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立特行動紀念館外景

文/《環球》雜誌記者 胡艷芬

編輯/黃紅華

　　“我一直好奇，讓美國學生和中國學生建立&&，是否真的能對兩國關係産生積極影響？如今，我已親眼見證了這種影響，將繼續帶學生來中國。”當美國青少年團帶隊老師查理給浙江省衢州市“杜立特行動”歷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鄭偉勇發來這條消息的時候，中美兩國師生已共同經歷了一個驚喜時刻。

　　今年3月，來自美國品格瑞學校的師生代表團一行10人訪問衢州二中教育集團。在杜立特行動紀念館參觀時，男生維納夫·德文·沙阿（中文名尚飛）突然指着其中一張照片大喊：“快看！這是我們的著名校友威廉·哈爾西！”原來，這位“著名校友”就是杜立特行動的海軍艦隊總指揮。

　　衢州二中教育國際交流中心主任南紅告訴《環球》雜誌記者：“衢州二中和品格瑞學校結成友好學校已14年了，那一刻，尚飛帶我們觸摸到了兩校更深的情感聯結。”

　　尚飛説，從前他在課堂上學過杜立特行動的歷史，如今更發現中國人民對美國飛行員進行了營救和幫助，這場大救援讓人動容。

　　1942年4月18日發生的杜立特行動，是改變二戰中太平洋戰場局勢的一場重要的空襲行動。而此後中國軍民成功營救64名杜立特行動機組人員的英勇之舉，則成為抗戰期間跨國救援的一個奇蹟。83年來，中美人民之間的情誼，至17歲的青年尚飛這一代，已傳至第四代。

向死而飛

　　跟隨威廉·哈爾西的目光，時間倒回到1941年12月7日，這一天，日軍偷襲珍珠港，次日美國對日本法西斯宣戰。隨後美國在太平洋戰場遭遇一連串軍事失利，為提振全國軍民的士氣，美軍開始謀劃空襲日本本土。

　　但當時，美國缺乏能夠從夏威夷直飛日本本土並返航的戰略轟炸機。海軍上校弗朗西斯·洛萌生了用陸基B-25轟炸機從航空母艦上起飛，對日本進行轟炸的奇思妙想，這意味着飛行員必須至少縮短一半的起飛滑行距離。陸軍中校杜立特被任命為任務指揮官，他選擇了第17轟炸大隊，因為他們擁有最豐富的B-25飛機駕駛經驗。

　　雖然此次任務的高度機密性和危險性在徵集志願者時便已明確，但仍有許多年輕的飛行員自願報名參加。從參加集訓到正式執行轟炸任務之間的幾個月內，杜立特反復提醒這幫年輕人，任何時候無論是考慮到自身危險，還是牽掛家人，或者是擔心誤傷平民，都可以選擇退出，但沒有人主動退出。

　　為了這次無法返航的任務，B-25轟炸機進行了多項改裝，以減輕重量、增加航程，並迷惑日軍。

　　1942年4月18日，美軍“大黃蜂”號航空母艦悄然駛向日本近海。原本計劃在距離日本海岸約400&&至500&&（720公里至900公里）處起飛，出發前，杜立特與隊員們約定在中國的衢州機場着陸再見。但航母提前被一艘日本巡邏船發現，且根據判斷，其已向日本發送無線電預警，而此時“大黃蜂”號距離日本本土尚有約1200公里。杜立特當機立斷，下令提前起飛。這一決定使得飛行員們本就凶險的航程難度陡增，也成為所有機組最終因燃油耗盡不得不迫降的原因之一。破曉時分，16架B-25轟炸機依次從狹窄的航母甲板上騰空而起，開始了這次孤注一擲的突襲。

　　在接下來的6個小時裏，這些飛機超低空飛越日本本州島，對東京、橫濱、名古屋、神戶等地的軍事和工業目標投下炸彈。雖然軍事破壞不大，但這次空襲給日本軍國主義者沉重的心理打擊，打破了他們“日本本土不可侵犯”的狂妄幻想。這次行動也迫使日本把4個陸軍戰鬥機大隊留在國內，牽制了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兵力，打亂了其在中國的作戰計劃，並最終促使日本海軍決定發動中途島作戰，這也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折埋下了伏筆。

　　在任務的最後階段，由於航程不足、天氣惡劣以及與中國地面導航的&&中斷，除一架飛機因迷航和燃料耗盡等原因迫降蘇聯外，其餘15架飛機上的75名飛行員（每架飛機上有5名機組人員）無法找到衢州機場，不得不在中國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棄機跳傘或迫降。他們從天而降，身受重傷，落入陌生地域，語言不通，前路未卜。那時，他們並不知道，一段偉大的跨國救援，正因為他們的到來而悄然展開。

