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5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左）在安卡拉歡迎到訪的巴勒斯坦國總統阿巴斯（右）

文/孫德剛

編輯/吳美娜

　　新一輪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爆發以來，美國執着於所謂大國戰略競爭，不願深陷中東衝突；歐洲大國和俄羅斯對中東事務的關注度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中東地區強國填補權力真空，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在競合中不斷調試彼此間關係，形成新的“隊列圖譜”。

地區“四極”明朗化

　　新一輪巴以衝突自去年10月爆發以來，中東地區出現了兩組矛盾，一是以色列與伊朗領導下的“抵抗軸心”之間的矛盾，二是域外大國在中東的矛盾。中東強國積極塑造對自己有利的權力關係，在外交舞&上日趨活躍。面對美國主導的中東秩序，地區國家採取不同政策立場，形成“四極”。

　　伊朗是美國主導的中東秩序的“革命者”。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以來，伊朗與美國的中東秩序觀發生嚴重分歧，伊朗認為美國在中東部署星羅棋佈的軍事基地，扶植以色列打壓抵抗力量，實際上把地中海、紅海、阿拉伯海和波斯灣變成了美國的後院。

　　伊朗強調：中東是中東人民的中東，不是美國的中東；反抗美國全球霸權主義和以色列地區霸權主義是伊朗外交的主要任務。伊朗與敘利亞巴沙爾政府、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等形成的“抵抗軸心”，成為打擊美以的重要政治和軍事力量。近年來，伊朗經濟改革雖乏善可陳，但地區影響力明顯上升。

　　土耳其是美國主導的中東秩序的“改革者”。與伊朗尋求打破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追求“體系外崛起”不同，土耳其尋求“體系內崛起”。土耳其是北約在中東也是伊斯蘭世界唯一的成員國，但土耳其反對美國的霸凌政策，宣稱以色列在加沙地區的軍事行動是種族滅絕行為。

　　歐洲國家拒絕土耳其加入歐盟，在希臘與土耳其衝突中選邊希臘，甚至將土耳其排除在區域能源組織“東地中海天然氣論壇”之外，迫使土耳其“東進”和“南下”，把伊斯蘭世界視為可靠的大後方。近年來，土耳其提出“藍色家園”計劃和“戰略縱深”理念，介入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土耳其領導的“親穆斯林兄弟會聯盟”成為土耳其介入中東事務的重要抓手，綜合影響力上升。

　　沙特、阿聯酋和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是美國主導的中東秩序的“改良者”。這些國家在政治上堅持戰略自主，反對西方以人權、民主、婦女賦權等為藉口對阿拉伯國家指手畫腳，或干涉其內政。這些國家強調：西方不應戴着有色眼鏡看待阿拉伯國家。

　　阿拉伯中等強國還在經濟上積極“向東看”，與亞洲國家打造能源供應鏈聯盟，但安全上離不開美西方，故在所謂大國戰略競爭以及以色列與伊朗的安全博弈中實施對衝策略——不願意捲入紛爭，也不想成為所謂大國戰略競爭的犧牲品。阿拉伯國家聯盟（阿盟）和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海合會）成為阿拉伯國家對內團結、對外協調的重要&&。沙特、阿聯酋和埃及等打造“溫和聯盟”，在大國之間多面“下注”，影響力上升。

這是5月16日在巴林麥納麥拍攝的第33屆阿盟峰會閉幕後舉辦的新聞發布會現場

　　以色列是美國主導的中東秩序的“維護者”。以色列強調自己是中東地區唯一的西方民主國家，唯一的非伊斯蘭國家，自視為西方民主的“燈塔”和打擊中東極端主義的“橋頭堡”。2020年，在美國積極推動下，以色列通過所謂《亞伯拉罕協議》尋求外交突圍，與4個阿拉伯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尋求構建“反伊朗統一戰線”。但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以色列從“受害者”變成了“加害者”，在國際社會陷入孤立，國家形象受損。持續的消耗戰還讓以色列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和道德包袱，硬實力和軟實力雙雙受損。

阿拉伯世界凝聚力增強

　　阿拉伯世界是中東的主要力量，是“戰略板塊”。22個阿拉伯國家從西亞一直延伸至北非、西非和東非，總面積1300萬平方公里，因政治制度、資源稟賦、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對外戰略也差異甚大。

　　回顧2010年底開始的所謂“阿拉伯之春”，伊斯蘭世界一度陷入嚴重的教派紛爭之中，形成了親美與反美、親伊朗與反伊朗、親穆斯林兄弟會與反穆斯林兄弟會等不同陣營。而近年來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為部分海灣阿拉伯國家實現彎道超車、推動高科技産業升級提供了機遇；與此同時，一些阿拉伯國家面臨嚴重的失業、貧困、通脹、水資源短缺、糧食安全、人才流失等問題。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國家分化為不同類型。

