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鞍華在北影節大師班上（北影節供圖）

文/《環球》雜誌記者 劉娟娟

編輯/馬琼

　　“到了一定的年紀你的觀點就會變，以前我都是拍一些比較戲劇化的、有衝擊力的東西，到了中年，受到侯孝賢跟楊德昌兩位導演的影響，開始直接‘講生活’。”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香港導演、監製許鞍華在她的大師班上如是説。

　　人稱香港半部電影史的許鞍華，從1979年的電影首作《瘋劫》開始，總是以細膩的女性視角捕捉社會變遷與人生百態，向觀眾展示了潛藏在繁華城市表面下，市井的、充滿煙火氣的香港，以及棲居在這裡的普通人形象。2020年的第77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許鞍華獲得了“終身成就獎”，她也成為全球首位獲此殊榮的女性導演。

　　大師班結束後，許鞍華接受了《環球》雜誌記者的專訪，講述女性電影的發展、回顧她的創作歷程，説她自己“沒有黃金時代”，只是一部接一部拍，“一部好一部不好”。

　　《環球》雜誌：這些年全球市場上出現了很多女性電影，你也創作過很多女性電影，比如《女人，四十》《黃金時代》等。現在的女性電影和以前相比有什麼變化？對於女性創作者來説，你覺得現在是一個“黃金時代”嗎？

　　許鞍華：我覺得現在還有進步空間，但已經比我開始拍電影時的40年前好多了。現在女導演比以前多了很多，而且她們知道她們的創作力和男性導演是不一樣的，不像以前是男性導演“判給”女性，讓她們拍一些他們認為女性化的東西，現在女性導演拍的是表達自己女性感受力的東西。

　　現在這些女導演也不用像我剛開始拍戲時那樣——特意剪了頭髮，又不化粧，還要穿很大很寬鬆的衣服，沒有性別感地去拍戲。因為當時男性導演們覺得這是工作需要，如果太女性化，他們會歧視你。現在這些女導演可以名正言順地以很女性化的打扮去工作，我覺得這標誌着一種進步。

　　與此同時，好多女性導演第一次拍電影就得了大獎，這跟她們的女性身份是有關係的——如果男性導演和女性導演都有好作品，會先表揚她們。

　　《環球》雜誌：這是不是對男性電影人不太公平？

　　許鞍華：事情一定是這樣的，就像鐘擺，如果要修正一個東西，一定會先過分一點，然後才擺回去。當然我覺得有時候是有點過分，比如一名女性拍了部電影是説女性不好的，就會被批判“很有問題”，我覺得這真的是違反了創作自由的原則。可是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矯枉過正，我覺得也是無可厚非的。

　　《環球》雜誌：你如何定義女性電影？

　　許鞍華：有兩種。一般來講，大家都認為，為女性發聲，或是表達男女不平等這類觀點，呼籲大家去正視這些問題的片子，是女性電影。也有一派觀點是，如果一名女性以自己獨特的性別眼光去拍自己的感受，也可以稱之為女性電影。也就是説，只要你是女性，那你拍的任何片子就都是女性電影。

　　《環球》雜誌：你從開始拍電影到現在已有40多年，你如何總結自己不同時期的創作風格，你更喜歡哪個時期的風格？

　　許鞍華：我其實不是刻意的，只是在某一階段感覺有些題材特別想拍。以前就拍一些比較重視劇情、戲劇性強的戲。中年以後，就拍一些比較靜態的、表現人際關係的戲，這跟年齡、生活經驗等都有關係。我覺得其實只要拍得好，選什麼類型的題材都沒關係。

許鞍華執導現場工作圖（北影節供圖）

　　《環球》雜誌：你的電影生涯中有遺憾之作嗎？

　　許鞍華：確實有些拍得不好的電影，但我覺得還是一定要拍的。像《阿金》我就沒拍好，很可惜。可這其實真的是一個好的題材，講的是女武師的故事。

　　《環球》雜誌：面對爭議，比如説《第一爐香》的一些爭議，你是如何調整心態的？

　　許鞍華：其實那個時候我是有點措手不及，我沒想到觀眾反應那麼強烈，因為我不太熟悉網絡，不知道情況的嚴重性，所以我反而挺好的，不會每天看網上發生了什麼事、別人怎麼罵。有時候是其他人發給我，我才看。拍了這麼多年戲，我感覺我比很多觀眾都清楚這個戲好不好，所以就不太容易動搖，也沒有特別難受。反而是一些演員，尤其是年輕演員，如果他們深受打擊，或者他們的前途因為這部戲而受到影響，我就會覺得比較難受。我都拍了好多年的戲，我不拍也無所謂。我不是偉大，我真的是這樣想。

　　《環球》雜誌：有沒有和某個演員産生特別好的化學反應，讓你特別喜歡？

　　許鞍華：通常都是一些比較有主見的人。比如蕭芳芳，我們合作很好，因為她是個監製，也能看劇本，然後去研究戲的調子，而不光是她自己的演出，可以兼顧很多方面。大家更像是合作，而不是我作為導演去教她應該怎麼做。跟她合作時，我只是看她的演出，告訴她我的反應，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善於做的事。

　　我不是演員，但我是一個非常好的觀眾，我可能看一眼就知道演員的節奏對不對。比如有演員現在40歲，他要演60歲，如果他沒有接受過相關專業訓練，那我確實不懂怎麼去指導他，我需要找一個教練，比如戲劇學院的老師，去教他如何演老人。因為那只是技術問題，而不是感受問題。而且有時候我也不懂有些&詞，因為我連普通話都講不好，比如語調上的高低平仄，我是聽不出來的，所以也要找專家指導。

　　《環球》雜誌：你接下來想創作什麼類型的電影？更想表達什麼？

　　許鞍華：其實現在我很想在有限的時間裏不只是拍電影，而是去多做一些影像上的東西，比如在博物館裏搞一些影像，作為展覽的一部分，我對這些很有興趣。另外，我對紀錄片也很感興趣，或者是紀錄片跟假的劇情片混在一起的那些雜蕪的東西。因為做這些可以不用擔心票房、演員陣容等讓人感覺很累的東西。

　　《環球》雜誌：你認同戈達爾説的“導演要能拍就拍”這種觀點嗎？

　　許鞍華：我覺得這適用於新導演和老導演，中間人就不要嘗試了，就好好拍自己該拍的東西。如果你已經很老了，一方面是沒有過多顧慮，另一方面是可以拍得更精；如果你是抱着去玩、去試的心態，那結果只會好不會壞。而這些都需要客觀環境和自身精力允許。

　　《環球》雜誌：説到年輕導演，你有沒有關注到當下年輕創作者的作品？

　　許鞍華：我覺得現在一些新導演一出道就很成熟，而且他們很清楚，他們要拍的東西感覺上是通俗的，但同時又極具個性和特色，因為他們希望獲得一定的成績，同時又可以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像魏書鈞的《河邊的錯誤》就很成熟，他是在一個通俗的偵探劇裏做一些比較新的東西，同時想批判社會，但又有點恍惚、有點超現實，氣氛很好，我感覺挺好看的。

　　《環球》雜誌：你覺得你創作的黃金時代是哪個階段？

　　許鞍華：我沒有黃金時代，我只是一部接一部拍，一部好一部不好，這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