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在德國首都柏林的國會大廈，默茨（左）宣誓就職

文/鬍子南

編輯/吳美娜

　　德國聯邦議院5月6日兩輪投票的跌宕劇情，讓聯盟黨候選人弗裏德里希·默茨一時間成為全球焦點人物，他最終當選總理並於當天正式宣誓就職，標誌着德國政治進入戰略重塑的新周期。其外交主張“擺脫歐洲對美國的依賴”，與提名政治生涯與北約事務深度交織的瓦德富爾擔任外長的決策，反映出柏林外交轉向的雙重性：既呼籲歐洲戰略自主，又強調跨大西洋安全紐帶。這一看似矛盾的脈絡，實則是德國在百年變局中重塑國際地位的試探性步伐。

　　回望歷史，德國外交一直在“依附”與“自立”間搖擺。150多年來的德國外交始終面臨三重結構性矛盾：作為“歐洲大國”的地緣脆弱性、作為“戰敗國”的道德負擔，以及作為“歐洲領袖”的權力誘惑。

　　二戰後，美國的安全傘與歐洲一體化框架成為德國復興基石，但過度依賴也導致其在國際事務中屢受掣肘。默克爾時代雖嘗試平衡，卻未打破結構性困局。近年來，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及俄烏衝突帶來持續衝擊迫使歐洲反思“戰略自主”，默茨的外交轉向恰逢這一思潮的節點。

內外多重驅動力

　　默茨政府的外交轉向既是歷史經驗在百年變局中的迴響，也是國際權力裂變與國內保守主義浪潮共振的産物，更是德國在技術主權爭奪與安全焦慮倒逼下重塑全球生存法則的戰略突圍。

　　默茨提出“戰略自主”本質是對二戰後“嵌入式主權”路線的修正：既要避免重蹈過度依附美國的覆轍，又需警惕單方面“自立”可能激起鄰國猜忌。這種平衡術背後是德國對自身“歐洲大國”身份的再確認——既無法像法國般高舉獨立旗幟，又不能如波蘭般徹底倒向美國。歷史經驗告誡柏林，唯有在自主與結盟的夾縫中開闢第三條道路，才能破解強則遭忌、弱則受制的困局。

　　全球秩序的劇烈動蕩成為德國外交轉向最直接推手。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政策以及持續對歐洲防務責任施壓，再加上俄烏衝突長期化帶來的能源與安全危機，迫使德國重新評估其戰略環境。若完全依賴美國，可能淪為大國博弈棋子；若追求歐洲自主防務，又面臨法國內部分歧與東歐國家不信任。

　　默茨的“跨大西洋優先”與“歐洲核威懾”構想實為在安全危機中尋求“雙重保險”——既借北約威懾俄羅斯，又以歐洲自主力量制衡美國反復無常。這種兩面下注策略是德國在動蕩體系中求存的現實選擇。

　　這種外交轉向，亦是德國社會意識形態變遷的投射。難民危機、能源價格飆升、綠黨激進轉型以及極右翼選擇黨崛起所引發的社會撕裂，催生了德國國內對“穩定”與“主權”的強烈渴望。聯盟黨為奪回政治主導權，必須回應保守選民對“德國優先”的呼聲：減少對中美産業鏈的依賴、收緊技術出口管控、重提“歐洲文化認同”以對衝多元主義衝擊。

　　瓦德富爾出任外長正是這一思潮的象徵——其北約背景可安撫親美派，安全鷹派標籤則迎合國內反俄情緒。此外，德國外交政策趨於“保守化”本質上也是以外部強硬姿態轉移民眾對國內經濟疲軟的關注，重塑“強大德國”的政治敘事。

　　默茨推動所謂“去風險化”旨在通過“友岸外包”重構供應鏈（如歐盟稀土聯盟），同時以“價值觀貿易”條款限制高科技合作。這種“安全帶”策略的背後是德國對全球産業鏈政治化的警覺——當芯片、電池、人工智能成為大國博弈武器時，經濟合作已無法與安全議題切割。

政策關鍵詞

　　默茨政府上&後將啟動外交安全體系的結構性改革，其核心舉措是成立直屬總理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原本分散於外交部、國防部和經濟部的安全事務決策權集中收編。這一機構借鑒美國模式，旨在打破部門壁壘、強化戰略統籌，尤其針對“歐洲戰略自主”與“跨大西洋合作”的平衡難題。

