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節短片單元評委會主席焦雄屏海報（北影節供圖）

文/《環球》雜誌記者 劉娟娟

編輯/馬琼

　　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短片單元Reelfocus新血影像計劃國際評委會主席，由台灣電影學者、製片人、監製焦雄屏擔任。焦雄屏在業內有“台灣電影教母”的稱謂，她在台灣和大陸許多優秀的電影作品中擔任製片、監製、編劇，或者推動了電影的創作發行，如《望鄉》《洞》《南國再見，南國》《藍色大門》《阮玲玉》《十七歲的單車》等。

　　北影節期間，焦雄屏接受了《環球》雜誌記者的專訪，快人快語的她大談電影創作的環境、兩岸電影市場的現狀、年輕創作者的發展等話題。

　　《環球》雜誌：作為本屆電影節短片單元的評委會主席，你覺得短片的價值是什麼？你在開幕式紅毯上拿了一個折扇，上面寫着“片短情長”，要表達什麼？

　　焦雄屏：首先，短片過去在學理上常常提供非官方、非商業性、非傳統的另一種可能性，比如説它的片長沒有約束，不需要90分鐘、80分鐘、120分鐘，可能有些東西30分鐘甚至5分鐘就可以講得非常完整。

　　其次，它的經費比較少，這反而賦予了它更高的創作自由度，因為它不必過多地受到商業機制的約束和規制，所以它能容納很多新奇的想象力，或是一些更具實驗性的表現形式，又或是一些不受約定俗成的道德、尺度所約束的東西。因此在國外，短片會變成一種文化，可能很多人長期在做短片，他不願意做長片——他不希望他的創作力或表達立場受到長片的商業體制限制，他喜歡這種自由度。

　　但在我們的文化裏，反而大家會覺得短片是一種學生的習作，因為經費沒那麼多，做不了長片就做短片，這樣可以練手、練技術、練工作習慣。另外，很大一部分短片會變成你將來進入商業體系的敲門磚，大家通過短片能很容易看到你的才華，看到你將來創作長片的可能性。

　　《環球》雜誌：本屆北影節的短片單元，有給到你驚喜的作品嗎？

　　焦雄屏：有好幾部電影的技術精湛程度之高，着實讓我大吃一驚。我甚至懷疑這些電影是不是得到了商業體系的支持，雖然後來求證並不是，但這種技術的成熟度跟講故事的能力，感覺可以直接去拍商業片了。

　　也有一些電影美術與地方色彩突出，或是情感上特別細膩、讓人動容；有的在板着臉批評人類，有的在很頑皮地實驗新時代年輕人的一些思維……最讓我驚訝的就是多元化，這些電影是怎麼選進來的？真的很棒！然後我會覺得有被年輕一代的創作力驚喜到。

　　《環球》雜誌：説到年輕創作者，你關注到當前大陸年輕創作者的一些長片作品嗎？有沒有讓你眼前一亮或比較喜歡的？

　　焦雄屏：從前幾年開始，我就喜歡顧曉剛，尤其是他的《春江水暖》。魏書鈞的幾部作品，從早期的《延邊少年》《野馬分鬃》，到《永安鎮故事集》，再到《河邊的錯誤》，我覺得都非常好。　　我也喜歡劉伽茵，她的作品《不虛此行》用一個很傳統的方式細膩講述了中國不同家庭面臨着的社會壓力，在親情、愛情上都要接受新挑戰，並通過死亡這件事來表現這些。還有張大磊，他在聖彼得堡留學時學習了俄羅斯的電影體系，然後回國進行創作，作品還融合了一些台灣新電影的元素。

　　這幾個導演其實並非都處於青蔥時代的年紀，但我們都把他們算成青年導演，都相當不錯。我心中隱隱在期待一個新的時代到來。

　　《環球》雜誌：據你了解，台灣的青年創作者現在是一種什麼狀態？

　　焦雄屏：台灣的青年創作者是這樣——大部分臣服於商業體制，喜歡拍鬼片、恐怖片、喜劇片或LGBT電影，因為這些都有固定的觀影市場，所以他們現在很在乎市場生存和賺錢的事情。

