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0日，以色列“鐵穹”防禦系統在以色列南部城市斯代羅特發射攔截導彈

文/王晉

編輯/吳美娜

　　今年3月30日是第49個巴勒斯坦“土地日”，當地時間3月29日，巴勒斯坦“反對隔離墻和定居點委員會”發布報告稱，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輪巴以大規模衝突爆發至今，以色列當局已侵佔約旦河西岸超過5.2萬德南（約52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土地，發布13項在定居點周圍建立緩衝區的軍事命令，並新建了60個非法定居點。

　　幾十年來，以色列領土擴張從未間斷，大量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被侵佔。4月2日，以總理內塔尼亞胡稱，以軍正“切割”加沙地帶，並在加沙地帶南部構築一條新的“安全走廊”。

　　難道，流傳已久的所謂“大以色列”，有朝一日會真的實現？

“以色列”國家範圍有多大

　　就“以色列”疆土範圍，《聖經》中存在着不同記載。而在猶太歷史上，曾出現以色列聯合王國、以色列（撒瑪利亞）和猶太王國、哈斯蒙尼王國和希律王國，它們統治的地區並不相同，強盛時期往往囊括西奈半島、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部分地區，弱小時則局限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區。隨着羅馬人的到來，尤其是“第二聖殿”被毀，猶太人開啟了“大流散”時代，“以色列”作為地理概念逐漸消失，被“巴勒斯坦”（意即“腓力斯人的土地”）所取代。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建立，尤其是第二任“哈裏發”歐麥爾攻克巴勒斯坦地區之後，“巴勒斯坦”作為地理概念，常常同“敘利亞地區”“沙姆地區”（或“黎凡特地區”）相互重疊。

　　將“以色列”從宗教地理概念轉變為政治地理概念，是19世紀“猶太複國主義”運動之後的事情。彼時，隨着歐洲民族主義思想的興起和傳播，以及歐洲國家內部接連出現“反猶”運動，歐洲的猶太精英發起了“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經過多輪內部博弈，最終確定要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政治實體的目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為了拉攏猶太人捐款捐物，尤其是鼓勵英國猶太人參軍，於1917年11月發布了《貝爾福宣言》，許諾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民族之家”。隨着英國在巴勒斯坦地區“委任統治”確立，巴勒斯坦地區逐漸從“地理概念”轉變為具有明確邊界的現代國家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先後就巴勒斯坦地區的歸屬進行了多輪討論。包括1919年的“金-克蘭委員會”、1936年的“皮爾調查團”等，都主張將巴勒斯坦地區劃分，建立相對獨立的阿拉伯人政治實體和猶太人政治實體。

　　應指出的是，在早期的猶太複國主義陣營內部，針對“以色列”的國家範圍存在着不同觀點。

　　以當時巴勒斯坦猶太機構主席大衛·本-古裏安為核心的猶太複國主義者們，接受在巴勒斯坦部分地區建立猶太政治實體的方案。1947年11月聯合國大會第181號決議，要求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一個獨立的猶太國家和一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並將耶路撒冷和周邊地區“國際共管”。該方案發布後，巴勒斯坦猶太機構&&支持，並以此為依據在1948年建立了以色列。

　　以色列建國後，關於以色列的邊界該如何確定，一直是以國內的熱議話題。一些以色列學者和政治陣營，如以色列工黨，在領土問題上主張採取務實和理性姿態；而右翼和極右翼政治力量，如利庫德集團，則尋求擴張土地，尤其是將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帶，擴展為以色列的領土。

　　近些年，隨着以色列政壇“70後”少壯派政治人物快速崛起，加之以色列人口結構的迅速變化，右翼和極右翼支持者在以國內佔比增大，有關以色列謀求擴張土地、建立“大以色列”的呼聲甚囂塵上。2023年以色列財政部長、極右翼宗教猶太複國主義者黨主席斯莫特裏赫在法國巴黎講話時，背景上顯示了涵蓋約旦在內的“大以色列”地圖，引起軒然大波。

“時間換安全”到“空間換安全”

　　2000年，巴以和平進程陷入僵局，加上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以色列社會對於巴勒斯坦的信任大為下降，對來自巴勒斯坦的威脅日益敏感。在外部環境刺激下，以色列形成了“時間換安全”的戰略思維。

　　一方面，設置地理障礙，主動脫離同巴勒斯坦聚居區的接觸。在約旦河西岸，以色列建立“隔離墻”工程，增加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眾前往以色列和猶太人定居點的難度；在加沙地帶，撤離軍事據點和猶太人定居點，保證以色列軍民免受襲擊；在黎巴嫩，以色列於2000年撤出黎南部，放棄了1985年在黎南部建立的“緩衝區”。

　　另一方面，憑藉情報和軍事優勢，化解可能的戰略風險。進入新世紀後，以色列“定點清除”了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的多名領導人。2011年敘利亞危機爆發，尤其是2015年之後，以色列不斷攻擊敘利亞、黎巴嫩和伊拉克境內的軍事目標，着重打擊軍火庫、防空導彈基地等重要軍事目標，向地區敵對國家和組織展示軍事力量。

　　新一輪巴以衝突在2023年10月爆發後，以國內公眾對周邊安全的感知更加敏感，因此要求拓展“緩衝區”，採取更強硬姿態應對威脅的呼聲愈發高漲。以色列認為，本國面臨的衝突範圍，從傳統上的“南防哈馬斯，北防真主黨”，升級成“七線作戰”，即同時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黎巴嫩、伊拉克、敘利亞、也門和伊朗應對威脅。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的安全戰略思維逐漸從“時間換安全”轉變為“空間換安全”。其謀求拓展安全緩衝區域，為本土安全增加地理屏障。

　　在加沙地帶，以色列謀求在加沙北部建立“非軍事區”，對返回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民眾進行甄別，阻止哈馬斯和其他巴武裝組織人員返回；在黎巴嫩南部，軍事行動目標確立為在黎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南至黎巴嫩-以色列停火線區域，建立由以色列控制的“緩衝區”；在約旦河西岸，以色列連續通過多個法案，蠶食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的約旦河谷地區；2024年以色列新建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猶太定居點的數量，創歷史之最；在敘利亞，以色列在2024年12月派遣軍隊進駐敘南部，拓展了在敘佔領區域。

　　但以色列不斷蠶食周邊土地的行動難免産生反效果。儘管以安全訴求為出發點，其單邊行動可能激化與巴勒斯坦及周邊阿拉伯國家的矛盾，進而加劇區域安全環境的惡化。

　　（作者係西北大學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