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6月26日發布聲明，任命荷蘭首相馬克·呂特為新一任北約秘書長

文/季澄

編輯/黃紅華

　　7月舉行的北約華盛頓峰會上，北約成員國達成名為《工業能力擴張承諾》的新的擴充軍備協議，進一步明確北約在強化跨大西洋國防工業基礎與軍備産品聯合研發中的主導地位。這是繼2023年維爾紐斯峰會推出《國防生産行動計劃》後，北約在推動可持續國防工業産能上的又一重大舉措。

　　無獨有偶，歐盟於今年3月推出史上首份《歐洲國防工業戰略》，企圖借擴大軍工産能維護自身獨立的國防工業基礎，進而加速推進防務一體化進程。

　　考慮到北約在歐洲地區安全架構中長期扮演的關鍵角色，以及歐盟近年來為追求“戰略自主”採取的系列不間斷舉措，外界揣測，兩者或將在軍工領域爆發嚴重分歧和爭端。

同步發力助推國防工業能力提升

　　分析北約和歐盟推出的各自版本的國防工業能力提升計劃，兩者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所要達到的戰略目的也存在明顯差異。

　　北約着重強調軍備産品研發的“跨大西洋”屬性以及北約在其中發揮的主導作用。北約認為，提升成員國軍工産能與確保北約所謂的“有效威懾與防禦能力”密切相關。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華盛頓峰會期間舉行的國防工業論壇上&&，“為提升北約的集體安全水平，每個成員國均將制定旨在強化本國國防工業能力的詳細方案，這有助於聯盟在衝突來臨時優先生産能對戰局走勢産生決定性影響的武器和彈藥”。在此基礎上，“通過成員國間的協調與合作，制定軍備産品研發的統一標準，提升裝備的聯通性與互操作性，從而塑造全新的跨大西洋國防工業夥伴關係”。

　　此外，《工業能力擴張承諾》明確規定，成員國必須就本國軍工業動向向北約進行年度例行性匯報，並由北約而非歐盟負責制定軍備産品聯合研發方案，這充分證明北約正成為跨大西洋國防工業的“行動召集者、標準制定者和交付使用推動者”。

　　歐盟版計劃着力在軍備採購、研發和製造環節強調“歐洲優先”的理念。《歐洲國防工業戰略》以2030年為節點，明確開列35%、50%和40%三大最低限度比重指標，即截至2030年，歐盟內國防貿易額佔歐盟國防市場額比重應不少於35%，歐盟內採購份額佔國防採購總預算比重應不少於50%，歐盟成員國不少於40%的國防裝備採購應通過聯合採購方式進行。

　　為此，歐盟將採取一系列配套支撐性措施。組織機制方面，擬組建由成員國代表、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和歐盟委員會代表組成的國防工業籌備委員會，負責相關國防工業項目的統籌。資金扶持方面，計劃在2025年至2027年劃撥約15億歐元，以增強國防技術與工業基礎的競爭力，並通過免徵增值稅的方式為聯合採購軍備提供便利條件；歐盟還將放寬針對國防領域的投資限制，允許歐洲投資銀行為純軍事用途的項目注資，以擴大融資渠道。文化建設方面，營造“沒有和平就沒有繁榮”的新型國防戰備文化，持續優化國防工業發展大環境。

各有盤算

　　面對地緣衝突強勢回歸國際政治舞&的現實，戰爭與衝突持續撕裂歐洲地區安全秩序，歐盟和北約差異化的戰略考量或成為引發兩者間矛盾與爭端的最大誘因。

　　對歐盟來説，“遏俄防美”是其調整歐洲國防工業布局，加速構建聯合軍備採購市場的最大外部動因。在歐盟看來，歐洲地區既有安全秩序正遭受自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侵蝕與衝擊，戰後歐洲長期享有的“和平紅利”正損失殆盡，自身面臨的“生存性壓力”陡增，迫使其將防務關注重點加速由應對恐怖主義、難民危機等“地區性安全危機”轉向“全面結構性防禦”，以便為可能到來的新一輪地緣衝突做足準備，這勢必將對歐洲的國防工業尤其是軍工産能提出更高要求。

　　同時，受美國國內政局走勢，特別是考慮美國大選結果對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可能産生的複雜深遠影響，歐盟對美國對其提供持久安全承諾與保障的可信度持悲觀論調。西班牙前外交大臣阿蘭查·岡薩雷斯曾在美媒撰文指出，“歐洲國家與其將美國作為確保歐洲安全的長久夥伴，倒不如把賭注押在一個更加一體化的歐洲上”。此外，一旦特朗普代表的共和黨在大選中全面勝出並擰緊對烏軍援“閥門”，歐洲承載的援烏壓力將成倍增加，未雨綢繆夯實國防工業基礎被歐盟視為應對這一變局的必然之舉。

　　在此背景下，以軍工合作牽引防務一體化進程，擺脫對美國等“第三方”軍備産品的過度依賴，成為歐盟強化軍工産能的最大內生動力。防務一體化是歐洲“戰略自主”的核心內容，推動國防工業提質升級又是加快防務一體化進程的必由之路。然而，歐盟在國防工業領域的固有頑疾，因烏克蘭危機而徹底暴露並被進一步放大。

