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一名男子走出埃及開羅的一家貨幣兌換點

文/李振傑

編輯/吳美娜

　　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日達成一項融資協議，後者向埃及提供貸款的規模，從最初的30億美元增加至80億美元。此外，世界銀行等其他國際機構也將向埃及提供低利率貸款，為埃及實現貨幣穩定提供支持。

　　事件背後，埃及匯率改革成為熱議焦點。3月6日，埃及央行宣布允許匯率自由浮動，並將關鍵利率上調600個基點至27.25%。消息一出，數月穩定在1美元兌換31埃鎊的官方匯率一路下探，在跌至1：50.55的歷史新低後，逐漸穩定於1：47附近，此前埃鎊在官方市場和平行市場之間的價差已被基本抹平。

　　當前，埃及銀行系統的外匯流動性狀況明顯改善，困擾埃及政府已久的外匯短缺危機得以暫時緩解。儘管此次匯率改革被不少觀察家認為是埃及深化經濟改革、邁向更加開放和市場化的前路的重要步驟，但結合埃及經濟問題的複雜性加以判斷，與其説本次匯率改革是埃及政府高瞻遠矚的戰略性布局，不如説是其在面臨多种經濟挑戰和國際約束條件下的必須應對之策。

此次改革被動特徵明顯

　　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情況類似，埃及此次匯率改革帶有較強的被動性。

　　從外部看，一段時間裏，美聯儲帶領主要發達經濟體進入超速加息周期，推動美元快速升值，進而降低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資産的吸引力，並令其被迫面臨複雜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據埃及媒體披露，自2022年以來已有約200億美元熱錢逃離了埃及市場。大量外資流出，不僅意味着埃及招商引資的規模和質量大打折扣，還直接導致其並不充裕的外匯儲備快速縮水。難以閉合的外匯缺口對進口活動形成約束，最終推動物價大幅上漲，對埃及宏觀經濟穩定造成巨大壓力。同時，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成本快速攀升，進一步增大埃及的債務違約風險，其主權信用評級被迫下調，從而繼續加劇外資逃離的惡性循環。

　　從內部看，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進入深刻調整期、各類矛盾凸顯的大背景下，埃及四大創匯支柱産業呈現全線下滑的悲觀局面。

　　其一，埃及旅游業尚未從新冠疫情的長期陰影中完全走出，又接連遭受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的雙重打擊，據標準普爾全球評級預測，2024年埃及的旅游收入預計將較2023年下降10%至30%。

　　其二，紅海危機對埃及運河經濟造成“立竿見影”式的打擊。埃及蘇伊士運河管理局的數據顯示，2024年前兩個月，通過蘇伊士運河的總體貿易量同比驟降50%，2024年運河收入也將由去年的102.5億美元削減至50億美元左右。

　　其三，經濟持續下行導致埃及官方匯率和市場匯率錯位加劇，大量埃及海外僑民放棄以被高估的官方匯率匯款，並減少或延緩向國內匯回資金，導致埃及2022～2023財年（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僑匯收入急劇下降30%。

　　其四，埃及的石油天然氣産業近年來面臨資源約束、基礎設施落後、投資環境波動以及內外需求變化等諸多挑戰，重壓之下已難以充分發揮對宏觀經濟的戰略支撐作用。

　　總體來看，隨着近年來經濟危機持續加劇，埃及政府已難以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平衡財政預算、提振産業活力、保障大宗商品供應、穩定金融市場以及解決社會問題等一系列艱巨任務，因此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部金融援助來維持經濟運轉——埃及央行放棄匯率管控，允許匯率自由浮動，正是IMF和其他援助提供國為其發放全額貸款必須滿足的主要條件。

經濟結構深層積弊難解決

　　不可否認，埃及目前實行的匯率改革是在“痛定思痛”後大力推進經濟改革的重要舉措。然而，匯率改革本身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埃及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國際競爭力，但由於其內生動力不足，單純的匯率改革尚不足以徹底解決制約埃及經濟發展的結構性沉疴。

　　受制於技術和資本積累不足、産業結構單一、創新能力有限等因素，埃及的工業化進程始終發展緩慢，這導致其未能形成足夠規模和多元化的優勢産業，出口商品也大多集中於初級産品和資源類商品。相反，埃及需進口大量附加值更高的工業製成品和高科技産品，以滿足生産生活需要，從而導致貿易結構失衡，並長期面臨貿易逆差。