　　第一類是綜合發展型國家。沙特、阿聯酋、卡塔爾和阿曼等圍繞“2030願景”和“2040願景”等中長期發展戰略，大力發展綠色經濟，減少碳排放，推動發展轉型；積極發展數字經濟，如5G網絡、電子商務和人工智能。這些國家正尋求從傳統基建到新基建、從傳統能源到新能源、從傳統經濟到數字經濟的全方位産業升級換代。

　　第二類是能源密集型國家。能源出口在這些國家佔主導地位，但工業基礎落後，如伊拉克、科威特、巴林、阿爾及利亞等。這些國家的重點産業是石油與天然氣，希望實現“雙輪驅動”，通過能源産業和製造業共同促進經濟增長。

　　第三類是勞動力密集型國家。埃及、摩洛哥、約旦、突尼斯等擁有人力資本優勢，工業化處於起步階段。這些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方興未艾，道路、橋梁、機場、港口建設是重點。

　　第四類是社會動蕩國家。也門、利比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索馬裏、敘利亞、蘇丹等國屬於此類。這些國家中央政府虛弱，地方派系林立，成為代理人戰爭的主戰場，經濟發展嚴重依靠外部援助，經濟凋敝。由於常年內戰，這些國家公共衞生、基礎教育等資源匱乏，工農業基礎薄弱。

　　2023年，在中國的成功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實現和解，帶動了中東地區“和解潮”，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積極改善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敘利亞重返阿盟，阿拉伯世界實現了“大團圓”。

　　首先，沙特與伊朗和解、巴勒斯坦與以色列衝突加劇推動了阿拉伯國家“抱團取暖”。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阿拉伯世界立場一致，均支持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譴責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譴責美國阻撓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

　　其次，阿拉伯國家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其內政。經過近代歐洲的殖民統治和委任統治後，阿拉伯國家強調主權和領土完整，既反對美國推動“大中東民主計劃”、改造阿拉伯國家，也反對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通過代理人向阿拉伯世界滲透、實施分化政策。

　　此外，阿拉伯國家“平視世界”的信心更強了。新形勢下，阿盟、海合會、伊斯蘭合作組織的凝聚力增強，阿拉伯國家不僅舉辦了中阿峰會、美阿峰會、阿盟與歐盟峰會等，還與俄羅斯在“歐佩克+”框架下打造能源供應聯盟。海合會與中亞五國以及其他地區組織也舉辦了各類峰會。阿拉伯國家運籌大國關係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增強。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計劃等，阿拉伯國家從被動追隨大國過渡到主動塑造與大國關係。

群雄逐鹿赴未來

　　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中東地區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增加，地區熱點有進一步外溢和擴散的風險。與此同時，也孕育着新的希望。

　　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地區的本源性問題。巴勒斯坦問題不解決，“先阿以、再巴以”的和平路線圖難以為繼，其他國家也難獨善其身。新一輪巴以衝突的爆發，再次證明巴勒斯坦獨立建國問題不能被擱置，否則“中東和解潮”會變成“中東衝突潮”。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伊朗主張對以軍事鬥爭，土耳其、黎巴嫩和阿爾及利亞等主張對以政治鬥爭，其他阿拉伯國家則主張對以外交鬥爭，但是中東伊斯蘭國家一致認為巴勒斯坦獨立建國問題不能再拖下去。

　　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既打上了意識形態鬥爭的烙印，又是雙方地緣政治博弈的結果。2024年巴以衝突外溢後，以色列和伊朗首次直接攻擊對方本土，釋放了爆發更大軍事衝突的危險信號。如何加強危機管控、避免擦槍走火，是擺在兩國面前的嚴峻挑戰。

　　美國將全球領導力下降歸咎於非西方大國的崛起，意圖通過軍事遏制、政治孤立、科技“脫鉤”、輿論宣傳等多管齊下，削弱非西方大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下，中東國家儘管普遍堅持戰略自主，但部分國家在高科技領域不得不屈從美國的意志。美國在中東圍堵別國高科技企業，抹黑別國對中東國家投資，這也有損中東國家的利益。

　　中方指出，去年10月以來，巴以衝突劇烈升級，人民遭受沉重苦難。戰爭不能再無限繼續，正義也不能永久缺席，“兩國方案”更不能任意動搖。

　　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所言，當前加沙地區的局勢不可持續，無條件立即停火是國際共識，改善人道主義狀況是當務之急，無辜平民的生命不應再繼續受到傷害。中國將繼續同阿拉伯國家堅定站在一起，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決。

　　總之，在中東國家新隊列中，中東地區強國既面臨崛起的戰略機遇，又面臨“成長的煩惱”，戰略依附還是戰略自主、主戰還是主和，都是考驗中東地區強國的現實問題。

　　（作者係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