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24年3月3日在英國倫敦拍攝的金絲雀碼頭金融區的建築

文/《環球》雜誌記者 趙家淞（發自倫敦）

編輯/胡艷芬

　　近段時間，“英國或將出現全球最大規模富豪凈流出”的説法在倫敦金融圈和社交媒體上反復刷屏。導火索是一份來自英資移民顧問機構亨氏諮詢公司的年度報告：2025年英國預計凈流出1.65萬名百萬富豪，成為本年度“凈流出第一”。能與這一結論相映襯的，是阿聯酋繼續穩居“財富遷徙”首選地、預計凈流入9800名百萬富豪；以及法國、西班牙、德國等歐洲大陸國家首次出現高凈值人士凈流失。這些結論迅速引發“外流潮”“逃離英國”等輿論聯想。

　　不過，另一種聲音也同樣響亮：英國稅收正義組織對同一報告進行方法學審讀後指出，所謂“創紀錄”的14.2萬名百萬富豪全球遷徙，只佔全球約6000萬百萬富豪總量的0.2%——與近10年平均水平基本一致，難言“外流潮”。該組織還批評媒體將“絕對數”替代“佔比”敘事，誇大了波動的意義。

　　在熱度、爭議與數據交織的背後，英國為何被認為有更多富豪“離開”？這是否會影響英國的財富版圖與城市競爭力？《環球》雜誌記者在倫敦進行多方採訪並查閱公開資料，試圖從稅制巨變與政策預期、數據與方法之爭、全球再平衡與長期吸引力三個角度，觀察這場關於“走與留”的選擇和討論。

2024 年 7 月 29 日，在英國倫敦，英國財政大臣蕾切爾·裏夫斯在議會下院發表講話

稅改與政策變動影響深遠

　　在許多受訪者看來，稅制的結構性調整是“外流敘事”的重要起點。

　　2024年3月，英國時任財政大臣亨特宣布，以“住所地”為基礎的非本土居民稅制將自2025年4月起廢止。對於那些在世界各地擁有收入和資産的移民而言，非本土居民稅制的廢除，意味着他們將適用新的基於居住地的稅制。這一轉變將導致對個人在英國境外所獲任何收入或收益實施“全球徵稅”。

　　此後英國工黨政府上&，總體同意上屆保守黨政府的意見，但在2024年秋季預算中宣布對稅制改革進行一些緩和性的調整，採用新的海外收入和資本利得（FIG）四年寬免期制度。這項制度適用於那些在過去連續10個稅收年度為非英國稅務居民，但此後成為英國稅務居民的個人。

　　新制度與2024年3月最初宣布的內容基本相同。其“緩和性”和“過渡性”體現在：符合條件的個人在成為英國稅務居民後的前4個稅年內，無需就其新增海外收入和資本利得繳稅，並且可以將這些資金免稅匯回英國。此外，他們無需為從非英國居民信託獲得的分配繳稅，但必須就在英國産生的收入和資本利得繳稅。

　　雖然這一改革被英國財政部及專業機構形容為“更現代、更公平、更簡化”，且將大幅增加財政收入，但許多專業人士和財富管理公司擔憂，這有可能阻止高凈值人士選擇英國作為他們的大本營，從而導致稅收減少、人才流失。

　　除了制度重構，總體稅負處於戰後高位的宏觀環境也推高了富裕群體的“預期不確定性”。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與財政研究所的多份研究顯示，英國稅收負擔在近年爬升至戰後高位區間，並在中期展望中保持上升趨勢。對於跨境可遷移的高凈值人群而言，邊際稅負與規則穩定性的共振，常常成為遷徙決策中的“關鍵變量”。

　　政策層面還有一些“背景音”：2022年，出於安全與反洗錢等考量，英國關閉俗稱“黃金簽證”的“投資者簽證”通道。這被一些觀察者解讀為英國在“爭奪全球富裕人群”的制度賽道上少了一件工具。

　　英國之外，歐盟層面的政策風向同樣生變。歐盟法院今年4月裁定馬耳他的“黃金護照”公民投資入籍項目違反歐盟法，意味着此類“用金錢換公民權”的通道被司法叫停。儘管居留型“黃金簽證”與“黃金護照”有別，但這起判決折射出歐洲在“資本-身份”關係政策上的整體收緊。

　　在上述制度變局下，瑞銀集團《全球財富報告2025》提供了一幅更為複雜的圖景：截至2024年底，英國約有262.4萬名美元百萬富翁，數量位居全球前列；從2020年初到2024年底，按本幣不變價口徑計算，英國人均財富平均值累計增長約7%，人均財富中位數增長超過16%，顯示增量更多向財富分佈“中段”匯聚。

　　報告同時指出，2024年以美元計價的西歐整體財富相較2023年有所回落，但從全球層面看，瑞銀集團預計到2029年世界範圍內的美元百萬富翁將再增加約534萬人。這些數據意味着，即便圍繞英國的“富豪外流”敘事持續升溫，從財富存量與結構演變的視角觀察，英國並未出現“斷崖式”變化。

　　專家認為，對許多富豪而言，政策的“方向感”與“可預期性”往往比單一稅率更重要。稅制更迭意味着合規路徑與規劃邏輯隨之調整：家族信託、遺産安排、跨境居留日數的管理，甚至子女教育與醫療資源的取捨，都會進入再評估清單。市場上的稅務律師與私人銀行也提醒客戶，在評估遷徙選項時，除了看稅，也要把業務鏈、客戶關係、語言與法治環境等“軟成本”算進去。這些隱性要素，往往決定一座城市的長期黏性。與其説是“逃離”，不如説是在人生與事業的多維坐標裏重新校準。

