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日，在美國得克薩斯州邊境城市埃爾帕索，國民警衛隊成員正在設立用於隔離移民的柵欄

文/《環球》雜誌記者 宿亮

編輯/吳美娜

　　“我們拒絕全球主義思想，我們接受愛國主義信條。”2018年，在聯合國大會公開演講中，還在第一任期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全球治理”與“美國自主”對立，強調“美國第一”，在聯合國講&上明確抵觸多邊主義合作與美國“全球主義”政策。

　　如今，特朗普開啟第二個總統任期後，同樣祭出“美國優先”政策，逼北約盟友提高軍費開支、第二次退出《巴黎協定》、在全球徵收“對等關稅”……

　　不少人擔心，“美國優先”將全方位取代美國“全球主義”政策，給世界帶來顛覆性的變化。然而，這兩種看似針鋒相對的政策，只不過是在不同時期、不同形勢下為美國霸權穿了兩件不同樣式的“馬甲”，核心都是為美國攫取利益、打擊對手、霸凌夥伴和鞏固霸權地位。

　　“美國優先”蓋過“全球主義”，凸顯美國內部政治矛盾，也體現了實力地位變化下美國維護霸權的現實選擇。

時代催生美國“全球主義”

　　什麼是美國政治語境下的“全球主義”？在西方政治科學教科書裏，全球主義被定義為一種理念，認為一國發生的事態不可能與其他國家獨立開來，因此應以國際眼光和視野籌謀經濟與外交政策。對於政府來説，“全球主義”意味着在實現政治目標時，優先考慮國家間的&&和全球影響，而不是服從於孤立主義的動機。

　　“全球主義”不等於“全球化”。全球化是一個自然過程，雖然背後也有發達經濟體和大資本的推波助瀾，但其本身是世界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一定發展機會。而“全球主義”是一種政策手段，目的是通過對外干預等手段實現美國全球霸權。

　　美國政治的全球主義傳統始於伍德羅·威爾遜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提出了“十四點原則”，倡導建立國際聯盟，開啟了美國對外政策所謂“全球主義”傳統。威爾遜的“全球主義”，旨在打破英法控制的殖民體系，為美國工業資本開闢更大市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提出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推動美國政策朝着“全球主義”方向繼續深化發展。“馬歇爾計劃”從根本上講並非其所宣稱的“針對飢餓、貧困、絕望和混亂”，而是為了把美蘇冷戰的前線放在歐洲。

　　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是美國“全球主義”政策在安全領域的重要體現。北約奉行集體安全原則幫助美國構建重要軍事同盟，這套體系的目的是利用盟友服務於美國全球目標。

　　冷戰結束後，沉浸於“歷史終結”的美國開始更加激進地推進“全球主義”政策。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儀式上承認，“我們無法阻止全球變革，也無法推翻國際競爭”，因此，“我們必須領導它，使它符合我們的價值觀”。

　　長期以來，美國在“全球主義”政策下，構建了以美元霸權和全球貿易為基礎的經濟金融網絡，以北約和軍事同盟條約為基礎的安全網絡，二者服務於美國戰略利益。21世紀初，美國也沒有放棄“全球主義”政策，頻頻干預其他地區事務、加強經濟控制力。儘管運用手段和方式與之前有所不同，但戰略目標沒有絲毫改變。

　　“我們要眼光長遠，認識到世界正在改變，我們也要適應這些改變。”美國前總統貝拉克·奧巴馬曾這樣説。這些説辭聽上去堂而皇之，但並沒有改變美國“全球主義”的實質——推行美國霸權的政治工具。

　　對於“霸權建構”，美國的戰略目的是確定的，而政策工具可以調整。這種調整，發軔於特朗普第一任期，並在其第二任期臻於成熟。

禍水外引為國內減壓

　　對美國而言，重大外部政策的方向性調整往往源於內部壓力，也就是國內政策的“外部性”。舉例來説，美國社會就像一個壓力鍋，當其中的溫度積聚到一定程度，必須找到“泄壓閥”。縱觀美國社會史，沒有一次危機不是如此循環。用“美國優先”替代“全球主義”，也是尋找“泄壓閥”的一次過程。

　　20世紀70年代，美國逐漸成為推進全球化的“急先鋒”，與當下美國單邊主義、逆全球化的政策正好完全相反。

　　當時，美國大企業苦於不斷攀升的原材料和人力成本難以保持利潤率，經濟發展陷入滯脹，加上美國陷入越戰泥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為找不到工作走上街頭。面對這種困境，美國的解決辦法之一就是將製造業向國外轉移，形成國際分工和産業鏈，讓國外廉價的勞動力服務於美國跨國企業，把利潤拿回來增加國內福利，疏解國內壓力。

