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以軍在約旦河西岸城市圖勒凱爾姆附近開展軍事行動

文/馬曉霖 楊府鑫

編輯/吳美娜

　　8月25日凌晨，黎巴嫩真主黨對以色列發起大規模襲擊，以報復以方上月底暗殺該組織高級軍事指揮官福阿德·舒庫爾。真主黨稱向11個以軍基地發射超過320枚火箭彈，對以色列的第一階段打擊“勝利結束”。以方還以空襲和炮擊。

　　與地區衝突相關，結束中東之行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查爾斯·布朗8月26日説，外界普遍預期“有兩件事會發生”，如今黎巴嫩的報復行動已經發生，現在就看“第二件事”即伊朗方面的報復行動會如何進行。

　　7月底，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遭暗殺身亡，伊朗指認以色列為兇手並誓言報復。布朗説：“伊朗的回應方式將決定以色列的回應方式，雙方的互動將決定是否會發生更廣泛的衝突。”

　　不過，暗殺事件快過去一個月，其間儘管有關各方不斷發出言語威懾與心理戰，伊朗仍未下定決心是否以及將以何種方式報復以色列。與此同時，加沙停火談判由於缺乏衝突當事雙方的直接參與，前景仍然不樂觀。

　　一方面僵局難破，另一方面以色列仍然維持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規模，此種情勢之下，人們擔心，伊朗有可能聯合“抵抗軸心”（由伊朗主導，包括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也門胡塞武裝等在內的國家實體或武裝組織）各成員，復刻今年4月遠程空襲以色列的方式，或籌劃對以色列個別高級官員採取打擊行動，對等回應以色列。

　　觀察人士認為，無論報復行動最終以何種方式呈現，伊朗此次反應是其“攘外”服務於“安內”總體戰略的典型寫照。同樣，對“抵抗軸心”各成員而言，生存與發展仍是首要考量。

中東“敵我關係”生變

　　事實上，巴以衝突早已變成一場陣營重組的多邊地緣游戲，中東爭端形成新態勢、新格局，進入新階段。圍繞巴以衝突，阿拉伯國家已集體離場，而伊朗主導的“抵抗軸心”聯手上場，成為以色列頭號對手和地緣新玩家。

　　此輪衝突爆發以來，巴勒斯坦損失空前慘重，上演了現代史上阿拉伯民族的新劫難。但阿以和平進程並沒有翻車，目前看來，不僅埃及、約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組織）同以色列的和平契約牢不可破，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與以色列簽署的《亞伯拉罕協議》也承受住了這場血雨腥風的考驗。在今年4月14日伊朗襲擊以色列本土時，阿聯酋、約旦以及沙特向以色列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軍事情報支持，為內塔尼亞胡在美國國會宣揚“畸形中東安全觀”提供了素材。簡單説，上述阿拉伯國家行為體無一動搖對以媾和既定政策，哪怕是召回大使乃至關係降級。

　　面對慘絕人寰的巴勒斯坦苦難，阿拉伯國家無一退出對以和平進程，也印證了另一個無奈現實——阿拉伯國家已無意繼續犧牲本國核心利益而去替巴勒斯坦人撐腰。1948年至1982年間的五次中東戰爭，讓務實的阿拉伯領導人清醒：戰爭無法打敗以色列，尤其是以背後有強大的美國做全天候外援。

　　其實，阿拉伯國家之所以對巴勒斯坦的苦難“無動於衷”，甚至説，以色列可以斗膽開闢五條戰線而不擔心戰略環境進一步惡化，蓋因“敵我關係”出現了新變化。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均忌憚伊朗勢力的擴張，而巴勒斯坦問題恰恰成為伊朗及其領導的“抵抗軸心”攪動中東棋局的“合法招牌”。

　　阿拉伯國家寧可坐視以色列與“抵抗軸心”血拼、消耗，也不願意以斷交等方式對以色列釜底抽薪。道理也許很簡單，它們判斷以色列至多夢想吞併和消化現有被佔領土，無心且無力統禦阿拉伯世界。

　　而伊朗選擇主動接下巴勒斯坦事業領導者這一“燙手山芋”，繼續充當地區反以、反美排頭兵，並在伊斯蘭大旗和抵抗之名下，試圖建立對整個地區的政治話語權，最終服務於波斯民族利益最大化目標。“抵抗軸心”的登場既是源於現實需求，更是早有歷史鋪墊。

