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饒家駒（中）與上海“南市難民區”內的孩子們在一起（翻拍照片）

文/《環球》雜誌記者 許曉青（發自上海）

編輯/劉娟娟

　　電影《南京照相館》中有一幕令無數觀眾動容：當照相館老闆金承宗拉動屋子裏最神奇的“機關”，攝影鏡頭前的整幅布景瞬間切換，在一屋子人的驚嘆和歡呼聲中，觀眾跟着片中人依次看到了——北平（今北京）故宮、天津勸業場大樓、杭州西湖“柳浪聞鶯”、上海城隍廟、武漢黃鶴樓，還有萬里長城……

　　“大好河山，寸土不讓！”那一瞬間，八個字既是銀幕上演員們的&詞，更是每個觀眾內心深處的吶喊。

　　鮮為人知的是，1937年11月，就在侵華日軍發動南京大屠殺前一個多月，因為有了中外人士共同推動設立的上海“南市難民區”，當地大批戰時平民得以暫時保全性命。這個當時老百姓心目中“相對安全的區域”，包括始建於明代的江南古典園林——豫園，也包括其周邊的九曲橋、湖心亭茶樓等。

　　這個“安全區”位於擁有數百年建城史的上海老城廂北部（今為豫園商圈主體部分），以當時的方浜路為界（今方浜中路），呈半月形。《南京照相館》中那幅“上海城隍廟”的布景畫，描繪的就是“安全區”內的湖心亭茶樓。

　　過去十多年間，上海史學界、新聞界等開展聯合調查研究，根據“南市難民區”的歷史線索，進一步挖掘、保護了一批新“露面”的實證史料。研究顯示，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這個“安全區”累計保護了約30萬難民。

“上海的拉貝”

　　“人人都知道南京的拉貝及《拉貝日記》，卻很少有人知曉上海的饒家駒（法文名Jacquinot）。”8月中旬，在2025上海書展首日現場，上海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研究會會長、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蘇智良，開宗明義提到抗戰時期上海設立的“南市難民區”，認為它是“抗戰中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典範”。

　　上海“南市難民區”，也被稱為“饒家駒安全區”。這位法國籍慈善人士在華20多年，能説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和上海方言。他一直以這個中國名字為傲，據《申報》記載，他一度曾希望改名為“饒家華”。在相關歷史學者的研究視角中，他就是“上海的拉貝”。

　　88年前的盛夏時節，“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侵華日軍步步進犯，到8月下旬，日軍軍機幾乎每日起飛，向上海南市地區投下大量炸彈、燃燒彈，中國平民傷亡慘重，上海老城廂危在旦夕。

　　危急時刻，上海各界人士紛紛動議，租界和華界旋即成立了第一批難民收容所，用於收容、救助戰時難民，為他們提供基本食宿、飲用水、藥品等，重點是關愛婦孺。上海“南市難民區”成立時，淞滬會戰戰局已近尾聲，保護戰時平民的生命安全成為一種共識。

   6月19日拍攝的上海豫園商圈內的江南傳統建築（前），與上海浦東陸家嘴的“中國第一高樓”上海中心大廈（後）相互映襯。88 年前，因地處上海“南市難民區”內，豫園等一批江南傳統建築在抗戰烽火中得到了一定保護

  一批抗戰親歷者的口述回憶，與中外研究者從檔案和私家回憶錄中的發現相互印證：當時擔任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副主席的饒家駒，憑藉其智慧和膽識，周旋於侵華日軍、英法領事、上海地方政府和社會慈善組織之間，通過努力劃定了上海老城廂北部的半月形地區作為確保無辜百姓日常生活的安全區，即“南市難民區”。

　　從難民收容所到設立難民區，後者更集中、連片成區，方便利用上海老城廂本身的一部分公共資源，更好地在戰時為平民提供衣、食、住、醫、學等基礎服務。難民區內也分佈有一批難民收容所，提供安全保障。

　　在當時，“南市難民區”創立了一整套相對完備的戰時難民管理體制。據蘇智良介紹，饒家駒將難民區分成9個區，每區由辦事處派一名區長，再從住戶和難民中挑選若干人，負責管理區內清潔、給養等事宜。區長之下分設總務、文書、訓導、設計、給養、庶務、衞生、清潔、登記、調、醫務等股，分別處理各項事務。