在衢州江山市大橋鎮芳源村，獲救美國軍人後代回訪“杜立特行動”威爾德降落點（2024年4月16日攝）

　　迫降或跳傘後，美軍飛行員們面臨着巨大的生存挑戰。他們中的大多數降落在被日軍佔領或控制的區域，由於語言不通，無法向當地百姓解釋身份。然而，在那個生死攸關的時刻，中國軍民冒着生命危險，自發展開了對美軍飛行員的救援。

舍命救援

　　當我們翻開7號機組成員泰德·威廉·勞森的回憶錄《東京上空30秒》，再結合散落在浙江各處的檔案資料，赫然看到了一場真實而驚心動魄的救援故事。1942年4月18日下午6點30分，因為燃油即將耗盡，7號機組在飛臨浙東地區台州三門灣上空時準備迫降，5名機組成員換上救生衣，最終飛機降落在南田島大沙村靴腳頭的淺海裏，降落時飛機因劇烈撞擊而報廢，5人也受了不同程度的衝擊傷和撕裂傷。其時大雨滂沱，潮水上漲，暗夜如墨。所幸，附近大沙村村民聽到巨響，循聲而來。看到這些“長相奇怪”的人，又確定了他們不是日軍或德、意軍人之後，村民們將5人送至小學校休息。

　　當晚，三門自衛隊二分隊隊長鄭財富來到勞森等人落腳的地方，其他村民通過肢體語言轉述了鄭財富帶來的緊急消息：“日本巡邏隊正在島上四處搜索。”他還告訴飛行員們這裡無論是離衢州機場，還是重慶都太遠了。説完這些話，鄭財富就離開了。勞森和夥伴們陷入新的絕望，以為是鄭財富去日本人那裏通報領賞了。其實，這位遊擊隊員是去緊急召集大沙村的保甲長們連夜商議轉運飛行員的事宜。一方面日軍近在眼前，隨時可能衝到面前，另一方面5個傷員急需救治。

　　第二天一早，鄭財富帶着幾個村民回來了，他們現場做了4副滑竿，在中午時分抬着飛行員們陸續離開，去往三門唯一的衞生院。就在他們出發4個小時後，日本兵上門搜尋無果，勞森他們躲過一劫。其後，行至一個村莊，眼前已能望見一艘紅帆船停靠在海邊。但日軍巡邏艇突然靠近這艘帆船，自衛隊隊員和村民迅速將飛行員們藏進溝中，自己則壓低身子躲藏，直到日軍尋獲無果最終離開，他們才抬起飛行員奔向帆船，又驚險躲過一劫。

　　兩年後，勞森在《東京上空30秒》後記中寫道：“我不時地想起查理（鄭財富），希望他還活着——假如他最終被日軍逼入絕境，不知他又會拉多少日本鬼子陪葬。查理一定會和他們戰鬥到最後一刻。查理就是中國的心！”

　　也許軍人的心是相通的，親歷者後代章宏曉證實了勞森的想象。就在同名電影《東京上空30秒》上映的1944年，鄭財富在一次執行任務時，在南田海域遭遇日軍軍艦，經過數小時激烈戰鬥，鄭財富等人無一人棄船逃生，全部壯烈犧牲。

　　時間回到1942年4月20日，勞森一行人終於抵達三門衞生院時，才發現救治條件遠遠不夠。三門縣縣長陳誡立即通過臨海縣縣長莊強華，從臨海恩澤醫院派來了兩位醫生和一名護士。其中一位醫生名為陳慎言。

　　2025年8月20日，《環球》雜誌記者來到台州臨海紫陽古街，這裡的繁華勝過10年前，沿古街向北走，轉至廣文路，遇到“望天&”字樣的路牌開始往上爬坡近600米，坡道盡頭有些斑駁生銹的鐵門內，便是遠離塵囂的恩澤醫局舊址。台州醫院文化中心副主任吳踐帆帶領記者在這裡回憶後面的故事。

　　“這裡原本是所教會醫院，100多年前，它只能建在相對偏僻的山坡上。”吳踐帆説。從三門海游到臨海恩澤醫院，是近50公里的路，其間山路蜿蜒，崎嶇不平，而轎夫和醫護人員只能徒步急行，從4月21日清晨一直走到晚上10點多，才終於抵達恩澤醫院，當時這座醫院已被陳慎言的父親陳省幾從教會處購得。

