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日，也門胡塞武裝發言人葉海亞·薩雷亞在薩那舉行的一個集會上講話

　　文/鮮甄 高玖

　　編輯/吳美娜

　　新一輪巴以衝突已延宕超過600天，加沙北部、中部、南部輪番遭到戰火蹂躪，5.4萬多人被奪去生命。與衝突密切相關的另一邊，也門胡塞武裝與美國連番碰撞，也持續引發全球廣泛關注。

　　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後，胡塞武裝使用無人機和導彈等襲擊紅海等水域的以色列及其盟友目標，要求以方停止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2024年1月12日以來，美國和英國多次對胡塞武裝目標發動空襲，造成人員傷亡。美國今年3月對胡塞武裝進行大規模空襲，胡塞武裝隨後對美國航空母艦及其隨行艦隻發動打擊。

　　5月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説，胡塞武裝同意停止威脅中東水域航行安全，在此基礎上美國將停止對胡塞武裝的轟炸。另據胡塞武裝聲明，與美方達成“初步諒解”不會影響其對巴勒斯坦的支持。

　　從更廣闊視野看，胡塞武裝與美國的對抗，已超越地區性安全事件範疇，逐漸演變為一場體現全球戰略格局變遷的“邊緣戰爭”。一些觀察家認為，這番較量儼然是一場美國版的“布爾戰爭”。在這場曠日持久的“非對稱”衝突中，胡塞武裝依靠其相對廉價的無人機、反艦導彈等武器裝備與“以陸制海”的地理優勢，對美國高價值航母及其護航戰艦形成實質性威脅。儘管美軍裝備精良，但在短期內卻難以壓制胡塞武裝的頻繁襲擾。

　　20世紀初的布爾戰爭是英帝國由盛轉衰的標誌性事件。這場戰爭表面上看是英國對南非布爾人殖民地的征服，實則暴露了帝國擴張的深層矛盾：高昂的戰爭成本、國內輿論的反戰壓力、國際形象受損以及非對稱戰術的消耗。布爾戰爭如同一面歷史的鏡子，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映照出當前胡塞武裝與美軍衝突呈現的“美版布爾戰爭”的特徵——全球霸權力量在邊緣地帶遭遇持久而低烈度、非對稱卻極具消耗性的戰爭模式。可以説，陸海軍事技術的擴散與局部戰爭形態的演變，正在侵蝕美國所代表的海洋霸權的基礎。

“邊緣戰爭”的一種典型

　　第二次布爾戰爭（1899～1902年）是當時的英帝國在非洲大陸與南非兩個布爾共和國之間爆發的殖民戰爭。其根源在於英國企圖將其在南非的殖民地與布爾人建立的兩個獨立共和國——南非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統一起來，以控制當地豐富的黃金和鑽石資源。布爾人為防止英國的殖民統治進行了頑強抵抗。英國雖為當時全球海陸最強的帝國之一，但在面對數量與資源都遠不如己的布爾遊擊隊時，陷入了曠日持久的拉鋸戰。

　　儘管英國最終取得了勝利，卻付出傷亡逾萬人、耗資數億英鎊的巨大代價。這場戰爭不僅從經濟上拖垮了英國財政，也引發國際上對帝國正當性的廣泛質疑。表面上這是一場“殖民與反抗”的常規衝突，其深層卻反映出帝國邊緣地帶對中心秩序的結構性挑戰。

　　戰爭初期，布爾人利用高度機動化的騎兵遊擊戰、隱蔽地形以及廣泛的社會動員成功對抗英軍。這種戰法使英國不得不使用焦土政策（一種肆意毀滅作戰區和佔領區人類文明的野蠻政策）、建設集中營等極端手段予以應對，這在當時激起了強烈的國際輿論反彈。戰後，英國不僅放緩了海外擴張步伐，還被迫在政治上逐步接受自治領的防務自主權，從而進入“非正式帝國”階段。

　　換言之，布爾戰爭作為一場技術先進帝國與地方遊擊力量的消耗戰，成為英國全球霸權衰退的前奏。在歷史學界看來，布爾戰爭是“邊緣戰爭”的一種典型，即強權國家在非核心區域遭遇低烈度卻高消耗的非對稱挑戰。這種模式已然構成胡塞武裝與美國衝突的歷史鏡像。

非對稱作戰的當代表達

　　胡塞武裝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國家軍隊，而是一個深嵌於也門北部山區、擁有宗教-部族根基的什葉派反政府組織。自2015年與以沙特為首的聯軍爆發全面戰爭以來，其軍事能力獲得迅速發展。時至今日，胡塞武裝已構建出一套具備近海打擊能力的“混合戰鬥”體系，結合遠程導彈、無人機、水面無人艇等武器裝備，能夠在紅海這一國際重要航道展開軍事行動。

　　2024年末至2025年初，胡塞武裝多次使用彈道導彈襲擊紅海南部海域的美軍艦艇，迫使美軍艦隊“高價”防禦。2025年4月，為躲避胡塞武裝的導彈襲擊，美軍一架F/A-18戰鬥機在航母緊急機動規避後墜海，造成上千萬美元損失。在胡塞武裝的數次襲擊中，其使用的無人機和導彈造價不過數千至數萬美元，相比之下，美國攔截一枚導彈所使用的“標準-6”型艦載防空導彈，其單枚成本往往高達數百萬美元。

