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8日，學校員工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參加罷工，抗議學校對聲援巴勒斯坦的反戰抗議活動的處置方式

文/王聰悅

編輯/吳美娜

　　特朗普政府與哈佛大學圍繞聯邦資助、學術自由、校園抗議與意識形態站位等問題爆發激烈衝突，將美國高等教育體系推至了輿論與政治的風暴中心。這場衝突不僅關乎一所高校的命運，更是特朗普政府對所謂“左翼精英堡壘”發起的政治反擊，同時揭示出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正面臨從“知識共同體”向“政治代理體”的角色變遷。

　　觀察人士認為，在政治對立、階層撕裂與信任危機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已難以單純依靠傳統學術價值維繫其正當性與公信力，而必須直面制度重構與社會角色重估的深刻挑戰。

中立性受到空前挑戰

　　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由公立與私立高校構成雙重核心：公立體系以州立大學和社區學院為主，承擔普及教育與地方人才培養職能；私立體系包括常春藤盟校、研究型大學與文理學院等，靠基金捐贈和市場機制運營，集中於精英教育與科研創新。

　　自誕生之初，高等教育體系便深深嵌入美國國家建構與社會理想塑造的核心進程中。從美國建國前的9所殖民地學院承擔道德訓導與精英培養使命，到19世紀贈地大學（land-grant colleges）推動工業化與民主教育並進，再到二戰後&&《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推動高等教育大眾化，美國高等教育的傳統角色定位始終以“中立知識共同體”為核心，並從五個方向為美國社會賦能。一是不受政治干擾、追求純粹學術理性的知識生産中心；二是倡導自由教育、重視思辨、修辭、倫理等基礎素養的人才孵化機構；三是提升個體階層地位、實現“美國夢”、強調機會平等和教育普及的社會流動階梯；四是承擔基礎研究、國防科研與技術轉化等重要職能的科技創新與國家發展引擎；五是通過人文教育、校園自治、代際傳承助力形成穩定文化認同、制度信任的公民意識與民主文化鍛造場。

　　正因為美國高等教育“相對中立”的角色設定，使其得到社會普遍信任，既能服務國家戰略，也能引導社會批判與自我革新。然而，在美國當前政治極化、經濟不平等與文化撕裂的大背景下，美國高等教育的中立性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

　　無論是哈佛大學與特朗普政府的“財政對抗”，還是得克薩斯州與佛羅裏達州高校課程內容“政治審查”；無論是巴以衝突背景下的校園抗議潮，還是2023年聯邦最高法院裁定禁止大學以多元化為目標在招生申請中設置種族配額，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已儼然從傳統意義上的“知識象牙塔”演化為一個多面向、爭議性更強的社會參與體，甚至是政治、社會與文化衝突的“前線陣地”。

新社會角色五大方面

　　這種新社會角色定位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文化戰爭”的聚焦點。圍繞種族平等、性別認同、歷史記憶與校園言論自由等議題，左右兩派對抗頻仍。保守派批評高校灌輸“覺醒主義”或“激進自由主義”，自由派則主張將大學打造成包容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的實驗&&。受此驅動，美國高校不再是文化共識的中介，而日益演變為價值對立的放大器。

　　根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發布的報告《衝突的代價：文化分裂性衝突對美國公立學校財政的影響》，在近500名受訪學區督學中有三分之二&&，他們所在學區因種族、性少數群體（LGBTQ）+學生權利等問題經歷了從中度到重度的文化分裂性衝突，干擾教育正常運行之餘，還使學校遭到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二是政治代理與社會運動&&。隨着“兩個美國”不斷引爆價值觀衝突，加之兩黨爭奪對高等教育系統的主導權，學生與教職員工越來越積極地通過參與環保、反戰、移民保護、巴以衝突等公共議題輸出立場、表達訴求，迫使校方不斷面對是否“選邊站隊”的壓力。高校由此從“中立的知識體”轉向“帶立場的公共政治體”，校園空間則成為各類社會運動的重要孵化器。

　　三是階層再生産機制的被質疑對象。高昂的學費、校友優先錄取、標準化考試等問題削弱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公平形象。於是，作為高等教育載體的大學既被賦予了“階層流動的希望”，又被批評為“精英閉環”的象徵。

　　四是公共信任與社會修復的潛在支柱。在傳統信任危機蔓延的當下，部分美國高校正嘗試通過“事實核查機制”“跨黨派對話&&”以及“地方知識再分配”等方式來修復其與公眾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重建公共信任與社會正當性。但這種“修復性角色”的重構過程本身並不中立，也無法回避其所承載的政治張力與制度壓力。

2024年5月1日凌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一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者跪在警察前

