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10 日，也門首都薩那遭以色列軍隊空襲後升起濃煙

文/賈珍珍 石光磊 石海明

編輯/黃紅華

　　如果用最簡單的範疇來刻畫人類波瀾壯闊的競逐史，那就是“攻”與“防”，或稱“矛”與“盾”。二者既相互對立、彼此制約，又相互依存、彼此共生。

　　深入剖析“矛盾之爭”的內在機理，把握其發展規律，既是預判未來戰爭形態的關鍵，也是掌握制勝主動權的根本前提。

“矛”與“盾”螺旋式上升

　　勝負不僅取決於力量的大小，還決定於力量的運用。在力量的運用過程中，進攻和防禦這對“矛”與“盾”始終貫穿其中，其優劣對比一直在發生變化，有時候進攻佔上風，有時候防禦更有利，攻防主次地位不斷易位，並呈現出螺旋上升的發展態勢，共同構成了戰爭能力迭代的內在動力。

　　“矛”強調“突破與主導”，無論是冷兵器時代的青銅劍、鐵戟，還是現代戰爭中的高超聲速導彈、網絡攻擊武器，其設計初衷與戰術運用都圍繞“打破敵方防禦體系、摧毀關鍵目標、掌握戰場主動權”展開。為實現這一目標，進攻方的資源投嚮往往聚焦提升突防效率。“盾”的根本目標在於“抵禦與存續”。對此，防禦方的資源配置更側重構建全域防護網絡，以應對進攻方多方向、多域次的打擊。攻防目標的差異，使得“矛”與“盾”從誕生之初起便處於天然的博弈狀態，這構成了戰爭制勝較量的邏輯起點。

　　回溯軍事史，“矛”的技術躍升，必然倒逼“盾”的體系升級，比如，19世紀線膛炮的射程與精度大幅提升，傳統土木工事難以抵禦其打擊，鋼筋混凝土構築的永備堡壘便應運而生。可以説，從戰爭登上人類歷史舞&那刻起，攻防這一對矛盾就總是在對抗中尋找平衡的支點。反之，“盾”的韌性強化，也會反向推動“矛”的路徑創新。可以説，沒有“矛”的技術突破，“盾”的升級便失去了方向；沒有“盾”的韌性支撐，“矛”的創新也難以體現價值。

　　進入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矛”與“盾”的共生互動更趨激烈，並昇華為軍事體系整體能力的動態博弈。無人作戰集群依託算法自主協同進攻，防禦方則研發AI驅動的動態攔截系統，通過實時分析集群路徑實施精準反制；而“盾”的算法防禦，又促使“矛”優化自主決策邏輯，探索“去中心化”集群戰術。可見，“矛”與“盾”共同塑造着戰爭的基本形態，並構成戰爭形態從冷兵器走向智能化的核心動力。

從“易守難攻”到“易攻難守”

　　人類軍事技術發展的歷史表明，進攻與防禦的發展並非並轡而行，而是存在某種不對稱性。正如軍事歷史學家T.N.杜普伊在《武器與戰爭的演變》中深刻指出，“戰爭攻防並非單向的強弱較量，而是‘防禦邏輯塑造進攻路徑、進攻創新推動防禦迭代’的辯證互動”。

　　在坦克、飛機與導彈成為重要的作戰武器以前，在要塞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可以造成“易守難攻”的局面，進而可以使戰爭的主動權轉到防禦方面，這是低技術條件下的攻防不對稱性。《孫子兵法》提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大意是説，在作戰行動中，如果參戰方在力量上佔有優勢，就應主動出擊；如果力量不如對方，則應以防禦為主。可見在當時條件下，防禦是一種“較強的作戰形式”。