“一拖四”地緣新陣型

　　1978年與以色列達成戴維營協議後，最有戰爭實力的埃及退出漫長的民族主義戰場，在付出10萬人死亡、上億美元戰爭開支後斷然求和止損。同年爆發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使德黑蘭與以色列分道揚鑣並轉變為死敵。伊朗“國父”霍梅尼主張的反帝、反殖和反猶太複國主義，使新生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將“解放巴勒斯坦”視為超越地域、民族和教派的宗教義務。

　　恰巧蘇聯入侵阿富汗，引發具有廣泛反蘇、反霸和反侵略性質的伊斯蘭聖戰運動，並被蘇聯學者冠以“政治伊斯蘭”之名。伊朗伊斯蘭革命和阿富汗反蘇聖戰在意識形態層面合流，成為20世紀衝擊中東和世界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取代強弩之末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也為今天的“抵抗軸心”奠定最初基石。

　　1981年10月，隨着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因為對以媾和而被刺殺，主張發動全球聖戰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穆兄會）與世俗政權走向尖峰對決，其意識形態也逐步向包括巴勒斯坦在內的阿拉伯乃至伊斯蘭世界擴散。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並擊潰和驅逐巴解組織武裝，伊朗伊斯蘭革命借機在阿拉伯國家戰敗的廢墟上栽下第一棵“抵抗之樹”，創建、扶植和武裝了以解放被佔領土為己任的黎巴嫩真主黨。

　　1987年加沙地帶爆發反以大起義，脫胎於穆兄會勢力的哈馬斯擔當起終結以色列、收復民族家園的抵抗大旗。時移世易，隨着哈馬斯強烈抵制和平進程並被埃及、沙特阿拉伯拋棄，且因誤判形勢與敘利亞翻臉後，與伊朗結盟成為它走投無路後的必然選擇。

　　起於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激化沙特和伊朗為雙雄的教派衝突後，遜尼派背景的哈馬斯與什葉派出身的真主黨雙雙被沙特和埃及列為“恐怖組織”，其罪已不止於妨礙和平進程，更是投靠伊朗。

　　胡塞武裝因其什葉派基因並公開效仿伊斯蘭共和體制而得到伊朗和真主黨的聲援乃至協助，被沙特視為阿拉伯半島的“第五縱隊”並組織十國進行圍剿，強化了它與伊朗的關係。伊拉克以什葉派為主的民兵武裝“人民動員組織”，更是由“伊斯蘭國”武裝催生、伊朗借助地區反恐戰爭而協助組建的新生力量，被戲稱為“伊拉克真主黨”。

4月14日，伊朗民眾在首都德黑蘭集會，支持對以色列的報復性打擊

　　至此，在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前，中東即已形成伊朗“一拖四”的地緣新陣營，其最大公約數是反對以色列佔領，無論從民族主義還是從神權的維度，它們都賦予自己襲擊以色列並相互策應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並在這場衝突中首次實現了戰略協同。伊朗也借助這場衝突加速轉變“贊助-代理”的傳統擴張模式，轉而給予“抵抗軸心”各成員更多的自主性與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同一目標，分頭行動”的方式試圖填補陣營總體硬實力不足的短板。儘管策略明晰，但在“叢林法則”盛行的中東地區，“抵抗軸心”的上限不會太高。

深層結構限制發展

　　此次巴以衝突的烈度之大，所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之慘烈、外溢趨勢之明顯前所未有，這種情況對於“抵抗軸心”而言考驗大於機遇，如何在避免全面戰爭的前提下做出足夠的回應，避免被外界看作外強中乾的“紙老虎”、雷聲大雨點小的“忍者”，取決於主導國伊朗的綜合實力與戰略意志。但顯然，伊朗自身能力有限，追隨的各非國家行為體也存在明顯軟肋，各成員採取行動的背後均有自己的“小算盤”，無法以鐵板一塊、同仇敵愾視之。

　　首先，“抵抗軸心”領頭羊伊朗苦美西方制裁打壓久矣，在伊核協議破裂後，高通脹、貨幣貶值、石油收入減少、國內生産總值出現持續衰退，國內民生維艱。與此同時，巨大的貧富差距為其國內政局埋下“定時炸彈”。即便改革派總統佩澤希齊揚的當選反映了民意，但無法從根源上改善目前的困境，甚至可能激化派別鬥爭徒增亂局。

　　而此次哈尼亞遇刺事件，或被強硬派利用來打壓溫和派的政治話語權，這在伊朗兌現報復諾言的猶豫不決與溫和派副總統扎裏夫的辭職中已經間接體現，反映了領導層變更後內部更加激烈的對外政策分野。此外，老齡化的宗教實權高層在不遠的未來還面臨着交棒的未知數與不穩定性。最為關鍵的國家安全領域也被滲透，以致革命衛隊高層、核科學家、重要政治人物頻繁遭到美以定點清除。