  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消除分歧”倡議、哈佛大學的琼·肖倫斯特中心設立的“事實核查”實驗室等，旨在對抗虛假信息、提升公共知識質量，但常因涉及疫苗、種族、性別等爭議議題而遭到保守派質疑。

　　五是全球治理與外交領域的複雜角色。在全球化深入推進背景下，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不僅參與國際科研合作、吸引海外人才，還通過文化交流和知識生産輸出國家軟實力。然而，隨着大國戰略競爭加劇和美國的國家安全泛化，這些跨國&&日趨政治化。一些高校的資助或合作關係被聯邦政府點名“可能危及國家利益”。美國高校由此逐步演化為地緣政治中的“準外交主體”——既是全球協作體系中的關鍵力量，又被捲入國家間博弈的前沿陣地，承載着維繫開放合作與回應主權焦慮的雙重角色，呈現出越來越複雜而敏感的戰略地位。

角色嬗變的多重溫床

　　美國高等教育並非主動拋棄中立性，而是在社會信任結構變化、制度碎片化與治理責任轉移的背景下，被動捲入了公共爭議。換言之，其角色轉變的根本原因不在於高校“自降身份”或選邊站隊，而是源於其所處的制度環境與社會結構已發生劇烈變化，使其“中立”地位難以為繼。

　　隨着特朗普競選與執政時期不斷攻擊“專家”“科學”“學院派”，並將“反高校”情緒制度化為部分選民的動員機制，促使美國社會的左右分裂在教育領域加速凸顯。持自由主義傾向的高校常被保守派指責為“左翼意識形態中心”，原本以中立自居的學術空間據此被染上鮮明的政治色彩，在捍衛學術自由與回應社會壓力之間陷入兩難。

　　再加上聯邦政府或州政府試圖通過經費撥款、簽證政策、科研審查等手段影響高校，使高校基金會被迫提高支出比例、調整投資方向，並強化其社會責任，高等教育機構在制度層面難以保持“超然”，逐步捲入黨爭的戰場。

　　美國中産階層萎縮與藍領家庭教育負擔加重，更加凸顯高校的“雙重標籤”。

　　當前，高校仍被視為“向上流動的階梯”之一。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調查，儘管對高校的“政治中立性”存在爭議，但18歲至29歲美國青年群體中，仍有約68%堅信“上大學對成功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以高校為代表的高等教育機構也被指越來越淪為階層固化的象徵。學費飆升、招生偏向，以及精英大學與普通高校之間的資源鴻溝等引發公眾對高等教育是否仍在踐行“機會平等”的質疑。尤其是在美國低收入群體和農村白人中，高等教育機構被視為脫離現實的“精英堡壘”，成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派”擁躉集中批判的對象。該局面也迫使高等教育機構在回應社會多方不滿和正義訴求時，不得不捲入從結構性種族不平等到性別、經濟、身份政治等廣泛社會議題之中，不僅改變了高校的內部治理，也將其推上了美國“文化戰爭”的前線。

　　此外，技術變革的威力也不可小覷。自媒體、人工智能、&&經濟和在線教育等蓬勃興起，不僅重構着知識生産與傳播方式，變相削弱了傳統大學的“唯一性”，激起部分公眾對於“接受高等教育是否值得”的質疑聲，更重要的是，在社交媒體算法的推波助瀾下，“反智主義”聲浪被不斷放大，互聯網的情緒和流量導向矮化了高等教育機構擅長的專業知識“過濾”功能，讓“我的感覺”與“專家共識”處於同一傳播層級。

　　加之一些研究成果和學術判斷被貼上“帶有意識形態偏見”的標籤，導致美國民眾對高等教育的信心持續下滑。根據個人權利及表達基金會2024年5月的民調，42%的美國受訪者&&對美國高校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但與2023年美國蓋洛普公司的同題調查相比，&&對高校有“極大”或“相當大”信心的美國受訪者比例從36%下降到28%，而&&“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信心的人數則從22%上升為30%。

　　總體而言，當前美國高等教育正走向多重張力並存、角色重構與路徑分化的複雜局面。未來很可能呈現三種趨勢並存的狀況：一是精英高校繼續國際化、&&化，但政府對其政治監管力度加強；二是公立大學系統進一步本地化與“職業化”；三是部分高校嘗試扮演社會修復者角色，推動“跨黨派對話”“事實核查教育”“地方知識再分配”等社會信任機制重建。

　　在信任危機、技術激勵與身份張力等交織共存的情勢下，美國高等教育的未來走向，將不再是線性進步的延續，而是一個充滿鬥爭、適應與再定義的多軌競合過程。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