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薇薇

編輯/胡艷芬

　　最近在讀英國歷史學家奧蘭多·費吉斯的《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其歷史敘事好似小説家寫的奇幻故事。

　　《娜塔莎之舞》從彼得建城講起。那是1703年春天一個霧濛濛的早上，俄國沙皇彼得一世帶領十幾個隨從騎馬穿過涅瓦河入海口。大河蜿蜒入海的景象對自內陸而來的彼得極具吸引力，他縱身下馬，用刺刀割下兩塊泥炭，將它們在沼澤地上擺成十字架，説道：“這裡應該建一座城。”

　　這座城就是俄羅斯帝國未來的都城聖彼得堡，也是整座帝國大廈“通往歐洲的窗口”。據説，在彼得説出那句話時，剛好有只鷹掠過他的頭頂，停在兩棵交織在一起的白樺樹的樹頂。

　　一頭向西、一頭向東的雙頭鷹是俄羅斯的國家象徵。大膽地猜想，掠過彼得頭頂的那只鷹應當是向西飛的——正是以彼得建城為標誌，俄羅斯踏上了西化之路。

　　身高兩米的彼得擁有無窮精力，掌握20多門技藝，建城似乎也不是什麼大難事。他從芬蘭、瑞典、德國進口上等石料，從意大利、法國、荷蘭引進設計高手，依靠數十萬農奴和士兵的勤懇勞作，在沼澤地上神速建起一座希臘風、羅馬風、巴洛克風、洛可可風交相輝映的西式帝國之都。

　　建城之外，彼得造船、辦廠、興學，要求貴族地主像歐洲紳士一樣穿矮靿皮鞋，派遣有為青年赴西歐學習科學，還聘請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擔任宮廷顧問。總而言之，他希望與中世紀的落後的莫斯科公國做徹底的決裂，帶領俄羅斯跨進“西方進步和啟蒙的現代世界”。

　　18世紀初的俄羅斯，是歐洲人眼中的“窮鄉僻壤”。正是彼得的改革把俄羅斯變成了歐洲的一員，並將它的命運和歐洲的命運緊密相連。

　　雖然彼得極力“將俄羅斯人塑造成歐洲人”，但他並未取得真正的成功。1812年，當打敗拿破侖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騎着白馬挺進巴黎，俄羅斯民族的自我意識也在迅猛生長。在19世紀，西歐派和斯拉伕派的爭論是俄羅斯思想界的焦點，堅持俄羅斯發展應當植根傳統、走獨立道路的斯拉伕派擁有眾多且大牌的擁躉，文學巨擘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其中一員。

　　另一方面，歐洲並未真正接納俄羅斯。法國作家阿斯托爾夫·屈斯蒂納的游記《1839年的俄國》不但深刻影響了19世紀歐洲人對俄國的態度，更是被20世紀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當作對俄國的最佳描述。游記裏，屈斯蒂納把俄國人稱為“這些東方人”，還刻薄地説，俄國人習得的歐洲禮儀不過是用來隱藏野蠻的淺薄偽裝。

　　最終，隨着涅瓦河畔阿芙樂爾號的炮響，俄羅斯走上了一條迥異於西方的發展道路。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把首都從聖彼得堡遷回了莫斯科，這似乎在宣示“雙頭鷹”東望的新抉擇。及至蘇聯解體，俄羅斯“回歸歐洲”，卻遭遇冷遇乃至打壓。分分合合、恩恩怨怨，走到今日的局面。

　　回到彼得的改革，俄羅斯歷史學家瓦西裏·克柳切夫斯基有句話相當精闢：“在彼得大帝眼中，接近歐洲只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其實，無論向西還是向東，“雙頭鷹”所矚望的始終是一個“強大的俄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