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鮑威爾在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出席聽證會警惕美國經濟的溢出效應

文/王晉斌

編輯/胡艷芬

　　依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的數據，受疫情衝擊，在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經濟保持了較強勢的恢復和增長，同時出現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高通脹。至今年4月，美國年通脹率降至3.4%，但仍遠高於2%的美聯儲長期通脹目標。

　　事實上，美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元霸權體系，通過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方式來強力刺激經濟。

　　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與全球其他經濟體高度關聯——美國進出口規模巨大，任何劇烈的經濟波動都可能對全球貿易産生深遠影響；美元是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美元價值的波動，對全球經濟穩定性造成顯著影響；美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具有巨大外溢效應，是影響世界經濟的重要因素。

　　在此種情況下，美國本應在考慮自身利益的同時，承擔起維護全球共同利益、促進世界經濟復蘇、開創人類共同未來的責任。然而，多年來美國對內治理失策，導致國內經濟社會深層次問題集中爆發；對外漠視國際責任，放任自身宏觀政策造成負面外溢效應，破壞了世界經濟穩定與秩序。對此，世界各國都需要採取措施積極應對。

宏觀政策的負面效應

　　從歷史上看，美國宏觀政策調整給全球經濟帶來諸多負面效應。比如，上世紀50至60年代，美國為滿足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融資需求，不斷調低美國貨幣發行中的黃金/通貨比例，並在1968年末取消了黃金作為高能貨幣的作用，從貨幣發行制度上破壞了固定匯率制的基礎。

　　2020年新冠疫情衝擊下，美國&&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依靠美元霸權體系為財政赤字融資。

　　為刺激消費，2020～2021年，美國分3輪對居民和家庭進行大規模財政直接轉移支付。2020年3月下旬，為應對金融大動蕩，美聯儲採取零利率無上限寬鬆政策，堪稱史上最激進的量化寬鬆（QE）政策，並從2020年4月開始大規模購買國債，為市場注入流動性。2020年4月至美聯儲縮表前的2022年5月，美聯儲資産負債表的資産端增加了近2.5萬億美元國債。美聯儲支持了美國財政赤字貨幣化，成為美國政府的融資工具。

　　由於美元貨幣體系仍是主導性國際貨幣體系，美國大規模向市場投放流動性，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氾濫。

　　激進的貨幣財政政策推高了美國通脹，2021年3月美國通脹率就超過了2%，2022年6月甚至高達9%。為抑制通脹，美聯儲在2022年3月開啟激進的加息模式，至2023年7月一共加息11次、加息525個基點，美國市場利率至今還維持在2023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誘使大量資金流向美國，導致很多新興經濟體出現金融和匯率動蕩，美國金融周期對世界經濟形成了顯著的負面外溢效應。

　　過去幾年，美國正是依靠美元貨幣體系大規模融資，以降低疫情對美國國內經濟的衝擊，卻對世界經濟造成了損害。

債務“雪球”越滾越大

　　大規模的財政刺激導致美國政府債務規模快速膨脹，債務上限形同虛設。早在1917年，美國國會就以立法形式確立國債的限額發行制度，當時確定的上限為115億美元。至今，美國債務上限總共提高了110多次，1960年以來平均每9個月就會提高一次。美國政府債務“軟”上限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2023年1月19日美國債務已達到2021年12月16日確定的31.4萬億美元上限。2023年6月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達成一致，暫停實施債務上限，一直到2025年1月1日。

　　也正是從2023年6月開始，美國政府債務快速增長。美國財政部網站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16日，美國國債總規模接近34.6萬億美元，佔美國GDP的約120%。這些驚人數據導致擔憂情緒已從美國相關監管機構，蔓延至政府機構和金融巨頭，甚至有知名華爾街公司懷疑，與債務相關的成本可能會對股市上漲構成重大風險。

　　同時，美國家庭債務總量也在攀升。據紐約聯儲發布的《家庭債務和信貸季度報告》，截至2024年一季度，美國家庭債務總量高達17.69萬億美元。其中，抵押貸款債務達12.44萬億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就指出，美國當前的財政政策立場與長期財政可持續性不符，尤其令人擔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5月中旬也&&，美國財政政策正走在不可持續的道路上，必須儘早處理鉅額赤字問題。

　　激增的預算赤字是債務的主要推動力之一，且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這種情況只會變得更糟。該機構預測，2024財年（2023年10月1日~2024年9月30日）美國將出現1.6萬億美元的預算赤字。其還在一份報告中&&，如此高的赤字水平在經濟低迷時期很常見，而在美國自疫情後相對繁榮的大部分時期並不常見。

