多國，徹底壟斷中東地區制空權，軍事影響力達到建國以來的歷史頂點。但是，以色列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人道主義法的肆意踐踏也前所未有，極右翼勢力驅動的“大以色列”夢想引發中東國家普遍擔憂。

　　其四，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阿以）和平進程經受重大考驗，與以色列關係正常的阿拉伯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無一採取斷交或經貿抵制等強硬措施，阿拉伯街頭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聲援巴勒斯坦示威活動，這表明流行中東半個多世紀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徹底退出歷史舞&，也預示着巴勒斯坦在與以色列的博弈中會進一步陷入孤立和被動。

　　其五，俄羅斯喪失中東最後一塊戰略資産敘利亞，無力保護昔日盟友“什葉派之弧”，暴露出無力兩線開戰的實力局限，短時間內也難以恢復在中東的博弈能力和話語權。美國因近乎無條件、無底線地偏袒以色列而在中東更加不得人心，其推動的地區安全合作體系受到質疑與挑戰，並將持續為以色列這塊“戰略負資産”付出代價。

　　其六，巴基斯坦升級與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合作，這是改變中東和南亞安全格局的重大事態，結合巴基斯坦媒體、美聯社等相關説法，此舉也將增強伊斯蘭世界的核自衛與核威懾能力，有可能引發一系列地緣關係變化。

10月5日，數百民眾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參加游行示威活動，抗議以色列在加沙地帶軍事行動以及攔截向加沙地帶運送人道主義物資的“全球堅韌船隊”並扣押包括多名南非公民在內的活動人士，要求以色列立即結束軍事行動、釋放被扣押的活動人士。這是當天在南非約翰內斯堡拍攝的游行示威現場

  《環球》雜誌：中東亂局下一步主要懸唸有哪些？決定性因素主要有哪些？

　　馬曉霖：總的來説，這場浩劫推動中東地區由“阿拉伯之春”後的“阿拉伯之冬”亂局，走向更加複雜的變亂交織和前景不確定狀態，地區安全體系、治理體系和地緣關係體系被全面解構，陷入新一輪“春秋戰國”式大博弈的泥潭，各種力量和關係重新洗牌，開啟新的合縱連橫和縱橫捭闔進程。

　　其中，巴以衝突為核心的中東領土爭端（包括以色列與敘利亞和黎巴嫩的領土糾紛）走向不明，各方總體而言依然“迷信”通過實力決定成敗。伊核問題也依然是導致伊朗與以色列乃至美國産生直接衝突的潛在引爆點，而伊朗是否改變延續40多年的張力型反以抗美外交政策，是三方能否和平相處的關鍵因素之一。敘利亞政權更迭後的中央統轄能力不足、地方勢力武裝割據和半獨立分治，以及美國、以色列、土耳其等外力作用明顯的格局難以改變，如果國家統一與力量整合失敗，敘利亞將成為又一個碎片化國家，並將衝擊周邊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加沙矛盾牽涉多

　　《環球》雜誌：美國政府9月底發布有關巴以衝突的“20點計劃”是否意味着美國在戰略上正在發生變化？文件落實的可能性如何？

　　馬曉霖：特朗普政府公布“20點計劃”的核心訴求是結束加沙戰爭，終結哈馬斯的軍事存在，確保以色列的絕對安全，推動“兩國方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別建國，兩國和平共存。即建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享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進入正常軌道，避免美國國家利益和外交戰略進一步被以色列極右翼勢力綁架，維護美國在中東低成本投入前提下的安全主導作用，維護美國在中東特別是海灣國家的龐大軍火市場和可觀吸金潛力。

　　不過，美國目前的中東戰略尚看不出大調整的苗頭，基本還是維持現狀，也即宏觀上減少戰略投入甚至進行適當收縮，但前提是必須確保恐怖主義不能死灰復燃，確保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能出現擴散，確保石油和天然氣的正常生産和供應，確保美國的軍事基地及人員安全不受侵犯，確保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不能受到根本衝擊。

　　這份文件的落實有賴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切實願意結束“以戰養戰”“以戰養政”的現實方略，有賴於哈馬斯未來最大程度的“去軍事化”和最低限度的政治參與，有賴於在加沙地帶建立不同以往且有效運行的技術性管理機構，當然也有賴於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集體支持和配合。

10月10日，在加沙地帶中部，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行進在返回加沙地帶北部的路上

  《環球》雜誌：以色列方面多次揚言消滅哈馬斯，持續推進在加沙地帶軍事行動，同時進一步分割約旦河西岸巴領土。未來，哈馬斯、加沙地帶以及巴勒斯坦建國的前景將如何？

　　馬曉霖：哈馬斯能發展壯大到今天，以色列政府特別是內塔尼亞胡本人“功不可沒”——他通過所謂“割草戰略”長期對哈馬斯“剿而不滅”，刻意在巴勒斯坦社會扶持兩個權力中心，形成兩種勢力、兩種觀念、兩種治理模式乃至兩種鬥爭策略與方向，進而成功分化、內耗和削弱了巴勒斯坦整體力量。

