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桂濤

  編輯/胡艷芬

  我和藏書人劉錚約在廣州一座高樓上的一間咖啡館見面。落地窗外，珠江蜿蜒流淌，我們的腳下是曾向西方“一口通商”的十三行遺址，遠處是三元里抗英紀念碑。在這座始終處於中西對話前沿的城市，討論劉錚的《西書東藏：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以下簡稱《西書東藏》）再合適不過。

  這本書在中國人的藏書史研究上堪稱“前所未有”。它寫的是梁漱溟、周作人、蕭乾、錢鍾書等中國37位現代學者、作家、文化人曾讀過、收藏過的外文書。劉錚通過研究這些知識分子散佚久矣的藏書，揭開了籠罩他們精神世界的幕布一角，也讓人對西學東漸、東西文化匯流有了新的思考。

  曾經，他們蒐求它們、閱讀它們，而它們滋潤他們、豐盈他們。如今，斯人已逝，他們的藏書顛沛流離，在劉錚的書房裏重聚，讓那些消散在時光裏的思想對話再度甦醒。

  劉錚像個偵探，他通過探究書上留下的簽名、鈐印、註解、折頁等“書之痕”，重構還原當年人與書之間的關係，窺探那個時代的知識版圖。通過一次次“知識考掘”，他要喚醒那些隱沒在典雅豐贍的外文舊書中的中國靈魂和猜度其中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

  比如，劉錚曾買到一本法國詩人保羅·瓦萊裏的《雜俎五集》，此書是著名翻譯家趙蘿蕤（ruí）的舊藏。在趙的回憶文章和別人回憶趙的文章中，都提到她曾在法文課上讀過瓦萊裏的作品，有人甚至據此斷定，她的作品深受瓦萊裏的影響。劉錚發現，那本需要邊裁邊讀的《雜俎五集》毛邊本只有第一頁被裁開，因此斷定趙並未認真閱讀過這本書。

  再如，他發現歷史學家周一良當年在哈佛大學讀過的一本厚厚的語言學著作中，超過三分之二的頁面上都有周的劃線和註解，而這本書在《周一良全集》中竟然毫無痕跡。劉錚因此推斷，周一良一生中可能對不少書都下過同樣大的功夫，確是紮實治史。

  雖然這樣的發現對普通讀者可能沒什麼意義，但劉錚認為，將這些隱藏的細微歷史挖掘和講述出來，能“讓歷史的顆粒度更加清晰”。

  真正的閱讀史，或許就存在於那些從未裁開的書頁與密密麻麻的註解的張力中。一枚藏書票可能是文化遷徙的簽證，一道鉛筆劃線或許暗藏思想的交鋒。

  我認為，《西書東藏》的貢獻之一是，它為藏書人帶來了關於藏書的更多思考角度：

  比如，那些外文書被中國文人們從世界各地買來，又帶到世界各地閱讀，日內瓦、維也納、東京——單是這些購買地和閱讀地就展開了一種書籍文化的“拓撲結構”（編者注：一種強調關係和連通性的結構）、一份全球知識流動的地形圖和微觀史。

  這些留有歷史痕跡的外文書對收藏者提出了識偽辨偽的要求，比如簽名、印章、題簽等是新是舊。劉錚認為，書齋裏的生活就是坐在扶手椅上，而辨偽的過程則像是扮演一次偵探。

  劉錚坦承，和那些一擲千金的藏家相比，他所藏的這些“西書”可能只是小兒科，但他仍“敝帚自珍”。畢竟西諺有雲：“我的杯子雖小，但我用自己的杯子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