　　美國在經濟上執行這種“全球主義”政策，本質就是為服務於國內社會需要，充分反映了“全球主義”的工具性特徵。

　　到20世紀末，美國因內部驅動不斷推進全球化從而實現了快速發展，客觀上也帶動了世界經濟和貿易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其霸權工具的實質。

　　然而，全球化發展帶來了新的危機。

　　在美國國內，全球化帶來的鉅額利潤分配嚴重不均，華爾街的金融資本家從全球收割紅利，美國“鐵銹帶”的傳統産業工人和大量底層人口卻完全無法從中獲益，美國國內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控制了全國30%的財富；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控制了全國60%的財富。美國“壓力鍋”中的壓力再次積聚、衝頂。

　　在全球範圍，全球化帶來的福祉也沒有以普惠的方式分配給所有國家。美國憑藉美元霸權，不僅廉價獲得全球優質産品，還在金融市場聚斂全球財富。“美國吃肉、歐洲喝湯、窮國嚼蠟……”已經成為傳統全球化的“原罪”。

　　矛盾的集聚，最終導致美國國內爆發了一次次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源自金融資本缺乏監管的貪婪，“佔領華爾街”運動反映了年輕人對於病態社會結構的抗爭……

　　面對這樣的壓力，美國政客們無力大刀闊斧改革國內經濟結構，更無心推動全球化走向更加普惠包容，反而寄希望於在美國之外找到一個新“敵人”，來轉移內部矛盾、紓解社會壓力。這種敘事的結果就是美國民粹主義的上升，把問題的産生歸結於別的國家“佔了美國的便宜”。

　　所謂“讓美國再次偉大”的“MAGA運動”和“美國優先”這一政治口號，都源於此。美國“全球主義”政策在外部環境和內部壓力的共同作用下承受了極大壓力，而特朗普及其政治勢力的崛起，為壓力釋放找到突破口。

藥方不同，病症一樣

　　本質上，“美國優先”與“全球主義”只是採取政策方向的不同，無論持有哪種政策主張，無論是誰擔任美國總統，目的都是為維護美國霸權。

　　很多人可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美國優先”並非美國共和黨極端保守勢力了不起的發明，美國歷史上其實多次出現這一政治口號。口號何時出現，其背後具體有什麼樣的內涵，全憑當時當地的政治需要。

　　在兩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國內均有政治勢力主張“美國優先”，其目的是希望美國置身戰爭之外，既安撫國內德裔民眾的感情，又“坐山觀虎鬥”，坐等歐洲在戰爭中消耗實力。美國儘管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沒有在第一時間參戰，但兩次成為大戰的最大受益者。

　　再把歷史的時間指針向前撥動，美國“門羅主義”奉行“美洲人的美洲”，表面上反對“全球主義”，實際上也是在當時條件下試圖劃定勢力範圍，防止歐洲插手美洲。

　　回到當下，從“全球主義”者的角度來看，美國維護霸權的重點是確保在全球體系中的領導地位。美國學者、東密歇根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詹姆斯·菲斯特為“全球主義”如此辯護：美國要在塑造未來全球體系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如果美國不領導這一過程，其他國家就會“填補這一空白”，進而損害美國的利益。

　　而站在“美國優先”角度，美國要實行更加“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進行“有目的、務實的國際交往”。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國曾&&外交政策文件闡釋“美國優先”：基於國家利益進行外交決策，而不是單純基於意識形態進行決策；從結果導向選擇政策，而不是空談價值觀；不反對國際合作，但反對不能直接服務美國利益的合作；堅持美國領導地位，但必須要求各國共同承擔公平責任。

　　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團主席、瓦爾代國際討論俱樂部研究主任費·盧基揚諾夫不久前發文指出，特朗普有關姿態表明了美國外交政策的連續性：特朗普可能會放棄其前任的意識形態理由，但結果——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觀——保持不變。他認為，特朗普的總統任期也體現了世界秩序變化的邏輯，隨着傳統聯盟和機構的動搖，在國家利益和務實考量推動下，新的動態開始出現。

　　得克薩斯農機大學學者安德魯·拜爾斯和俄亥俄州立大學學者蘭德爾·施韋勒&&，因為美國的力量正在相對削弱，一味延續以往的“全球主義”政策，“把攤子鋪得太大”，無法保證美國在所有地方都取得成功。因此，美國必須停止“試圖無所不在、無所不做”的行為，在非關美國國家根本利益、關鍵利益的地方，把責任“下放”給盟友。

　　從“全球主義”到“美國優先”，爭的是美國內部政治勢力的此消彼長，是盟友體系框架內的“政治正確”，但結果無非還是美國要如何控制世界，如何持久維護美國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