位於台州臨海市的恩澤醫局舊址

  在恩澤醫院，7號機組和後來趕到的15號機組的戰友們終於團聚，勞森也迎來了15號機組的軍醫懷特。5月4日，勞森在懷特和陳慎言，以及醫院的其他醫護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截肢手術，保住了性命。

　　夏日的蟬噪將記者拉回到現實中，3棟白墻、紅柱、青瓦的老建築掩映在高大的槐樹林中。坐北朝南的主樓是養病樓，勞森的截肢手術就是在二樓進行的。如今，手術室仍保持着當年的樣子，仿佛時間就定格在那一刻。在一間陳列室，記者看到了曾在此處接受治療的3位杜立特行動飛行員及勞森妻子艾倫寫給陳慎言的信，那是1996年9月11日，陳慎言已病危。幾位美國友人在信中説：“如果沒有您的幫助，他們（飛行員）可能已無法活着返回美國，更談不上養兒育女，享受到以後多年的美好生活。當你救起他們時，你同時也救助了美國的幾代人……就憑這一點，您可以贏得所有美國人的感謝與尊敬……”

　　同樣被衢州村民救助的還有5號機副駕駛羅德尼·羅斯·威爾德。1942年4月19日清晨6點多，江山市大橋鎮蘇源村（現芳源村）村民毛光孝匆匆趕去外村做縫紉活，途中救起了饑寒交迫的威爾德。這位美軍飛行員棄機跳傘後降落在蘇源村西面的洋橋山上，在山上裹着降落傘過了一夜。

　　2025年8月19日中午，天氣響晴，記者沿佈滿雜草的羊腸山路急行向上，大約15分鐘後，在一處與地面呈近50度角的小坡上，看到了威爾德的降落點標誌。然而，1942年4月18日深夜，當威爾德跳傘降落時，天黑雨急，山上荒涼，路極難走。那個夜晚他幾乎不可能看到附近的村居。所幸他在次日遇到了毛光孝，最終在毛光孝和做衣服的主家，以及浙贛鐵路工作人員等的共同救助下，被轉運至衢州。

　　3號機組的領航員查爾斯·奧祖克，則降落在江山市與遂昌交界山區的一個懸崖邊，被當地村民廖詩原父子發現並救下。廖詩原的兒子廖明發至今仍清楚地記得，父親用一把躺椅抬着渾身是傷的奧祖克回家，母親則拿出家中僅有的雞蛋，為他做了一碗熱氣騰騰的麵條。

　　杜立特的好友布萊恩·穆恩代杜立特行動飛行員及其親屬寫給陳慎言的信

  另一個機組的飛行員曼奇，因身高近兩米，被他的戰友戲稱為“矮子”。當他迫降後無法找到下山的路又累又餓，村民陳裕有發現了他，隨後保長曾高陽和甲長毛繼富帶着村民，用一把躺椅將這位受傷的“巨人”背着、托着護送下山。

　　在浙江寧波的南田島附近，第15號機組的飛行員在檀頭山島附近的海面迫降成功。當地漁民麻良水和妻子趙小寶夫婦，在聽到飛機聲後上山躲避，下山時意外在豬圈旁的草堆裏發現了他們。這對淳樸的夫婦不僅為疲憊不堪的飛行員們提供了食物，還冒着被日軍發現的風險，用船將他們悄悄送走。當隨後趕到的日軍進行搜查時，他們謊稱飛機墜海無人生還，保護了飛行員們的安全。

　　在眾多中國軍民的奮力營救下，最終有64名飛行員成功脫險。他們歷經千辛萬苦，幾經輾轉，51人最終在衢州機場集結，這裡成為他們返回故鄉前的“集結地”和“療傷地”。一張著名的合影，在衢州汪村空軍第十三總站防空洞前拍攝，記錄下了這群倖存者的重逢。美國飛行員“向死而飛”的氣概，與中國百姓“冒死救援”的善舉，共同構成了這段歷史的核心。

　　獲救的部分機組人員在衢州汪村“石頭山”空軍第十三總站駐地合影

  美中航空遺産基金會主席傑弗裏·格林説：“在接下來的3年戰爭裏，在一半成功落地的飛行員中有94%在日佔區被成功營救，這是二戰中一個非凡的統計數據，這在歐洲沒有發生，它發生在中國。”