　　一是軍工産能嚴重不足且嚴重依賴“外援”。統計顯示，歐盟相關型號彈藥年産量僅23萬發，約等於烏克蘭戰場的月消耗量，遠無法滿足對烏軍援承諾。且自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以來，歐盟對烏提供的武器中有70%購自美國。

　　二是技術研發與軍備製造脫節。歐盟各國對將國防預算的2%用於新技術研發可謂“應者寥寥”，即便取得技術突破，也因整體産能落後而無法在短期內將技術轉化為即戰力。

　　三是統籌協調力度不夠。目前，歐盟多數軍工企業仍傾向於“閉門造車”，致使“平行研發、重復建設”等行業亂象時有發生，造成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的嚴重浪費。

　　對北約來説，其希望通過擴充軍備産能達到“一石二鳥”的戰略功效。經濟層面，借大規模對歐軍售對盟友“敲骨吸髓”，大發“戰爭財”。北約官方數據顯示，僅2024年，北約成員國的國防預算總額就高達5000億美元，較2020年增加約1750億美元，其中絕大多數增量被用於購買美制武器。另據美聯儲統計，過去兩年，北約三分之二的軍備採購均與美企相關，總金額高達1400億美元。美國軍工産業因此獲利頗豐，僅國防和航天領域的工業産值就較2022年增長近17.5%。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今年6月訪美期間説“北約有利於美國安全，也有利於美國工業和就業”，更加印證北約已淪為美國利用戰爭斂財的工具，美歐之間已逐漸陷入“美國拱火、歐洲買單，歐洲‘失血’、美國‘收割’”的畸形邏輯鏈。

　　戰略層面，北約妄圖借販賣“安全焦慮”和“恐懼營銷”對歐洲進行戰略捆綁，並通過適度讓利的方式，確保美國在歐洲軍火市場上的長期優勢地位。在《北約2022戰略概念》文件中，北約將俄羅斯界定為“最重大且最直接的威脅”，並在華盛頓峰會上揚言要在援烏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受“恐俄”情緒影響，北約成員國國防預算佔本國GDP的2%的數量，已由2021年初的9個激增至目前的23個。芬蘭、瑞典更是打破長期奉行的中立政策，一頭扎進北約陣營，為美國強化在北歐的軍事存在大開“方便之門”。

　　此外，在軍工合作領域，美國以“聯合研發”為誘餌，以讓渡部分生産利潤換取對跨大西洋軍工産供鏈和監管體系的主導權和控制權。據外媒報道，美國雷神公司和歐洲導彈集團決定在德國聯合生産約1000枚“愛國者”導彈，合同金額高達55億美元。德國萊茵金屬公司還將深度參與F-35戰機的機身生産工作。

三大因素決定博弈走勢

　　綜合上述情況，以下三大因素或將成為決定歐盟與北約軍工博弈走勢的關鍵變量。

　　其一，歐洲國防工業能否通過自我革新與發展，真正成為北約和美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現階段，從軍工企業數量、規模、産能和市場佔有率等評價指標看，歐洲軍工企業與美國同行仍存在較大差距，前者難以在短期內推出可與後者競爭的“拳頭型”産品，軍備採購資金“外流”現象仍將持續存在。例如，美國計劃於2026年在德國分階段部署的“標準-6”和“戰斧”等型號導彈，以及荷蘭、西班牙、羅馬尼亞等北約成員國採購的“愛國者”導彈，均係美國雷神公司的“代表作”。

　　其二，充足資金支持與成員國內部共識將成為決定歐洲國防工業未來發展的關鍵。冷戰結束後，歐洲國家的政治、財政和社會結構決定了民生事項在國家預算比重中的優先地位。儘管近年來歐洲國家結合地區安全環境的新變化紛紛上調國防預算，但多數資金僅夠用來“還舊賬”，國防工業轉型仍面臨較大資金缺口。據歐盟內部市場委員蒂埃裏·佈雷頓初步估算，歐盟國防工業發展所需資金總量或將高達1000億歐元，這對於正遭受高通脹、高利率和能源危機衝擊的歐洲來説，無疑是一項沉重的負擔。此外，歐盟成員國歷來對防務與安全等涉及國家主權的敏感議題持謹慎保守立場，且各國國防理念與安全訴求不盡相同，成為歐盟在國防工業事項上“統一話術、統一標準、統一行動”的障礙。

　　最後，美國作為北約實際上的主導者和操控方，其立場與態度對博弈走勢有決定性影響。歐盟借擴充軍備生産打造獨立國防工業基礎，擺脫對美依賴並與其爭奪全球軍火市場，這是美國軍工複合體等利益集團所不能接受的，這也促使北約在《工業能力擴張承諾》中重申自身的不可替代作用。況且，鋻於北約在歐洲集體安全框架中的長期主導地位，歐盟在宣布國防工業提振計劃時不忘強調“仍會忠於北約”。或許，對現階段的歐盟來説，通過壯大自身國防工業實力，成為一個“被北約和美國平等真誠對待的合作夥伴”，不失為一種更加務實的選擇。

　　（作者係軍事科學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