　　與此同時，雖然美軍多次發動空襲打擊胡塞武裝軍事目標，但由於後者的分散部署與密集的地下工事掩護，其導彈發射&&與指揮網絡難以被根除，美軍花費高昂，空襲效果卻往往大打折扣。

　　雙方成本與戰術的不對稱性，構成了現代“以廉制貴”戰爭模式的典型樣貌。在這場衝突中，胡塞武裝的優勢並不在於力量本身，而在於其戰術靈活性、空間機動性與技術便捷性。特別是導彈與無人機技術的應用，進一步降低了胡塞武裝發動遠程打擊的門檻。這一過程展示了一個關鍵事實：耗費低廉的武器技術擴散，正使得非國家行為體逐步具備威脅大國高價值目標的能力。

　　儘管胡塞武裝成功打擊美國航母的難度極高，且尚未有確鑿證據表明胡塞武裝成功命中或重創過美軍主力艦艇，但其屢次宣稱嘗試攻擊航母艦隊，本身構成了一種戰略信號：通過挑戰美國海軍的核心象徵，不斷試探美國海權防禦的邊界，這種心理戰和宣傳戰的效果不容忽視。

　　與此相對應，美軍的戰略反應則呈現三重掣肘：首先是戰術上的高成本與打擊目標的難定位；其次是戰略上的選擇困境，即陷入整體戰略收縮與擴大軍事干預的兩難境地；最後是政治與國際法的合法性約束。此類困境與當年英國在布爾戰爭中所處的戰略僵局如出一轍——不能放任邊緣抵抗組織擴張，同時又難以採取全面征服式的打擊行動。

“以小博大”映射美國困境

　　胡塞武裝的進攻能力與其對手的防禦措施之間存在的巨大成本差異，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大國海軍霸權的戰略決策。由於實力較弱的一方無需具備與其對手相當的軍事實力，就能對強大的海軍造成相當的損耗和干擾，這引發人們對當前海軍防禦戰略在面對此類非對稱威脅時，長期可負擔性和有效性的質疑。

　　此外，曼德海峽的地理優勢進一步增強了胡塞武裝的非對稱作戰能力。胡塞武裝控制着也門約三分之二的紅海沿岸地區，包括重要的港口城市荷&達和曼德海峽周邊區域。紅海最寬處約355千米，最窄處僅29千米，極大限制了美國大型艦隊的機動能力和迴旋空間。胡塞武裝能夠依託沿岸有利地形部署反艦導彈、無人機和水雷等低成本武器，對美軍航母編隊形成近距離威脅。

　　更深層次的變化在於，胡塞武裝與美軍的衝突揭示出全球海上霸權體系的某種松動。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長期依賴航母打擊群保持對潛在對手的威懾和維持全球霸權秩序，但當前這種“海上霸權模式”正受到挑戰。胡塞武裝通過陸基導彈對紅海海運造成嚴重威脅，甚至迫使多國軍艦和商船集體繞行非洲好望角。有評論指出，這是西方世界自二戰以來首次在常規海域放棄對關鍵航道的控制權。

　　航空母艦長期被視為美國海洋霸權的象徵，而胡塞武裝的遠程打擊能力正逐步降低這種威懾效能。在紅海曼德海峽出現非國家行為體“以小博大”威脅大國海權的局面，表明未來在受爭奪的海域將可能越來越多地出現此類“低烈度、多域騷擾”的局部衝突。此外，海權與陸權之間的邊界也變得模糊。胡塞武裝沒有藍水海軍，卻能通過部署內陸武器打擊海上目標的方式獲得“遊擊式海權”。在未來戰爭中，航母的近海巡弋必須面對來自山地、城市甚至民用&&的威脅。陸地已不再是海洋秩序的背景，而是制海權的新前線。胡塞武裝與美國海軍的海峽博弈，不僅是雙方軍事對抗下對航道控制權的爭奪，也是武裝力量與地區秩序對應關係的重建。

邊緣衝突與霸權衰退的歷史迴響

　　“美國版布爾戰爭”不僅是一種類比，更是一種判斷。當霸權國家不得不反復調動大量資源應對其傳統影響範圍邊緣地帶的低烈度戰爭時，這往往標誌着其全球秩序維持能力的邊際效益遞減。

　　英帝國在布爾戰爭之後，其戰略核心由擴張轉向維持。與胡塞武裝爆發衝突的美國，如今在中東、歐洲、亞太等多線面臨壓力，其全球“存在能力”正在經受資源限度與戰略焦慮的雙重考驗。正像布爾人在帝國邊緣開闢了反抗殖民的戰場，胡塞武裝所展現的現代非對稱能力也為未來類似衝突提供了“作戰模板”。這不僅是戰術問題，更是美國面臨的戰略與制度性霸權的挑戰。

　　綜合來看，當前形勢下美國的海權優勢正因武器技術進步和非國家行為體威脅而面對不同以往的挑戰。這種趨勢與20世紀初英國在布爾戰爭中所遭遇的局面有相似之處：當曾經的海上霸主在外圍戰場耗費巨大卻難以扭轉局勢時，其全球實力的結構性弱點就將逐漸顯現。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中東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