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在安吉余村的綠水青山間參觀（無人機照片）

文/於曉華 胡艷芬

編輯/黃紅華

　　北半球正陸續迎來春天，對春天來説，城鄉是沒有邊界的，不同的只是風景。眼下，從中國到日本，再到歐洲……全球城鄉融合發展正進入“多元模式互鑒”新階段。

　　在中國，清晨的薄霧中，貴州銅仁的油茶種植戶已開始勞作，這些富有科技含量的油茶果將通過精深加工走向全國市場；而在暮色中的遼東半島，大連民族大學的科研團隊仍在實驗室優化新型農業傳感器，為縣域特色産業注入新動能。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這已成為當下中國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抓手，也是走向城鄉共生的中國之鑒。

　　放眼世界，日本正通過農業培訓班、農民補習中心等，提升農民技能水平，結合數字化技術優化農業生産流程，形成“技術+人才”雙輪驅動的城鄉協同機制；德國則通過立法推動土地自由流轉，為農村土地治理提供了充分有力的保障，吸引大企業向鄉村遷移，形成“在小城市和城鎮工作、回鄉村居住”的模式……當前全球城鄉融合發展實踐正呈現三大趨勢：制度上破除二元壁壘，技術上強化數字賦能，産業上推動特色融合。

　　在傳統城鄉發展模式下，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農村資源輸出-城市資源集聚”的單向流動格局。這種模式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導致城鄉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而當下新型城鄉融合發展模式則致力於打破這一格局，通過增強城鄉之間的功能互補性和要素平等交換，構建“城市反哺鄉村、鄉村支撐城市”的共生發展體系。

城鄉關係不再對立

　　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全世界現有46億人居住在城鎮，約佔世界總人口的57%。以特朗普2016年第一次當選為美國總統及英國“脫歐”為標誌，全球化在過去幾年遭遇逆流。不過從全球範圍來看，國家內部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城市化趨勢並沒有停止。世界銀行預計，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將達到70%。

　　從經濟發展理論的角度來看，城市是技術創新、人才集聚以及發揮規模經濟效應的場所。據世界銀行統計，全球國內生産總值（GDP）的80%由城市創造。

　　傳統農業社會則是一種典型的“馬爾薩斯經濟體系”——以糧食生産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活動受到土地面積的嚴重約束，很難發揮規模效應。而農業技術進步帶來的增長紅利也會被人口增長所抵消，農村經濟長期處於低速發展狀態。

　　城市經濟的發展突破了土地面積的限制，由於集聚效應，工業和服務業在單位面積土地上可以收穫遠超農業的産出。於是，過剩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成為各國經濟騰飛的必經之路；城市讓人民生活更美好，成為城市化的根本動力。

　　進入21世紀後，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世界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人們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改變，使得城市化進程展現出不同於傳統的特徵：城市環境變得更加宜居，城鄉關係也不再突出對立——農村不僅是農業生産的場所，也成了非農就業者的居住選擇；城市不僅是工業和服務業的經濟活動區域，也“生長”出更多綠色空間和城市農業。

三大因素重塑城鄉關係

　　首先，智能技術催生新的城市化特徵。傳統的城市經濟和農村社會是隔離開來的。在一個國家經濟騰飛的起步階段，大量過剩勞動力從農村涌入城市，這一方面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給，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資本積累。

　　進入21世紀，隨着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很多工作可以遠程實現，全球新冠疫情的流行客觀上加速了這一進程。根據美國勞工部統計，2019年美國遠程辦公比例只有6.5%，到2024年8月這一比例已提高到22.8%。

　　這種遠程辦公趨勢，使生活和工作的地理空間可以分開，使在農村生活、為城市打工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這種趨勢有助於緩解傳統城市化帶來的城市病，比如高房價、環境污染，以及交通擁堵等問題。

　　其次，人口結構影響城鄉融合。在非洲和南亞地區的一些低收入國家，由於人均預期壽命較短，人口結構年輕，傳統的城市化還在繼續快速推進，農村剩餘勞動力仍在大量涌入城市從事製造業和服務業。以世界人口大國印度為例，2024年印度城市化率僅為36%左右。按照聯合國的估計，到2050年印度的城市化率將達到50%。

　　在中國、巴西、俄羅斯、南非等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傳統模式的城市化已接近尾聲或已完成，接近或超過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在過去數十年中，快速城市化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接下來的10到20年將進入城市化鞏固階段。

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暑期託管班的小朋友在浙江省武義縣青少年宮玩垃圾分類棋

　　對中國來説，城市和鄉村在收入、要素市場以及社會保障方面仍有差距，一些新城市居民存在“城鄉兩棲”現象，他們人生中的大部分時間留在城市工作，但由於高房價和子女教育問題，面臨“城市留不下，農村回不去”的困境。

　　為進一步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的住房和子女教育問題，2024年，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10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民工服務保障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鼓勵有條件的城市逐步將穩定就業生活的農民工群體納入城鎮住房保障政策範圍。加大農業轉移人口經濟可承受的小戶型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以人口流入多、房價高的城市為重點，鼓勵在農民工較為集中的企業、産業園區及其周邊等建設保障性租賃住房，並完善公共服務設施布局等。

　　《意見》還明確，加強隨遷子女教育保障。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建立同人口變化相協調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供給機制，重點加大人口凈流入集中的城市公辦學校學位供給力度，鞏固並穩步提高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比例；加快將隨遷子女納入流入地中等職業教育、普惠性學前教育保障範圍。推動因地制宜落實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參加升學考試政策等。