　　二戰以後，特別是海灣戰爭以來，隨着軍事技術的不斷發展，進攻一方擁有了更多攻擊手段，杜普伊所稱的進攻性兵器的殺傷力理論指數也呈指數級增長，進攻作戰的地位驟然上升，戰爭從“易守難攻”轉變為“易攻難守”。一戰結束後，人們認為坦克仍是輔助性兵器，法國軍隊構築了馬奇諾防線，試圖正面抵禦德軍進攻，但德國人運用的“閃擊戰”依託飛機與坦克的協同，繞過了馬奇諾防線；法國沿用陳舊的防禦理論與形式，在以新式武器實施新作戰形式的攻勢面前吃了大虧，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如今伴隨着軍事技術飛速發展，作戰行動早已突破固定戰場局限，在多維作戰空間同時展開。在此情況下，攻防的難易程度和代價都發生了逆轉，地利優勢和陣地防護作用大為減弱，防禦難度和成本也大為增加。進攻一方擁有更多攻擊手段，歷代軍事家夢寐以求的發現即摧毀成為現實，進攻作戰的地位驟然上升。俄羅斯學者加列耶夫以巡航導彈為例指出，進攻與防禦之間存在着8～14倍的費效比差。面對軍事技術發展所導致的“易攻難守”，確保信息化條件下體系對抗的優勢，就必須加強攻防兼備的軍事力量建設。

這是2020年5月5日在美國佛羅裏達州卡納維拉爾角空軍基地拍攝的X-37B空天飛機

跳出認知誤區

　　在智能化戰爭加速到來的今天，認識“矛盾之爭”，本質在於精準把握“矛”與“盾”的辯證運動規律，既不陷入“重矛輕盾”或“重盾輕矛”的誤區，也不忽視兩者在新形態下的演化特徵，在攻防博弈中構建主動優勢，進而更好駕馭未來戰爭。

　　現代戰爭的對抗早已突破傳統物理空間局限，向認知域、網絡域、太空域多維延伸。這裡的“矛”，不是單純的火力投射&&，而是以AI生成的“認知迷霧”遮蔽戰場真相、用算法博弈干擾決策鏈條的“軟殺傷武器”；而“盾”也不是被動攔截的單一形態，演變為覆蓋數據安全、認知防護、網絡屏障的“動態防護矩陣”。這要求摒棄“攻防對立”的線性認知，以辯證思維把握兩者新內涵，既認識到“矛”的打擊維度拓展，也明晰“盾”的防護邊界延伸，在認知層面先實現“攻防協同”，避免因思維滯後錯失主動。

　　隨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腦機接口、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軍事應用加速，“矛盾之爭”將衍生“認知攻防”“意識博弈”“量子對抗”等新形態，對作戰人員的認知主權、意識安全構成全新挑戰，使“矛”與“盾”的關聯性、複雜性呈幾何級數增長。為此，必須緊盯技術與軍事融合的關鍵節點，預判“矛”的突破方向與“盾”的需求場景，在新矛盾形態尚未顯現時築牢能力根基，確保在矛盾迭代中始終佔據主動，為國家戰略安全提供長遠保障。

　　攻防兼備是積極防禦戰略思想的內在要求。當前，國家安全問題範圍和領域不斷擴大，從自然空間、技術空間向認知空間、社會空間拓展，國家之間的整體對抗特徵尤為凸顯。對此，應深刻把握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的發展變化，進一步豐富發展積極防禦的時代內涵，以防禦為根本，在“積極”二字上做文章，真正做到攻防兼備。

　　當前，戰爭形態正由信息化向智能化加速邁進，研究戰爭進攻和防禦的內在機理與相互作用，有助於人們認識戰爭發展規律，進而認識和把握未來戰爭制勝機理。此外，研究“矛盾之爭”絕非為戰爭張目或鼓吹對抗，而是為了以更清醒的戰略主動遏制非正義戰爭的萌芽，用對戰爭規律的深刻把握築牢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固屏障。

　　（賈珍珍係國防科技大學軍政基礎教育學院副研究員；石光磊係國防大學軍事管理學院講師；石海明係國防大學軍事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