　　這場行動的代價是巨大的。儘管美軍飛行員得到了營救，但日軍發起的浙贛會戰和細菌戰因此而起，中國人民遭受深重苦難。

　　在杜立特行動前，為了迎接美軍飛機，衢州及周邊軍民曾付出巨大的努力。他們不分晝夜地加緊修建機場，為杜立特轟炸機隊的到來做好了準備。然而，正是因為這份善行，衢州成了日軍報復的重點目標。1942年5月起，日軍第13軍沿浙贛線向衢州等地發起進攻，對當地平民實施了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據不完全統計，在這場戰役中，超過25萬中國軍民喪生，無數村莊被夷為平地，財産被洗劫一空。

　　浙贛會戰的殘酷性，不僅體現在常規的殺戮上，更在於侵華日軍在戰役期間大規模使用的細菌武器。這是人類戰爭史上罕見的系統性、大面積使用細菌武器的暴行。

與時間賽跑的雙向尋訪

　　杜立特行動後，大部分獲救的美國飛行員得以重返故土，繼續投身於反法西斯戰場。而這段“血與火”鑄就的友誼，在他們心中永遠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即使歲月流逝，他們也從未忘記那些曾冒死相救的中國恩人。理查德·科爾是最後一位辭世的杜立特行動飛行員，他96歲高齡時仍對中國軍民的營救片段記憶猶新，並真誠表達發自內心的感激之情。

   2024年4 月17日，在浙江衢州江山市張村鄉龍頭店村，“杜立特行動”3 號機領航員查爾斯·奧祖克的女兒蘇珊·奧祖克（左）與村民廖明發相擁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杜立特行動的倖存者及其後代，就開始了一場跨越太平洋的尋訪之旅。他們帶着父輩的囑託，沿着當年的足跡，尋找那些曾經幫助過他們的人。布萊恩·穆恩，這位杜立特的好友，也是原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副總裁，多年來致力於調查杜立特在中國獲救的歷史。1990年9月，他組織了一個五人考察團來到中國，尋訪當年的救助者。在他牽線下，曾改裝杜立特行動轟炸機的明尼蘇達州雷德溫市與浙江衢州在1994年結為友好城市。

　　2024年4月16日，威爾德的後人康特伯格一家四口來到他當年的迫降地——衢州江山市芳源村竹排崗。康特伯格兄弟還與毛光孝的兒子毛洪根互贈了紀念品，他們説，戰後外祖父無數次講起他在東京上空30秒的壯舉，以及那個異國雨夜，一瓶威士忌如何幫他支撐到遇見前來救援的中國人。

　　在江山市檔案館，特雷西·戴安·康特伯格在展櫃前流下熱淚。泛黃的紙張上記錄了江山縣美機降落地居民被敵殘殺和房屋財産損失情況。“我是一名歷史老師，但我之前只知道杜立特行動，不知道中國人民作出了這麼大的犧牲，這讓我非常感動。這段歷史能夠跨越時間，成為我們之間友誼的橋梁。”特雷西説。

　　2015年，杜立特行動機組人員戴維·J.撒切爾之子傑夫·撒切爾，在參加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後，沿着父親當年的足跡一路南下，追蹤至衢州。他的父親曾告訴他：“當地人一窮二白，但還是把所有東西都給了我們。”在浙江，傑夫從當地一位老婦人手中得到了一個用父親飛機發動機殘骸製成的金屬燒火棒。正是因為這次尋訪，傑夫回國後致信提議在衢州成立杜立特行動紀念館，這一提議與當地文史研究者的長期呼籲不謀而合，最終促成了紀念館的建立。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一場同樣與時間賽跑的民間尋訪也在悄然進行。鄭偉勇，一位來自衢州的民間文史愛好者，自20世紀90年代起，便深受美國電影《東京上空30秒》和家鄉文史資料的觸動。2008年，他蹬着自行車，找到報紙上提及的“國民政府空軍第十三總站遺址”，並意外發現了當年獲救飛行員合影的防空洞。“當時的防空洞外，雜草已有半人高，它顯得如此悲壯又寂寞，讓我深受震撼”，鄭偉勇對《環球》雜誌記者説。正是從這天起，他真正踏上了尋訪之路。

　　這場維持了近20年的尋訪，充滿艱辛。鄭偉勇利用周末和節假日時間，自費自駕，甚至租船出海，跑遍了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四省的救助現場，行程超過3萬公里，走訪了數百個村莊，尋訪了近千位老人。他要面對的，不僅是資料的缺失和方言的交流不暢，更是倖存者們的日漸凋零。他擔心“飛機還沒找着，人就沒了”。