　　對巴西、南非等國家而言，城市貧民窟是個大問題，這需要政府通過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提升教育，來化解城市貧民窟存在的教育落後、就業不足、環境污染及治安惡化等社會問題。

　　在歐美等高收入國家，傳統城市化早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就已基本完成，城鄉收入已基本實現均等化。農村不僅是糧食生産的場所，也是一種居住方式。以德國為例，1/4的人口居住在村莊享受寧靜的生活，而村莊中超過80%的人口都不是農民。

　　歐美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了嬰兒潮，現在這部分人口已進入退休階段。近年，發達經濟體又出現一種城鄉之間人口雙向流動的新情況：老年人又回到城市生活，年輕人前往農村居住。這主要是因為，城市能提供更好的醫療養老設施以及更便利的生活條件，因此居住在農村的大量人口在退休後又選擇遷移到城市；而很多年輕人卻選擇逃離城市，到安靜的農村居住，通過互聯網遠程辦公。

　　第三，出現“鄉城”概念與城市生活方式的改變。城市是經濟發展的産物，但交通擁堵、噪聲、環境污染、綠地喪失以及快節奏的生活方式等“城市病”，正導致城市居民生活質量下降，甚至阻礙經濟發展。

　　為了提升生活質量，歐美國家提出了“鄉城”（Rurban）概念，這是個新造的英語單詞，是農村（Rural）和城市（Urban）的組合。這個概念指要對傳統城市進行改造，在城市增加綠色空間以及農業生産內涵，讓城鎮生活更加健康。

　　一些具體政策包括：讓城市居民與自然和農業重新連接起來；改變居民的食物消費習慣，使他們能生活得更加健康；提升生態系統服務能力水平，改善城市環境；促進都市農業發展，建立本地化的食物韌性供給系統。

　　在中國，這樣的“鄉城”風貌已經越來越生動且富有特色。比如上海市利用科技來打造都市農業標杆，崇明區建成國家級濕地公園，通過有機農業和生態修復工程提升綠植覆蓋率，開發出多條都市農業體驗線路。上海還通過整合崇明大米、南匯水蜜桃等特色農産品，構建“三藏戰略”（藏糧於技、地、民），推動智慧農業與市民消費場景深度結合。

　　深圳市光明區則通過深挖嶺南農耕文化，打造農業大地景觀，探索符合光明區實際的現代都市農業發展模式。在光明區，光明小鎮3000畝集生態産品供給、農業科技示範、詩意農田景觀、農耕文化體驗及自然研學教育等功能於一體的“城市生活新空間”成了一道靚麗風景線。市民在城市中就能享受田園樂趣，農業已真正融入城市、融入居民的生活。

走向城鄉和諧共生

　　幾乎在全球所有國家，當農村大量勞動力轉移至城市，農村社會結構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傳統農村社會逐漸衰落、解體：農村人口流失、鄉村共同體瓦解、農業衰退、鄉土文化消亡。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成了一個政策難題。

　　從經濟層面來看，由於農業生産依附於土地，其資本和勞動的邊際報酬通常低於非農産業。資金、人才、技術等要素自然地向城市集中，導致農村發展動力不足。各國在經濟騰飛後面臨的一個主要經濟難題就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

　　因此，均衡工業與農業、城市和鄉村之間的收入，是全球城鄉治理的一個大方向。各國政府均為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城鄉和諧共生發揮着重要作用——制定優先發展農村的政策，對農村發展增加投資，如中國的新型城鎮化戰略、歐盟的LEADER計劃、德國的“城鄉等值化”實驗、日本的地方創生政策等。

　　德國用60年“城鄉等值化”實驗給出啟示,當我們期望城鄉融合，走向共生，我們首先要樹立城鄉統籌、一體化發展理念，重塑平等的城鄉關係；吸引資源要素向農村地區轉移，為産業向中小城鎮和農村地區集聚創造條件。

　　而且，人口和資源的雙向流動都很重要。要讓農民進可入城，退可回鄉；讓城市居民既能享受城市便利，也能“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這就需要一方面加快補齊縣鄉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短板；一方面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戶籍管理等方面加強制度創新，盤活閒置土地資源，有序推動城鄉人口雙向流動。

　　日本的《裏山倡議推進法》則證明，當生態保護者可獲得政府補貼，鄉村肌理便得以維護，農民利益也有了保障；而日本地方創生政策則啟示人們，通過激活地方內生動力，可實現人口回流與城鄉資源均衡配置，解決人口過度向超級城市集中和農村空心化問題。區別於傳統依賴政府補貼的“地方再生”，日本地方創生政策強調地方自主性，通過挖掘本土文化、農業、生態等資源，構建可持續經濟模式。典型案例包括僅有120多萬人口的大分縣在“一村一品”的帶動下，在20年中實現了超過10億美元的産值。

　　日本的核心經驗在於：以地方資源稟賦為基礎激活內生經濟，通過政策激勵打破人口單向流動慣性，並以法律保障城鄉公共服務均衡供給。這一模式為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自主性發展”與“系統性治理”相結合的實踐樣本。

　　綜觀城鄉融合發展的全球成功實踐，我們也許能領悟到，城鄉融合的本質其實是文明形態的進化，是通過重構空間格局、價值體系和動力機制，推動人類文明從工業文明時期的割裂對抗走向生態文明的協同共生，其深遠意義不亞於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躍遷。

　　當城市與鄉村從零和博弈轉向協同進化，我們或將見證一個更具韌性的文明生態的誕生。

　　（於曉華係德國哥廷根大學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