　　所以，就算加沙實現了“去哈馬斯化”，以色列當局也會扶持新的力量，使之與巴勒斯坦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組織）分庭抗禮，使巴勒斯坦繼續維持門戶林立、政出多門、外力插手、彼此內耗和一盤散沙的狀態。因此，未來無論是加沙地帶的政治、安全和經濟重建，還是“兩國方案”通過和平談判變成現實，巴勒斯坦內部能否實現真正的民族和解、團結和統一，能否形成高度化、制度化的政令、軍令和法令大一統，仍是重要前提。

阿拉伯世界之變

　　《環球》雜誌：如何看待近來的巴勒斯坦國“承認潮”？巴以問題最終解決難點在哪？

　　馬曉霖：巴勒斯坦1988年宣布建國並得到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承認，但它一直不是聯合國正式會員國。2012年11月，第67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給予巴勒斯坦觀察員國地位。202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認定巴勒斯坦國符合《聯合國憲章》規定的會員國資格，並建議安理會重新審議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的申請。這一決議為巴勒斯坦國加入聯合國奠定了法律基礎。

　　近期很多國家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其中一些西方國家轉變原有立場施壓以色列尤為受到關注，意味着巴勒斯坦國迎來罕見高質量外交承認浪潮，這是巴勒斯坦事業的道義勝利、法律勝利和輿論勝利。但是，這波“承認潮”很大程度上在於對巴勒斯坦人的歷史苦難表達同情，對以色列窮兵黷武並為所欲為表達強烈不滿和憤慨，是對“兩國方案”的政策背書和堅定支持，對“大以色列”圖謀的當頭棒喝。

　　但是，“兩國方案”的最終落實，需要獲得以色列的認可與接受，需要以色列退出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等所佔領土，讓巴勒斯坦國確立邊界、首都和海陸空口岸掌控權。內塔尼亞胡9月26日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發言中直言，反對巴勒斯坦建國不僅是他本人及其領導的執政聯盟的政策，也是以色列的“國策”。他聲稱允許巴勒斯坦建國對以色列來説相當於“民族自殺”，並對巴民族權力機構持否定態度，稱巴勒斯坦人並不想在以色列旁邊建立國家，也不相信“兩國方案”，而是想要一個“取代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國”。因此，不能過高估計“承認潮”帶來的實際作用，不能低估巴勒斯坦國從法理上、地圖上和外交承認上真正落地的艱難性。

　　目前巴以間的協議主要是雙方於1993年達成的《奧斯陸協議》，其核心原則是“土地換和平”。它被認為是巴以和平進程的里程碑，巴民族權力機構就是在該協議基礎上成立的。着眼未來，對巴勒斯坦而言，有一個政府、用一個聲音、持一種立場，在結束加沙戰爭後盡快與以色列重啟“最終地位”談判，最終依據《奧斯陸協議》原則和精神，或許才能從根本層面解決巴以領土紛爭。

10月9日，埃及總統塞西（右二）在開羅會見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左二）和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左一）

  《環球》雜誌：阿拉伯世界正在經歷怎樣的歷史之變？阿拉伯-伊斯蘭緊急峰會呼籲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團結一致應對共同挑戰和威脅，這些説明了什麼？

　　馬曉霖：阿拉伯世界自近代以來先後經歷過幾個大的歷史階段：

　　首先是一戰二戰期間及其後因為奧斯曼帝國解體而出現的民族獨立和國家建立浪潮，它導致地跨廣闊西亞和北非、擁有數億人口的阿拉伯世界最終形成22個國家和地區，並建立了阿拉伯國家聯盟。

　　其次是整個冷戰期間，阿拉伯民族主義主導阿拉伯世界的高端政治，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直接或間接捲入由巴勒斯坦歸屬問題引發的五次中東戰爭，“先軍政治”（軍事為先）是多數阿拉伯國家的主流國策。

　　其三是冷戰結束後三十年，阿拉伯世界逐步擺脫大國控制而走向自主探索和發展，並最終因普遍治理失敗，加之外力干涉，引發了持續十餘年的“阿拉伯之春”政治浪潮，導致一系列“共和制威權統治”相繼解體。相比之下，擺脫冷戰體系的海灣阿拉伯國家“風景這邊獨好”，依託豐富的石油美元、天然的王權合法性、財富再分配而構築的基礎雄厚的“食利階層”擁戴，以及美國的軍事保護，形成穩定、發展、繁榮與共富的“海灣模式”，也使得阿拉伯世界産生較大的社會發展和生活水準反差。