　　在此背景下，匯率浮動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調整貿易環境，但由於埃及生産力落後的現狀在短期內難以改變，即使匯率適應市場變化，也不能從根本上阻遏或消解埃及經濟面臨外部衝擊時表現出的脆弱性。

　　儘管當前埃及獲得了較大數額的流動資金，但埃及政府仍需在2026年底前償還716億美元外債本息，僅2024年就需償還292.3億美元。另外，隨着人口數量持續增加，埃及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資金，通過提供公共服務補貼來維持社會穩定，這將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因此，即便匯率浮動能帶來短期的資本流入和外匯儲備增加，但如果不能與財政整頓和公共部門效率提升很好地配合，長遠來看，埃及的經濟結構調整仍困難重重。

　　埃及在國際經濟和貿易體系中長期處於弱勢地位，而且埃鎊在匯率改革之前已存在較為嚴重的幣值高估問題。在向新匯率制度轉軌的過程中，對新制度本身運行機制的相對陌生，以及受到被迫轉型時來自宏觀經濟形勢、國際投機資本、市場情緒等方面的衝擊，埃鎊匯率仍存在較強的貶值預期。同時，由於經濟調整期的陣痛、政策傳導至民生改善會相對滯後，普通埃及民眾的生活狀況也仍將面臨較大挑戰，大眾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下降可能進一步抑制市場活力。

　　目前，外國資本在埃及的傳統油氣、新能源、電力、電信等戰略産業領域佔據主導地位。外國投資者從這些領域獲取高額投資回報後，往往通過利潤匯出等方式將資金撤出埃及，而一旦全球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或外資政策出現調整，外國資本流動將變得更加不穩定，將進一步加劇埃及經濟的波動性和脆弱性。

　　雪上加霜的是，埃及政府從去年開始就大量拋售優質國有資産以換取外匯，當前實施的匯率改革措施不僅無助於緩解外匯縮水的趨勢，相反，埃鎊貶值還將進一步侵蝕埃及的國家資産和居民部門凈財富。

扭轉經濟頹勢需付出巨大努力

　　儘管埃及經濟發展仍面臨着嚴峻挑戰，但隨着本輪匯率改革的實施，也有專家對埃及未來發展前景保持樂觀態度。他們認為，埃及政府如今的關注點已經由解決外匯短缺問題，轉變為如何充分利用外匯實現經濟調控目標和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近期大量涌入的國際援助的確為埃及提供了寶貴的喘息空間和轉型機遇，但若要有效利用這些資源扭轉經濟頹勢，埃及政府須在執行改革措施時展現出堅定的決心，克服既有挑戰，並獲得更廣泛的信任和支持。

　　埃及官方媒體《金字塔報》報道稱，埃及政府承諾“不會依賴美元資源，而是將其作為‘經濟改革的開端’”。為降低通脹，抑制物價過快上漲，埃及央行已啟用一系列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將利率提高1個百分點，將隔夜存款利率、隔夜貸款利率均上調100個基點至9.25%和10.25%等。

　　在外界預期埃鎊貶值之際，埃及政府繼續積極推動其出口導向型産業發展，鼓勵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優化出口産品結構，以此減輕外匯儲備壓力、改善貿易條件和提振市場信心。

　　埃及因其在中東地區的重要戰略地位，以及其對巴以衝突走向有重要影響，預計將繼續在國際社會尤其是美西方國家眼中扮演關鍵角色。回溯歷史，當埃及經濟陷入困境時，美西方國家往往會通過多種途徑予以援助和支持，以鼓勵埃及在處理加沙問題上採取與西方利益相一致的立場和行動。

　　這種“戰略合作關係”雖能在短期內緩解埃及的部分經濟壓力，但並不具備可持續性，反而可能會給其長期經濟發展帶來潛在風險與挑戰。站在埃及立場上，它仍需謹慎控制借貸規模，同時通過積極推動更加深刻的內部改革，探尋自主發展策略，來建立更加穩固和多元的經濟增長點。

　　（作者係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經貿産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