　　但是你從這裡面過濾一下，會發現有一些不同的電影，而且做得還相當不錯。比如我最近看的《富都青年》，我非常喜歡，覺得很令人感動。電影講述的是兩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弟互相照顧的故事，底層社會苦難兄弟的情感，我看得淚流滿面。這個影片，讓我非常開心和感動，説明台灣的創作力還在，不是所有人都在一味追求金錢。

焦雄屏（左四）與短片單元眾評為亮相北影節開幕紅毯（陳鐘昊攝 本刊）

　　台灣電影的創作力常常隱藏在某些小角落，總是會不時冒出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隔幾年就有幾部累積下來。從商業角度講，台灣電影的發展不會像大陸這麼有潛力，但它有創作空間。

　　《環球》雜誌：前段時間《周處除三害》在大陸放映異常火爆，你了解嗎？

　　焦雄屏：首先，它不完全是一部台灣電影，它是香港導演把香港黑幫的電影節奏感帶到了台灣。

　　其次，導演黃精甫有一個香港人的視角，比如台灣家喻戶曉的一個大流氓伏法的故事，通過他的視角去看，就突出很多不一樣的事物。對於台灣人來説可能是一些司空見慣的事情，比如邪教，黑幫的暴力手法、講話方式、行為舉止，又或者是迷信等，在香港人看來可能接近一種奇觀，因此想去展示一下，比如擲茭杯向關帝爺去祈求一些指點，他就用香港人的視角把這些東西稍微放大，或者是有點像獵奇似的展現出來。

　　這部影片到了大陸院線後，也成了一種奇觀，兼具娛樂性——或者是它展現暴力方面讓觀眾大為震驚，又或者觀眾好奇一個台灣死刑犯是如何被處死的，使得這部電影忽然之間就非常火爆。當然它也有動人的部分，比如一個十惡不赦的傢伙的醒悟和頓悟、某一種情感的啟蒙、一些愧疚的東西等等。至於其港式結構與節奏，那是無話可説地很專業。

　　所以我覺得它在大陸火爆，不完全是偶然。反而在台灣，大家不覺得它有多特別，它賣得並不是特別好，但也不算差，就是肯定不如在大陸火爆。

　　《環球》雜誌：這些年全球市場上出現了很多女性電影，像《芭比》《墜落的審判》等。對於女性創作者來説，你覺得現在是一個特別好的時代嗎？

　　焦雄屏：我們做電影一般並不會特別區分性別議題，因為有太多議題可以討論，比如關於種族、民族、階級、經濟、政治等各種議題，所以至少我個人並不會高舉女性主義旗幟去做一件事情。

　　女性電影最近火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芭比》的出現。因為美國電影“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它對全世界的議題都有帶動作用，它忽然高舉“芭比娃娃”，的確會影響很大。

　　但是我覺得，特別應該講女性主義的地方，是那些我曾經熟悉的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那些地方的女性真的是生活在一個令人窒息的空間，遭受男性身體和心理的凌辱、精神上的虐待、行為上的管制。我看到很多作品是在真正地替女性打抱不平，強調女性要擁有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但現在歐美的女性主義作品有些是在跟風炒作。

　　《環球》雜誌：你去過國際上這麼多電影節，覺得北京國際電影節的特色是什麼？

　　焦雄屏：從開幕式到短片單元，我覺得整個電影節都充滿活力。我在全世界電影節都鮮見北影節這麼熱鬧活潑的開幕式，它不僅展現了豐富的傳統元素，還兼具極高的娛樂性。展映方面，我聽説去年《悲情城市》的黃牛票賣到1萬塊錢。北影節確實聚集了非常多的影迷，成為關心電影文化的人每年的一個盛宴。這種傳統的建立，對於電影界來講，是最令人欣慰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