　　鄭偉勇的工作不止於收集故事，更多的是對歷史的多方考證與修正。他通過查閱大量民國時期檔案、地方志、中美日三方史料，以及實地調查，最終修正了此前學者們關於12號機墜落點的錯誤記載。他發現，這架飛機並非墜落在遂安縣（今淳安縣），而是在江西省婺源縣。

　　2010年4月5日鄭偉勇向汪村村民汪文洋打聽杜立特行動3號機組機師法克特墓地情況

  尋訪過程中，一條來自美國的消息讓鄭偉勇倍感時間緊迫。12號機機長威廉·鮑爾的兒子傑米·鮑爾通過美國的一個網絡論壇&&到他，&&93歲高齡的父親非常希望能得到一塊當年駕駛過的轟炸機殘片。由於原來資料信息的誤導，鄭偉勇在錯誤的地點花費了大量時間。當他再次收到傑米的電子郵件時，更加心急如焚，因為傑米在信中提到，最近老父親摔了一跤。鄭偉勇知道這對一個老人的健康意味着什麼，於是繼續加緊步伐，通過案頭資料和實地走訪的交叉印證，最終在尋訪半年多之後，從《婺源縣誌》中找到蛛絲馬跡，並從當地村民手中收集到一根曾用於12號機飛機操縱的鋼絲繩。

　　他將這根鋼絲繩連同一塊飛機蒙皮鑲嵌在相框裏，寄給了大洋彼岸的威廉·鮑爾。令鄭偉勇感到欣喜的是，老人在收到這份禮物後，手捧着相框在病床上拍了張照寄給了他。更令人高興的是，老人的身體開始恢復，能下床了，甚至可以戴着草帽在花園裏喝咖啡。從此以後，直到老人過世，威廉·鮑爾一家都和鄭偉勇保持着&&。

　　2016年鄭偉勇經過系統研究和全面的實地考察，撰成兩本上百萬字的杜立特突襲專著，現已正式出版。

　　2018年，當7號機組成員達文波特的後人，按照老人的遺願將一隻玉鐲歸還給林依琳時，在台州醫院工作的林依琳才知道，1942年那些被她的爺爺陳慎言救助過的飛行員準備離開恩澤醫局時，曾祖父陳省幾擔心他們路上盤纏不夠，特意取來自己收藏的玉鐲，送給了達文波特。“我爺爺和曾祖父從沒向家人提到過這個插曲，但在電影《東京上空30秒》中確有這個場景，達文波特的日記裏也有記錄。對中美幾代人之間的這種情感的維繫，我非常感動。”林依琳告訴記者。

　　在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這段友誼從零星的個人尋訪，發展成為常態化的交流。2018年，由衢州市政府與美國杜立特突襲者協會、杜立特突襲者子女協會共同建立的杜立特行動紀念館正式開館，與侵華日軍細菌戰陳列館兩相對望。這裡不僅是銘記歷史的場所，更是延續友誼的橋梁。

　　杜立特行動紀念館館長童麗娟告訴《環球》雜誌記者，目前紀念館展出了約200件實物、400多份照片史料。今年1月至7月，參觀人數達15萬人次，僅7月的參觀人數就達3.5萬人。

　　為了讓年輕一代了解這段歷史，杜立特突襲者子女協會在衢州二中設立了獎學金，並組織“杜立特行動”英語徵文比賽。這使得這段友誼在青年學子中得到了有效傳承。

　　接受採訪時，衢州二中黨委書記翁勝華説，“我祝願這段源自83年前的淳樸跨國民間友誼在杜立特突襲者子女協會和衢州二中的共同推動下，代代相傳，也希望衢州二中的青年學子能為國際友好交流作出更大貢獻。”

　　品格瑞學校的帶隊老師於薇薇在今年3月的活動結束後感慨道：“這段歷史讓我深受感動，我打算把紀念館的書帶回去，給學校的歷史老師和校長看看，因為這也是品格瑞歷史的一部分！”

　　銘記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前行。戰爭的殘酷和人性的溫暖都是歷史的真實面——戰爭的殘酷愈是刺目，人性的光輝便愈顯珍貴。如今，這些在二戰期間並肩作戰、互幫互助的中美兩國軍民後代，之所以要延續這段“血與火鑄造”的友誼，不僅是為了紀念和感恩，也是為了提醒人們，銘記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珍視和平，汲取力量，讓人性光輝穿透歷史硝煙，照亮未來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