這是2023 年 7 月 30日在英國倫敦諾丁山拍攝的房屋。諾丁山是英國富人較多的地區

數據與方法之爭

　　當“外流潮”的輿論甚囂塵上時，人們也對統計口徑與方法學發出質疑。稅收正義組織發布的評估報告指出，相關遷徙估算側重社交媒體上的“工作地”標籤而非稅務居民身份，並採用了“可動用流動資産≥100萬美元”的窄口徑來界定“百萬富翁”，這與通行的“凈資産≥100萬美元”口徑不同，更可能捕捉到“高流動性子樣本”，從而放大遷徙觀感。該組織據此判斷：百萬富翁整體的“遷徙率”多年維持在近乎0%的低位，所謂“外流”在比例意義上並不顯著。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教授羅蘭·阿特金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即便按照研究公司自己的估計，遷徙規模也很小，所謂‘外流’被大大誇張了。”他強調，倫敦的吸引力並未根本改變，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如何讓最富裕群體作出“公平貢獻”，以修復公共服務、重建社會信任。“近期的民調顯示，不少超級富豪願意在明確用途、改善公共服務的前提下承擔某種形式的財富稅。”

　　無黨派組織“愛國百萬富翁英國分會”6月發布的民調稱：81%的英國百萬富翁認同“繳納公平稅負是一種愛國”，80%的被調查者支持對千萬英鎊以上財富徵收2%的財富稅。在“富豪因稅而逃”的刻板印象之外，這組數據提供了另一種觀察視角。

　　此外，富豪個案也牽動着公眾神經。一方面，財富人群的跨境遷徙天然具備話題性：一則搬家消息、一次社交&&的IP地址變化，就足以引發圍觀；另一方面，數據口徑與方法細節枯燥難懂，傳播中容易被省略。久而久之，零散的個案被疊加成某種“總體趨勢”的幻象，公眾則在心理上形成“潮水正退”的強烈感受。辯論之所以反復，是因為雙方抓住的“證據”各不相同：一方強調“看得見的離開”，另一方強調“算得清的比例”。對普通大眾來説，理解遷徙數據的最好方式，也許不是追問“走了多少”，而是反問“留下的為什麼選擇留下”。如果城市仍能提供可靠的公共服務、穩定的法治環境與多元的文化生態，那麼“留下”的理由，往往比“離開”的理由更具解釋力。

遷徙不是逃離

　　通過跨國比較來看，“財富遷徙的贏家”在近年不斷涌現：阿聯酋靠稅負友好、營商便利與“黃金簽證”政策組合，持續吸引全球高凈值人群；意大利、葡萄牙、希臘、瑞士等國以生活方式+稅制優惠獲得“加分”。英國與其他多國一樣，既在稅制收緊中提高了“公平性”，也在全球競爭中承受“吸引力的邊際遞減”。

　　在這種背景下，英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一邊通過收緊優惠稅制來強調公平，一邊也在和全球競爭對手爭奪富裕人群和高技能人才。但相比之下，英國的吸引力正在逐漸減弱，那些同時提供優惠稅制和優質生活方式的國家，正在成為英國不得不正視的參照。

　　然而，倫敦對於富豪的吸引力仍不容小覷。阿特金森指出，倫敦在法律與金融服務、國際教育與醫療、文化網絡與航線樞紐等要素上仍具結構性黏性。對高凈值人群而言，“多址化”是常態，即他們在多個國家配置資産與居所，少量凈流出並不等於整體脫鉤。

　　利物浦約翰·穆爾斯大學經濟學者史蒂夫·諾蘭提醒：稅收只是影響因素之一。過去存在的遺産稅與離岸信託的規避路徑、地緣政治不確定性與治安、教育等生活質量指標，都會進入遷徙方程式。“更富裕的人擁有更強的遷徙能力，一旦邊際稅負或總體環境超過心理閾值，他們就會更傾向於選擇遷移。”

　　如果把全球城市想象成一個又一個“功能場”，稅收只是其中一個磁場。語言與法治為商業合作提供共同語匯，藝術與教育為代際延續提供軟環境，直航網絡與時區優勢為國際業務提供運轉彈性。倫敦的競爭力，往往就體現在如下這些容易被忽視的細節裏：開會在城中，通話連兩洲；白天是律師樓與交易室，夜裏是劇場、博物館與社區社交場所。對身處其中的人來説，居住選擇從不是“非此即彼”的一次性決斷，而是一種隨事業與家庭發展階段不斷微調的長期狀態。於是，“走與留”更像在不同城市之間“切換場景”，而非對一座城市的“告別”。真正決定走向的，未必是口號式的“優待”，而是日復一日可感的公共服務、秩序與信任。

　　當我們把統計報告中的“絕對數”換算為“比例”的冷靜刻度，回到方法與口徑本身，所謂“外流潮”或許更像連年存在的邊際重配。但這並不意味着無需警覺——稅制巨變與高稅負環境確實會影響可遷移人群的選擇。面對富豪外流這一現象，把有限的政策注意力共同投向公平、服務與增長這條更艱難也更必要的中長線，或許更重要也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