　　由於安全區內難民沒有收入、沒有職業，要解決飲水、吃飯、醫療等一系列難題，資金必不可少，募捐成為頭等大事。上海各界慈善人士為此開展了一系列募捐活動。1938年5月，饒家駒開始向世界募集物資和資金，很快獲得了多方支持。

　　美國學者阮瑪霞在其著作中寫道，這一安全區在抗戰期間一直維持至1940年6月，至少保全了超過10萬中國難民的生命，廣義上保護了約30萬人免於死亡。“30萬”這個數字，後來被刻在位於德國柏林的一塊有關饒家駒事跡的紀念碑上。

　　蘇智良告訴《環球》雜誌記者，“南市難民區”的設立及其運行模式，後被推廣至戰時的南京、漢口，以及法國、德國等國家的一些地區。拉貝在給其妻子的信中就提及，他設立安全區，是從饒家駒等人在上海設安全區的經驗中汲取了靈感。拉貝稱之為“饒家駒安全區”。當時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擔任教務工作的魏特琳也曾在官方書信往來中提及，建議仿傚上海“南市難民區”，以收容和保護戰時難民。

　　在電影《南京照相館》中，南京城內的“國際安全區”也有所呈現。蘇智良説，“當然也要看到，從上海南市設立安全區盡可能保護平民安全，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升級，當時再安全的區域，也抵禦不住這場法西斯屬性的侵略戰爭對中國人民的加害。銘記歷史，是為了更加懂得珍愛和平。”

103張照片見證“生死線”

　　“城隍廟（地區）這個範圍就是安全區，你跑過城隍廟（指在上海老城廂自南向北跑），性命就保住了。你在南市，不過方浜路，那性命是不保的。”親歷難民區生活的羅榮華於10年前錄下了這樣一段口述。

　　另一名親歷者王鳳英與羅老先生有着相似的經歷和感受，淞滬會戰時她家就在方浜路北側，她清楚地知道，這條生死相隔的“安全區”邊界，就是老百姓的“生死線”。據多名親歷者回憶，在非安全區被日本兵以射殺、刀刺、焚燒、凌辱等各種方式折磨致死的無辜百姓比比皆是，當時“人們只有在難民區內，才相對安全一些”。

　　那麼，“南市難民區”之外的真實情況又是怎樣？

　　一批記錄下淞滬會戰期間上海南市地區遭侵華日軍轟炸的實際證據，最近由上海市黃浦區有關部門首次向公眾集中展示。共計103張珍貴歷史照片，均由當時的民間戰地攝影師葉善定醫生拍攝。

　　據黃浦區委黨史辦和區檔案館工作人員介紹，在1937年長達3個月的淞滬會戰中，南市地區“堅持戰鬥到了最後一刻”，當地遭侵華日軍轟炸累計達19次，侵略者為佔領這片經濟繁榮、交通便利的關鍵區域，先後動用了轟炸機、大炮及艦炮；實現佔領目的後，又到處縱火焚燒，除了及時劃定的難民區相對安全，老城廂及小南門外向南延伸的區域幾乎全化為焦土。

　　1937年8月28日，在多次轟炸南市地區後，日軍又瞄準了城南距離黃浦江岸線不遠的上海南火車站（今為黃浦區瞿溪路、南車站路一帶）。當天下午，日軍轟炸機編隊不斷俯衝轟炸，投彈20余枚，炸死難民250多人、炸傷500多人，不僅殃及大批正準備登車離滬的難民，還造成滬杭甬鐵路交通癱瘓。在滬外文媒體將這一天稱為“血色星期六”，一批中外攝影師記錄下慘絕人寰的場景。

   8月15日，戰時民間攝影師、醫生葉善定的後人葉良駿在上海市黃浦區圖書館參觀紀念抗戰勝利 80 周年主題展。現場展出的103幅黑白老照片，係葉善定於淞滬會戰期間悄悄拍攝，記錄下了上海南市地區遭侵華日軍轟炸後的慘狀

