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人們在黎巴嫩貝魯特的加米耶·夏蒙體育城參加黎真主黨已故前任領導人納斯魯拉的葬禮

文/馬志山 馬曉霖

編輯/吳美娜

　　自2023年10月巴以衝突升級以來，黎巴嫩真主黨與以色列的對抗逐漸從邊境摩擦演變為“第三次黎以戰爭”。這場很多觀察家眼中的“第六次中東戰爭”北部戰場的血火較量，造成雙方數千人傷亡，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不過劇烈衝突過後，真主黨實力受到歷史性削弱。

　　2024年11月，真主黨雖然與以色列達成停火協議，但以色列和美國等堅持真主黨必須解除武裝。被迫退出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雖然不得已保持低調姿態而轉入休養生息，暫時刀槍入庫，但恐怕不會輕易放下武器而聚焦於議會政治。

　　4月18日，真主黨新任領導人納伊姆·卡西姆首次明確&&，真主黨“不會允許任何人解除其武裝”。觀察家們認為，黎巴嫩真主黨的産生、發展、壯大乃至一度成為跨境馳援大馬士革政府的政治和軍事力量，背後包含十分複雜的地緣政治博弈等因素。因此，恐難指望它在近期心甘情願地實現“非武裝化”。

為“抗以”而生

　　真主黨1982年脫胎於興起的黎巴嫩什葉派民兵組織“阿邁勒運動”，初衷是抵抗以色列對黎巴嫩的入侵和佔領。以色列於2000年從黎巴嫩南部撤軍之前，真主黨秉持的抗戰立場在黎巴嫩乃至整個阿拉伯社會得到廣泛認同。即便以色列完成撤軍，同時聯合國也認為黎以領土之爭已告結束，真主黨仍堅稱以色列並未完全撤出黎巴嫩領土，尤其是還控制着位於黎巴嫩、以色列和敘利亞交界地區的薩巴阿農場（黎巴嫩、以色列和敘利亞三國均稱對該農場擁有主權）等小塊土地。因此，真主黨繼續維持其抵抗合法性。

　　與此同時，真主黨還通過社會服務和政治參與，進一步鞏固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教育、醫療、扶貧、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持續投入，使其在什葉派社區中建立了深厚的群眾基礎，起到堪稱“平行政府”的作用。這種多層次的社會參與，使得真主黨的抵抗敘事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對抗，更是一種全面的社會動員和國家治理參與。

　　黎巴嫩國家安全體系的脆弱現實，也在客觀上為真主黨武裝的持續存在提供了空間。黎巴嫩的國家安全體系長期面臨裝備落後和派系分裂等問題，難以形成全國統一的武裝力量。在這種背景下，真主黨實際上承擔了保衛南部邊疆的“國防功能”。貿然解除真主黨武裝，而黎巴嫩國防軍又無法替代，將導致邊境安全真空，失地無法收復。

　　此外，黎巴嫩的政治體制強調教派權力的均衡，真主黨憑藉其兵力在什葉派社區佔據主導地位，解除武裝可能引發教派之間的權力失衡，進一步加劇國內政治緊張局勢。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即真主黨在地區戰略格局中的代理人角色及其慣性。真主黨長期被視為伊朗在黎巴嫩的“前沿資産”，是“什葉派之弧”的西翼和先鋒，其武裝能力既服務黎巴嫩國家利益，也維護着中東什葉派的整體利益，因而客觀上扮演了伊朗大國博弈的阿拉伯和什葉派“雙重友軍”與馬前卒，雙方形成長達40多年的相互戰略依存。

　　在伊朗尚未放棄反以抗美、“解放伊斯蘭被佔領土”這個政治敘事，並從中東全面收縮以及中東教派政治若隱若現的現實條件下，真主黨解除武裝將意味着“什葉派之弧”自我弱化而陷入不利境地。尤其是大馬士革政權變更之後，遜尼派力量重新執政，真主黨武裝的牽制價值更加凸顯，不僅關乎其自身的前途，還關乎黎巴嫩和周邊國家什葉派整體實力和地位的維繫。

黎當局陷入兩難

　　黎巴嫩各政治派系圍繞“真主黨的武裝存在問題”分歧嚴重。自黎巴嫩脫離法國獨立半個多世紀以來，黎巴嫩一直實行複雜的教派分權、彼此制衡的政治安排，總統、總理和議長分別由馬龍派基督徒、遜尼派穆斯林和什葉派穆斯林擔任。

2月18日，以色列士兵在以黎邊境黎巴嫩一側巡邏

　　這種制度原本旨在維護脆弱的政治平衡、宗派和諧及國家長治久安，但隨着大量巴勒斯坦難民進入，特別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組織）武裝歷時12年的存在和做大，黎巴嫩建國之初形成的均勢被打破，並在1975年觸發長達15年的漫長內戰，還導致以色列分別於1978年和1982兩次入侵，以及對黎南18年的非法佔領。巴解組織被以色列逐出黎巴嫩後，真主黨異軍突起並逐步成為脫離於中央政府和國防軍控制的民兵武裝和主要參政黨。

