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18年1月1日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拍攝的“歐洲精神”新年音樂會現場

文/藍江

編輯/吳美娜

　　觀念與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它們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也在根本層面影響着客觀世界的發展和變化。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開啟，離不開歐洲人思想觀念的轉變、精神層面的共識。當前，面對經濟、政治等諸多層面的歷史性衝擊，歐洲人普遍焦慮、躊躇的同時，也在精神層面思考着、探尋着未來前行的方向。

希臘精神是底色

　　“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在有教養的歐洲人心中，尤其在我們德國人心中，自然會引起一种家園之感。”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中，談到歐洲的文化精神實際上源於古希臘的文化精神。換言之，在黑格爾生活的時代，希臘這個名字成為歐洲文化最重要的象徵。

　　黑格爾並不是孤例，與黑格爾同時代的德國詩人荷爾德林也十分崇拜希臘文化，荷爾德林甚至直接將18世紀的歐洲文化的根源等同於古希臘的詩性和悲劇文化。當然，這並不是説，近代以來的歐洲文化就是希臘文化的延續。

　　黑格爾對歐洲人的希臘文化精神崇拜作出進一步解釋：“因為希臘精神的發展只需要把外來的東西當作材料，當作刺激。他們在這些材料中自己意識到自己是自由的，並且有了自由的活動。他們加在外來的材料基礎上的形式，是一種特有的精神氣息——自由與美的精神。”

　　黑格爾甚至將希臘文化精神的精髓歸功於陌異性，也就是説，希臘文化抑或啟蒙以降的歐洲文化的精神價值在於，他們擅長從不同於自己的文化中汲取營養，讓自己的文化精神不斷強大，正是這種精神，讓雅典人吸收了來自波斯人、色雷斯人、敘拉古人、埃及人、亞述人文化中的精髓，包容並蓄將它們轉化為雅典本土的文化。也正是這種對陌異性文化吸收轉化的能力，締造了後世被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稱為四個最偉大時代之一的伯裏克利的雅典時代。

歐洲文化的高光時刻

　　近代的歐洲，不僅試圖在文化和藝術上復興古希臘的繁榮，也通過大航海時代的開拓精神，跟隨着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家的遠洋艦隊，將世界各地的陌異性的因素轉化為近代歐洲文化的精神砥柱，無論是花剌子模的代數學，還是新大陸的咖啡、可可，還有東方印度的香料製品，以及中國的瓷器、絲綢，都被歐洲人吸納和接受，在吸收這些陌異性的因素後，通過歐洲本土的理性啟蒙和工業革命，變成了影響世界三四百年的歐洲文化。

　　無論是美洲殖民地開拓，還是東方的革命，在那個時代，無一例外都參照了歐洲的文化精神，當俄羅斯的上層貴族以講法語為榮時，顯示的不僅僅是法語在俄國的普及程度，也彰顯歐洲文化在整個東方世界的巨大影響力，歐洲文化被貼上先進的、文明的、進步的、高雅的標籤，俄羅斯的宮廷貴族、印度的土邦領主，抑或是中國通商口岸的買辦，無一例外都以模仿歐洲人的文化為榮。

恍惚進入垂暮時

　　當歷史的車輪走到21世紀的今天，似乎一切都正在發生着巨大改變。那個曾經欣欣向榮、以開放包容的希臘精神為砥柱的歐洲，似乎慢慢走向式微。歐洲不僅在經濟和政治上疲弱，在文化上似也垂垂朽矣。

　　今天的歐洲已很難出現荷爾德林、海涅、赫德爾、施勒格爾的浪漫，康德、謝林、黑格爾的理性大廈，以及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的批判。儘管歐洲仍然活躍着一批有理想有內涵的知識分子，但世界文化不再聚焦歐洲，歐洲老了，它的文化無法成為當今世界的榜樣和表率。

　　2017年，德國蘇格坎普出版社的編輯海因裏希·蓋瑟爾伯格邀請當時國際最知名的15名思想家，其中包括齊澤克、阿帕杜萊、齊格蒙特·鮑曼、拉圖爾等人，讓他們對歐洲文化式微的症候進行一次集中診斷。彼時，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2018年6月1日正式更名“國民聯盟”）崛起、大量非法移民冒着生命危險從地中海偷渡到歐洲等背景下，難民危機和民粹主義成為歐洲最顯著的時代特徵。

　　蓋瑟爾伯格為這本書起名《大倒退》（中文版書名為《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就暴露出這些思想家對歐洲的憂慮，歐洲不再是那個充滿自信的歐洲，也不是一個包容各種陌異性的歐洲，相反，歐洲在面對移民和民粹主義等問題時呈現出巨大的撕裂。

　　一方面，不加選擇地接納移民，使歐洲傳統精神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另一方面，一些歐洲人無法忍受龐大的外來移民衝擊，選擇更為保守的排外主張，這些思潮無疑成為法國“國民聯盟”領導人勒龐、德國選擇黨聯邦議院黨團主席魏德爾、荷蘭自由黨領導人維爾德斯等人所代表的歐洲民粹主義生長的溫床。

走向重構自主性之路

　　但蓋瑟爾伯格的《大倒退》還是太早了，因為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歐洲還沒有經歷後來的新冠疫情，也沒有經歷當下的俄烏衝突，更沒有料到歐洲能源命脈之一的“北溪”天然氣管道會遭到破壞。

　　歐洲在進入2020年後遭遇了更為嚴酷的寒冬，既有防疫危機、戰爭危機，也有能源危機和通脹危機，曾經歐洲人經常談論的綠色生態和環保，經歷這一切後都變得極為奢侈。走在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和凱旋門，人們已無法像本雅明一樣發出感嘆：“巴黎，十九世紀的首都”！

　　今天，走過布魯塞爾、柏林、羅馬、斯德哥爾摩、馬德里等歐洲的標誌性城市，你會看到各種塗鴉，許多街區已被來自亞非拉的移民佔據。很多歐洲人似乎對這一切感到無奈，只能默默接受，而類似這些現象及有關爭論，無疑加劇了歐洲內部文化的撕裂。

　　曾經讓希臘和近代歐洲繁榮的陌異性因素，在今天似已成為歐洲文化精神的一味毒藥，加劇了歐洲的困頓。正如韓國裔學者韓炳哲所指出的，當前的歐洲文化似乎過於“保持自我”，不再接受外來文化的正向刺激，然而，根據黑格爾自己的理論，歐洲文化的這種自足終將導致致命的僵化。

　　當韓炳哲將自足性與黑格爾的陌異性對立起來，似乎代表着歐洲的文化倒退，因為歐洲並不是不接受陌異性，而是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來消化和吸收這些外來因素。

　　在諸多政治家、思想家看來，歐洲走出當代文化困境的方法，只有一個——重新構築一種歐洲的自主性，讓歐洲以獨立的樣貌重新屹立於世界之林，成為世界的一極。比如，意大利哲學家羅伯托·埃斯波西托曾經寫過一本書，名為《為了歐洲的哲學》，其目的是希望歐洲重新回到一個包容且自主的歐洲，這種自主既包括政治上的自主、經濟上的自主，也有軍事上的自主和文化上的自主。

　　歐洲文化精神的重塑，寄望於歐洲人自己擺脫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依賴性，像近代以來的很多知名歐洲思想家和政治家一樣，吸收不同的陌異性，重新塑造出一種不同於歷史上的歐洲文化，正如《浮士德》第一幕的結尾孟菲斯托對浮士德的告誡：“畏縮、躊躇、啰嗦全都不管用！我的馬兒在顫抖，只因晨光熹微。”

　　（作者係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