  88年後集中向公眾展示的103張照片中，雖然沒有南火車站被炸的現場畫面，卻留下了與它緊密關聯的南市地區遭轟炸後近乎“被屠城”的慘烈場景。

　　8月15日，上海市黃浦區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主題展揭幕，這103張黑白照片被放大後組成的“瀑布式”展陳裝置，吸引了大批觀眾駐足。“這是當時很出名的海潮寺；這是中華職業技術學校的主樓，幾乎毀於一旦；這是早期的務本女中（上海市第二中學前身），轟炸後千瘡百孔，不得不遷入租界。”“還有打仗前挺繁華的徽寧會館，鬼子轟炸後只剩下了門口的一個石獅子，還是殘缺的。”兒時住在老城廂一帶的“老土地”們，還能依稀辨認出照片裏一座座廢墟大致對應的舊地標。這些黑白照片顯示，上海南市被炸區域當時幾乎成了“無人區”。

　　這些照片，清晰呈現了淞滬會戰時期上海南市地區慘遭破壞的實際情形，學校、幼兒園、工廠、商店等建築遭到侵華日軍的無差別轟炸。另據了解，儘管這批具有罪證實錄意義的照片曾於1938年在上海《新聞報》上刊登過一部分，但當時的傳播途徑有限，此後這批照片一直湮沒於史海中。

　　值得一提的是，這批照片數十年來得以妥善保存並再度集中展示，也是一段傳奇。據了解，88年前，在租界內從事穩定醫藥工作的醫師葉善定到“南市難民區”兼職擔任防疫醫生，他利用手中持有侵華日軍簽發的“特別通行證”，借診病機會，小心翼翼地多次前往南市被轟炸後的“無人區”，拍攝了大量照片，記錄下這場浩劫。這些珍貴的照片，後來被當時的《新聞報》廣告科主任丁蕓生集納珍藏，於1990年抗戰勝利45周年前夕捐贈給了國家。

　　葉善定的後人葉良駿也來到了展覽現場。“葉善定是我的太爺爺，我只在5歲的時候見過他一次，印象不太深刻了。他的故事都是我的父親講給我聽的，但是這些照片讓我感覺‘好像又見到他了’。”葉良駿有些哽咽。

　　她還提及：“‘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太爺爺在前線救死扶傷的同時，看到難民慘狀，就用自己買來的德國進口相機偷偷拍下罪證，還差點引來殺身之禍，不得不以筆名示人，他也因此成為淞滬會戰期間民間戰地記者的重要一員。”

　　“照片能褪色，但歷史不會——它只是等有人翻開。”電影《南京照相館》的一句&詞，仿佛也在訴説上海南市地區這103張老照片的血淚往事。

保護平民，各界共同行動

　　7月，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學林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饒家駒：被遺忘的英雄》一書，進一步披露了88年前甚至更早時候，中國共産黨在上海南市地區積極參與難民救濟，並推動“南市難民區”設立的故事。

　　書中記載，中共地下黨組織在淞滬會戰爆發前，就建議嘗試在上海設立難民救濟、收容機構。初步統計顯示，自1937年8月起的近3年時間，中國共産黨在上海的37個難民收容所開展工作，有黨員439人（次）參與其中。

　　中國共産黨在上海全境開展的難民工作，不僅注重對難民進行生活、生産上的救助，還特別重視宣傳教育，動員難民參加新四軍、進工廠做工，或者在近郊開展抗日武裝鬥爭等。從上海南市地區出發的部分難民，後來走水路、陸路等北上參加新四軍的數以千計。

　　與饒家駒配合在安全區開展工作的中方各界人士中，既包括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官員顏惠慶，也有一批中共地下黨人，如潘大成、黃定慧等。

　　據後來公開的《顏惠慶自傳》記載，當時與之協同推動上海“南市難民區”工作的，有中、法、英、美等多國有識之士，所形成的規範化的國際合作經驗，對其他城市後來的戰時難民救濟，起到了一定示範作用。

　　80多載光陰荏苒。蘇智良介紹，2024年9月3日，他在上海城隍廟接待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一行，並在“上海南市難民區紀念碑”前合影。在這塊簡樸的紀念碑上，鐫刻着這個“安全區”的起訖時間。碑文寫道：“此戰時保護平民的‘上海模式’……推動1949年《日內瓦第四公約》的訂立。”

　　（本文鳴謝：中共上海市黃浦區委黨史研究室、區檔案館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