　　黎巴嫩現政府主張國家應壟斷武力，強調只有正規軍隊才能合法保衛主權，但面對真主黨堅持保留武裝的現實，總統奧恩採取謹慎態度，承認該問題需在“合適時機”逐步解決。奧恩政府試圖通過內部對話而非公開對抗來化解矛盾，同時應對國際壓力和真主黨的強硬立場——後者明確拒絕解除武裝，堅稱其軍事力量是抵抗以色列的必要存在。

　　這種局面使黎巴嫩當局陷入兩難境地：既要維護國家的政令、軍令統一，又無力收復薩巴阿農場等爭議領土，只能被迫默認真主黨武裝的存在，在強化軍隊與維持現狀間尋求脆弱平衡。

　　對於遜尼派、基督教馬龍派等主要政治勢力而言，真主黨武裝已遠超一般政治力量的範疇，構成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重挑戰。因此，它們大部分支持解除真主黨的武裝，以維護國家主權，強化國家的統一治理能力。然而，在人口占穆斯林多數的什葉派社區內部，真主黨一直享有強大的社會基礎，其彌補政府社會服務不足的突出能力和豐富資源，使其獲得擁兵自重的民意支撐。

國際聲音多向交織

　　以色列始終堅持必須解除真主黨武裝，美、法、德等國也一再&&，黎巴嫩不應容許真主黨武裝凌駕於國家之上。聯合國安理會第1559號、1701號決議亦相繼明確呼籲黎巴嫩解除非國家武裝。歐美對黎巴嫩經濟、軍隊等領域的援建，往往也附帶條件，要求真主黨“收槍”甚至淡出政壇。然而，重重外部壓力又觸及黎巴嫩什葉派的權力底線，引發什葉派群體的深層焦慮。

　　以色列對真主黨的策略本質上是“以戰促和”與“風險管控”相互混合。以色列試圖通過軍事高壓迫使真主黨讓步，同時避免全面戰爭引發不可控後果。短期看，雙方或維持“低強度衝突-間歇性談判”的亦戰亦和循環；長期看，真主黨武裝的存續取決於黎巴嫩國內政治平衡、伊朗的支持力度、國際社會的斡旋效能和中東衝突的流變。而以色列徹底消除“真主黨威脅”的這一終極目標，在當前複雜的地緣格局下依然不太現實。

　　阿拉伯世界內部對真主黨的態度呈現明顯分化態勢。如埃及和約旦等中東和平進程受益者，對真主黨的“好鬥好戰”持排斥心理；願意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並恐懼伊朗地緣滲透的沙特和阿聯酋等國，視其為伊朗在阿拉伯陣營的代理人而心生厭惡；巴勒斯坦等期待收復被佔領土的博弈方，視其為合法抗敵的“道友”和中流砥柱；與沙特和阿聯酋關係呈現競爭態勢的卡塔爾、渴望在教派政治中保持平衡立場的伊拉克等，則主張通過政治協商解決真主黨武裝問題，避免激化教派矛盾。

　　儘管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已經式微，但多數阿拉伯民眾基於樸素的民族和信仰情感，對真主黨及其武裝的存在抱有普遍的同情乃至自豪感。

被現實裹挾前行

　　顯然，真主黨是否及何時放下武器不能簡單而論。其武裝存在既有歷史慣性，也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根植於黎巴嫩內部政治運行和地區地緣矛盾，是中東爭端這盤歷史博弈殘局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當然，時代正在變化，真主黨“以槍為權”的邏輯正遭受越來越多挑戰：國內民意的反彈、區域博弈格局的重構、國際社會的持續制衡，乃至其關鍵盟友伊朗自身所面臨的調整壓力，都可能在未來某個時間節點交匯，推動真主黨實現去“武裝化”或“全面政黨化”轉型。

　　換句話説，真主黨“棄武”的前提，從來不只是外界“強迫”，更多是其自身“戰略盤算”的再平衡。或許，一紙命令不足以解除其武裝，但長期結構變化終將構成“軟壓力”。是否最終放下武器，真主黨不會被迫盲從，但可能被現實裹挾前行。

　　從長遠看，黎巴嫩政府遲早要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解決“軍外有軍”“國中有國”的政權和軍權分裂問題，真主黨的生存空間將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其武裝能保留到何時目前還難以預料。但是，只要以色列依然佔據包括薩巴阿農場在內的多方爭議之地，以及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真主黨持槍“抗戰”，乃至伊朗深層介入阿以衝突就難以消除。

　　（馬志山系北方民族大學卡塔爾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馬曉霖係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院長、北方民族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