　　此舉標誌着德國告別戰後“克制外交”傳統，轉向更具進攻性的戰略謀劃。但該機制也引發憲法爭議，被批評者指責為“默茨集權化工具”，可能削弱議會監督與聯邦州自治傳統。

　　有一點頗具衝擊性——德國外交部47年來首度由基民盟掌控，安全鷹派主導對俄議程。默茨提名北約前副秘書長瓦德富爾出任外長，終結社民黨自1966年以來對外交部的持續掌控，釋放出三重信號：一是將外交重心從“價值觀推廣”轉向“安全利益優先”，瓦德富爾憑藉其在北約的軍事履歷，可強化德國在制裁俄羅斯、北約東擴等議題上的話語權；二是通過“技術官僚+保守派”組合平衡黨內矛盾，瓦德富爾既能以專業背景爭取中間選民，其強硬立場又可安撫極右翼對俄焦慮；三是為“歐洲核威懾”構想鋪路，推動瓦德富爾與法、英就核保護問題展開對話，試圖構建脫離美國的歐洲戰略威懾體系。不過其安全鷹派底色可能加劇與社民黨殘余勢力的摩擦，尤其在“北溪-2”管道重啟等議題上已顯現分歧。

　　默茨政府已確立防務去美國化、爭奪科技主權和對華雙軌制三大支柱政策。

這是4月2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外拍攝的歐盟旗幟

　　其一，提議與法、英共建“歐洲核威懾力量”，計劃2030年前將歐盟共同防務預算提升至GDP的2%，並推動“歐洲軍”常備部隊建設以及加強軍工産業鏈歐盟內部協同。但該計劃面臨法國核武庫共享意願不足、東歐國家恐俄親美傾向的雙重制約。其二，啟動“歐洲技術主權倡議”，在半導體、量子計算和電池技術等領域投入500億歐元，以減少對美國等其他國家的依賴，推動歐洲強化前沿技術競爭力。同時通過制度護欄防止技術外溢和規則主導權流失。其三，對華採取雙軌策略。特別是在經貿領域既延續與中國的産業鏈協作，又通過供應鏈多元化降低關鍵領域依賴。

　　隨着默茨政府的上&，歐盟領導權重構進一步明朗化——從“法德軸心”到“魏瑪三角+”小多邊機制。魏瑪三角是德國、法國和波蘭三國建立的一個定期會晤機制，起始於上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後，隨着時局的演變，存在感式微。為鞏固德國在歐盟的主導權，默茨計劃重啟“魏瑪三角”，構建德、法、波三國協調立場、加強合作的定期會晤機制。意在共同應對歐洲面臨的諸多挑戰，並鞏固德國在歐盟的主導權。

　　與此同時，默茨還計劃在安全領域拉攏東歐國家，強化對俄統一陣線，在經濟層面聯合南歐國家推動産業補貼放鬆，最終將歐盟委員會部分職權拆分至成員國主導的專項工作組。這種“小多邊主義”策略雖然能提升決策效率，但也可能加劇歐盟內部“核心歐洲”與“邊緣國家”的分裂。而且德國還要面對法國對領導權分配的警惕，以及東歐國家對俄羅斯威脅認知的差異。

加速全球“多極競合”

　　默茨政府的外交轉向以戰略自主為內核，既撬動歐洲防務整合與跨大西洋關係再定義，又通過平衡中美競爭與深化區域合作，加速全球權力結構從“單極慣性”向“多極競合”深刻重構。

　　最顯著的影響是推動歐洲防務自主化，旨在擺脫長期對美國的軍事依賴。默茨主張修改憲法中的“債務剎車”條款，以增加軍費開支並建立歐洲自主的核威懾力量，甚至提出聯合英法構建“歐洲核保護傘”。這種轉向源於對特朗普政府單邊主義的警惕，以及美國重返“美國優先”政策的擔憂。

　　默茨多次強調恢復德法軸心的重要性，主張通過共同防務、能源聯盟和財政協調來強化歐洲主權。這與馬克龍推動的“戰略自主”議程形成呼應，可能加速歐盟在軍事、科技和産業政策上的整合。然而這一進程面臨東歐國家對俄羅斯威脅的擔憂、南歐國家債務問題以及極右翼勢力崛起的內部阻力。若德法成功推動歐洲防務獨立和財政改革，歐盟可能在國際事務中形成更統一的聲音，但其內部權力結構也可能因大國主導而加劇小國的不滿。

　　從全球格局層面看，默茨政府的政策轉向標誌着德國從“默克爾時代的謹慎追隨者”轉變為“主動塑造國際秩序的力量”，可能推動全球權力結構進一步分化。默茨試圖通過強化歐洲作為“第三極”來制衡中美，這種戰略若成功將增強歐洲在氣候治理、數字規則等全球議題上的話語權，但也可能使德國陷入中美博弈的夾縫中。此外，默茨對非洲“機遇論”的強調和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等舉措，表明德國將更積極地參與全球南方事務，重塑其“中等強國”地位。這一系列動作可能催化以區域集團為核心的新多極秩序，但德國需克服資源有限性與戰略雄心之間的落差。

　　（作者係寧波大學中東歐經貿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