　　伊朗的核心利益首先是維持自身政權穩定，其次是塑造有利於本國的外部環境。“抵抗軸心”説到底是其進行反以反美代理人戰爭的工具，是其維持低烈度衝突的提前部署，介入巴以衝突也是同理，它絕不會為了巴勒斯坦賭上國家前程。

　　其次，作為“抵抗軸心”中相對實力較強的兩個成員：黎巴嫩真主黨與也門胡塞武裝，兩者積極介入巴以衝突，並非為伊朗充當“馬前卒”，最終目標同樣是為了自身發展。

　　黎巴嫩真主黨是伊朗一手扶持的抵抗組織，接受並傳播伊朗最高宗教領袖的理論學説，雙方在軍事、政治、經濟等多個層面形成了緊密&&。1992年後，真主黨走向合法化參政道路，這也導致其捲入國內政治紛爭，一定程度上犧牲了作為非國家行為體的靈活性。雖然在黎巴嫩南部和貝卡谷地等什葉派聚居區有廣泛支持，但在全國範圍內，其影響力因宗教派別的隔閡而受到限制，更因激進反以立場給黎普通民眾帶來許多“無妄之災”。

　　自2006年以來，真主黨通過軍事支持、情報共享、政治協調和宣傳合作等多種方式積極策應哈馬斯，至此對以色列形成南北夾擊之勢，這種合作不僅增強了哈馬斯的抵抗能力，也鞏固了真主黨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地位和影響力。但是，鋻於與以色列之間存在巨大實力差距，非對稱作戰方式仍是優先選項，難以從根本上真正撼動以方。

　　相較於黎巴嫩真主黨的“嫡系”地位，胡塞武裝與伊朗的關係更加松散靈活，屬於效仿與夥伴關係，在胡塞武裝受到沙特公開圍攻後雙方形成了基於現實利益的“準聯盟”。從意識形態上説，其對伊朗也不存在宗教忠誠。

　　從誕生背景上説，胡塞武裝起源於對也門政府的反抗，其軍事行動和政治策略更多基於也門的內部局勢，以往也未被納入伊朗的戰略體系之中。此輪巴以衝突爆發後，胡塞武裝希望打破沙伊和解後的“被邊緣化”態勢，主動策應加入反以大軍，從而增強內部支持率，並在未來獲得更多伊朗援助。

　　也有分析人士認為，胡塞武裝首次介入巴以衝突，蓋因實力強大而挑起民族主義大旗，試圖尋求周邊阿拉伯國家對其合法和有效管理權的承認，而非一如既往視其為非國家行為體。胡塞武裝的參與策略也是量力而行，並提出加沙停火為止戰條件，並非以“滅以”為終極訴求。

　　伊拉克“人民動員組織”與真主黨相似，以反以反美基本盤為支撐，致力於將自身整合進伊拉克的現有政治體系中，近年來一直在走合法化與去激進化道路，並在國家力量失位時提供“代償”。比如説2014年“伊斯蘭國”武裝崛起時，伊拉克政府軍獨木難支，無法有效保護平民，“人民動員組織”在此時迅速崛起並發展壯大，填補了安全真空，2018年，“人民動員組織”被政府正式收編，目前已成為伊拉克四大武裝力量之一。

　　由此可見，伊拉克的什葉派力量志在拓展其國內政治版圖，無心無力過多介入中東地緣爭端，更多在巴以衝突中充當橋梁中介角色，以及進行各種象徵性聲援和策應活動，包括遠程襲擊以色列目標，就近襲擾本國和敘利亞境內的美軍基地等。

　　總之，與國家行為體間的聯盟不同，“抵抗軸心”各成員以抵抗話語為軸靈活合作，之間沒有正式的集體安全協議，伊朗也沒有控制各成員行為的絕對權力。作為地區被打壓者與少數派力量的整合，各個非國家行為體在融入本國政治體系時尚存挑戰，更別提撼動或取代美以為首、海灣君主國打配合的“守成陣營”或土耳其、卡塔爾為首，穆兄會勢力主導的“變革陣營”。但這股力量經過數十年的積澱，也足以攪動中東現有秩序，並為地區的動蕩與和平注入新的不確定性。

　　（馬曉霖係浙江外國語學院教授，環地中海研究院院長；楊府鑫係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