2023年3月10日，美國硅谷銀行因資不抵債遭金融監管部門關閉。

圖為人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克拉拉的硅谷銀行總部外排隊等候辦理業務

　　依靠債務刺激增長是美國經濟的長期現象，與之相對應的是美國社會儲蓄率過低。儘管為應對疫情實施的財政刺激政策使美國居民儲蓄率有所上升，但隨後美國儲蓄率又轉而不斷下降，截至今年3月，美國個人儲蓄率僅為3.2%。

　　過度依賴債務和低儲蓄率使得美國經濟增長在面對衝擊時，暴露出脆弱性，也因此不得不依靠政府發債刺激，債務雪球於是越滾越大。美國政府債務的不可持續性，為世界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埋下巨大隱患。

內外部發展“雙失衡”

　　長期以來，美國經濟一直處於內外部發展均不平衡的狀態。

　　內部不平衡表現為儲蓄-投資失衡。1990～2023年，美國個人儲蓄率年度均值僅6.2%。如果剔除2020～2021年間大規模財政轉移支付帶來的影響，1990～2023年美國個人儲蓄率年度均值只有5.7%。

　　外部不平衡，表現為美國長期對外貿易赤字。金融危機爆發後的2009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為3948億美元，隨後赤字規模不斷擴大，到2022年達到驚人的9512億美元，2023年也高達7798億美元。

　　巨大的貿易赤字使得美國需要大規模從外部融資，這進一步導致全球金融失衡。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數據，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經常賬戶赤字接近平衡，對外投資資産與負債相對匹配。

　　但隨着美國居民儲蓄率從1992年的9.4%下降至2007年的2.5%，經常賬戶赤字規模擴大導致美國大量從外部融資，美國凈國際投資頭寸（即款項）為負，到2008年底接近負4萬億美元；2020年疫情衝擊導致美國進一步大規模從外部融資，截至2023年底，美國凈國際投資頭寸依然為負，甚至高達負19.8萬億美元，創造美國對外凈負債的歷史新高。

　　美國政府大規模赤字和個人過低的儲蓄率，是美國經濟內外部“雙失衡”的內在原因，也是導致世界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然而美國並未對此進行反思，反而以所謂亞洲“過度儲蓄”、中國新能源“産能過剩”等為藉口，無端指責他國的經濟政策；以“美式雙標”支撐其自利性發展模式，通過繼續利用大規模凈借入資金以在全球獲取投資的凈正收益，充當“全球風險資本家”，維護其全球壟斷資本的利益。

泛化“國家安全”，濫用保護主義

　　美國把經濟失衡的內部原因歸結於對外貿易，顛倒了經濟機制的邏輯，並把這種錯誤邏輯應用於對外經貿和投資政策。為降低對外貿易赤字，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後，美國挑起大規模對外經貿摩擦，中國成為重點針對方，美國對高達3000億美元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産品徵收高關稅。

　　近期，拜登政府針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180億美元新能源産品進一步加徵高關稅，嚴重違背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據WTO的數據，2023年全球貿易限制措施超過3000項，是2017年的約5倍。其中，2021年美國新&&的貿易限制措施佔全球新&&貿易限制措施的32%，美國成為加劇全球貿易摩擦的主要推手。

　　與此同時，美國聲稱保護自身利益，推動經濟問題泛安全化，導致世界經濟進入地緣大博弈時代，破壞了全球和平發展的大環境。美國製造全球貿易摩擦、拱火烏克蘭危機，導致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巨變。通過地緣政治關係推動製造業“友岸”“近岸”外包，通過大規模財政補貼迫使或者誘導製造業回流等做法，降低了全球産供鏈效率，將地緣政治成本嵌入全球貿易和投資，從而減少了産業鏈在全球的跨空間配置機會，影響全球分工效率，最終造成巨大的産出損失。

　　美國挑起和推動地緣政治衝突和區域割裂，還增加了全球經貿體系和産業鏈分割的風險，加重了全球經濟碎片化，壓低全球經濟的福利水平。

　　當前，世界各國更應對美國經濟問題的溢出效應進行深度思考和積極應對，維護本國及本地區的公平發展權利，打造建立在合作、平衡、共享、包容基礎上的世界經濟發展環境，加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根本上破除美國經濟問題導致的負面外溢效應。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