　　但是，無論是“阿拉伯之春”，還是當前這場動蕩，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阿拉伯民族主義被釘進“歷史棺材”，巴勒斯坦問題已首先被阿拉伯社會邊緣化，甚至在更廣袤的伊斯蘭世界，巴勒斯坦問題都已讓位於本國內政與外交。這既是阿拉伯世界經歷的第四次思潮嬗變，更是發展路徑之變。

　　當前這場中東亂局確實上演了“伊斯蘭國家大團結”，但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力量和勢能，也沒有對美國和以色列形成足夠壓力。這種基於人道共識、同教同宗的立場表達，並不比歐盟或上合組織等多邊機制的表態更具特殊意義，本身也説明宗教情結、宗教紐帶和宗教勢力在今天的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影響力已明顯弱化。

　　《環球》雜誌：卡塔爾等國頻頻出現在熱點衝突斡旋場，這種斡旋力量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

　　馬曉霖：卡塔爾、埃及、阿曼以及土耳其等都是中東頻繁發起外交斡旋的國家，也因此獲得超越綜合國力的超級影響力。儘管以色列空襲牽線搭橋的卡塔爾，但不會影響從斡旋外交中嘗到“小國大為”甜頭的類似國家。就中東衝突而言，未來無論是推動巴以和談、敘以和談、黎以和談，乃至美國、以色列與也門胡塞武裝以及胡塞武裝同其他內部兩派的談判，都依然離不開上述地區“月老”的穿針引線。此次在埃及達成停火協議，即是例證。

世界變局的投射

　　《環球》雜誌：中東局勢與俄烏衝突兩大熱點如何相互影響？兩種立場的“和平方案”主要不同在哪？

　　馬曉霖：中東局勢與俄烏衝突是兩個不同起因、不同性質和不同影響的問題，俄羅斯、美國、歐盟、中國等都有公開的政策和立場，也都有不同的處理思維、邏輯、路徑和方式，甚至有不同權重的投入，但兩大問題必然會因國際時局的錯綜複雜而産生一定&&。

　　中東和平和俄烏衝突的關鍵詞都是土地，但中東亂局是英法肢解奧斯曼帝國而遺留的殖民主義孽債，冷戰期間曾有撬動大國關係的作用，冷戰後已很難産生改變世界格局的影響。俄烏衝突既是近千年俄羅斯與西歐世界博弈的延續，更是冷戰結束後俄歐發展與治理差距催生的相關裂痕和變局的體現。歐盟和北約雙東擴步步推進，促使烏克蘭成為大國角力與博弈的終極戰場。

8月10日，民眾在加沙城領取免費食物　

  概言之，中東爭端問題的障礙在於衝突各方難以圍繞土地作出妥協；俄烏衝突問題的本質是大國爭奪戰略安全空間。二者都涉及“和平方案”，不同利益方支持的方案內容勢必有所不同，在聯合國層面常常會看到圍繞有關決議書而産生的“掐架”現象，日後也依然會很常見，但美西方那種體現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方案，大概率是經不起歷史的考驗的。

　　《環球》雜誌：中東國家近年來對上合組織、金磚國家機制等全球南方框架表現出濃厚興趣。這對巴以乃至中東問題的解決有何啟示？

　　馬曉霖：中東國家日益向上合組織、金磚國家和全球南方框架看好或靠近，本身就證明世界的確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隨着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國際格局不斷向多極化演進；全球政治、經濟和貿易體系由西方主導向新興經濟體、全球南方國家主導方向演進；美國和西方治理世界的模式和路徑越來越不適應正在變化發展的世界。

　　中東國家是全球南方國家的天然成員，有些也是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的成員國或觀察員國等，由此也使得中東問題日益明顯地成為“上合問題”“金磚問題”或“全球南方問題”。不同於傳統的西方視角、大國視角、冷戰視角、東方主義視角乃至霸權視角，在這三個框架內看待中東問題，自然多了一些第三世界視角、南南合作視角，以及平等與友好協商視角。具體到中東問題的解決，上合、金磚和全球南方框架的優勢也許在於，可以設計新的對話框架和解決模式，提供新的會談場所和氛圍；挑戰則是缺乏大國的傳統影響力和實際監護力，尤其是安全保障層面。

　　在本屆聯大系列活動中，貫穿始終的激辯折射出多邊合作潮流與單邊霸權逆流的對撞，加沙衝突提醒人們，和平與發展事業仍然任重道遠。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安理會中東問題公開辯論會上強調，中東不穩，天下難安。中東不能永遠處於衝突的陰影下，地區人民也不能持續生活在戰爭的不安中。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落實“兩國方案”是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唯一可行出路。國際社會必須堅決拒絕侵蝕“兩國方案”基礎的單邊行動，堅決反對吞併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的危險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