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人們在葉門首都薩那參加遊行，譴責美英兩國對胡塞武裝多處目標的空襲

文/余國慶 馬一鳴

編輯/吳美娜

　　“紅海正變成死海。”俄羅斯《生意人報》2月22日報道中的這句感嘆，道出了當前紅海危機的嚴峻性。

　　連月來，由新一輪巴以衝突觸發的紅海緊張局勢不時升級。葉門胡塞武裝使用無人機和導彈多次襲擊紅海水域相關目標，美國和英國也從今年1月12日起對胡塞武裝目標發動多輪軍事打擊。炮火聲中，國際航運巨頭紛紛繞道航行，全球供應鏈和産業鏈受到衝擊，地區博弈進一步復雜化，紅海危機陰霾正從中東向全球蔓延。

地區局勢的升級與復雜化

　　胡塞武裝原本是活躍于葉門北部帶有部落民兵色彩的地方武裝，2011年後快速發展。多年來，在內戰中逐漸壯大的胡塞武裝，不僅在沙特領導的多國聯軍的軍事打擊中生存下來，還發展成為能影響地區局勢的一方力量。

　　去年10月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的打擊行動開始後，胡塞武裝很快便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甚至要求直接參與對以軍事行動。針對美英的軍事打擊，胡塞武裝撂下狠話，聲稱要讓兩國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截至2月底，美英與胡塞武裝的互襲不時發生。

　　諸多跡象表明，由巴以衝突引起的這場紅海危機，正逐步擴散為胡塞武裝與美國領導的地區聯盟之間的衝突，並呈現衝突逐步升級、參與方日益復雜化、外溢影響不斷擴大等特徵。

　　究其原因，首先，中東地區安全失序是衝突爆發的根本原因。美國自奧巴馬政府以來，戰略重心逐漸轉向所謂“印太”地區。在中東地區，從撤出伊拉克到撤出阿富汗，再到拜登政府削減在沙特的駐軍，美國最近十年對中東的政策總體是“減負收縮”。與此同時，美國採取“輕足跡”策略，希望地區盟友以“小多邊合作機制”來維護地區安全秩序。

　　為維護波斯灣和紅海地區航運安全，美國于2019年牽頭組建“國際海上安全架構”和“聯合海上作戰部隊”，即所謂的“護航聯盟”，然而，參與其中的多數阿拉伯國家出工不出力，難以發揮保障波斯灣航路安全的作用。可以説，早在胡塞武裝封鎖紅海航路之前，中東地區安全秩序特別是海上安全秩序就已漏洞百出，美國顧此失彼。

　　其次，美國偏袒以色列，激發了包括胡塞武裝在內的地區軍事組織的冒險行動。其背景是，以色列對加沙地帶連續數月的打擊，已在全球范圍引發反西方的強烈聲音。而出于國內政治的需要，拜登政府盡量避免自身直接軍事參與巴以衝突，同時為防止巴以衝突失控威脅美西方在中東的利益，美國也多次要求以色列避免直接卷入與黎巴嫩、敘利亞等鄰國的衝突。

　　再次，胡塞武裝長期被認為是伊朗的地區盟友，對伊朗來説，胡塞武裝發起對以色列目標的襲擊，既符合胡塞武裝反美、反以和反對沙特等親美國家的一貫立場，也可以同時向外界表明，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並沒有卷入與以色列和美國的衝突。

　　截至目前，胡塞武裝經過與沙特聯軍長達9年的戰爭，仍未與本國合法政府及其支援者沙特達成永久和平協議。在巴以衝突逐漸擴大並向周邊擴散的過程中，胡塞武裝積極參與打擊以色列及其商船無疑會極大提升自身政治聲望，為其未來獲取政治承認創造條件，這也是其高調參與地區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

　　紅海局勢升溫後，美國和西方盟友倉促組建新“護航聯盟”，以加強紅海、曼德海峽和亞丁灣的安全，但雷聲大雨點小，尤其是中東地區國家應者寥寥。該“護航聯盟”成立後，胡塞武裝在紅海的軍事行動受到一定程度限制。不過，美國軍事行動引發的連鎖反應，同時加劇了地區安全危機的擴散，紅海危機復雜化愈加明顯。

多維影響波及全球

　　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越來越多國家被卷入與以色列及其支援者美國的衝突中，反映出中東地區安全嚴重失序。尤其是美國在加沙衝突和紅海危機過程中嚴重偏袒以色列和謀取私利，讓不少國家和非國家實體勢力不再相信美國對中東地區的安全承諾。此外，也反映出全球治理體係亟待完善。

　　聯合國安理會于1月15日通過決議，明確要求葉門胡塞武裝立即停止對紅海商業航運的襲擊，但隨後襲擊軍艦和油輪事件仍不時發生，國際石油價格因此一度飆升。顯然，紅海危機正在從地緣安全事件，發展為對全球能源、産業和供應鏈等帶來嚴重衝擊的安全危機。

　　從能源安全與全球經濟與貿易前景方面看，紅海危機正在改變傳統航運、運輸和貿易通道，推高全球貿易成本，助推全球通貨膨脹，並且對中東與世界其他地區經濟體的聯繫造成衝擊。

　　“現存的真正風險是，在通脹開始放緩之際，紅海戰事將推高物價。世界銀行已經發出全球供應鏈將再次陷入危險的警告。”英國議會下院商業貿易特別委員會主席利亞姆·伯恩1月中旬説。

　　葉門副總統、南方過渡委員會領導人埃達魯斯·祖貝迪指出，“經濟形勢非常困難。運貨成本增加推高食品和藥品價格……葉門貨幣貶值和如今的生存條件意味著我們正面臨一場人道主義危機。”

　　係列問題中，受影響最直接的是海運。為避免貨運商船遭受戰火波及，國際貨運巨頭紛紛調整經過紅海和蘇伊士運河的航道，使得從東亞、南亞出口到歐洲的貨船不得不從非洲好望角繞行。

　　埃及總統塞西2月19日在第七屆埃及能源展開幕式上表示，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今年以來，蘇伊士運河通行費收入下降40%至50%。分管經濟事務的歐盟委員保羅·真蒂洛尼2月15日表示，由于原本通過紅海的航運改變了線路，亞洲和歐盟之間的航運時間增加了10至15天，運輸成本增加大約400%。

　　歐美和亞洲、中東之間的大量貿易運輸經由紅海水域。路透社報道説，對消費者而言，航運成本增加意味著更高的商品價格。紅海局勢如進一步惡化，將導致集裝箱運輸成本繼續上升，全球貿易進一步下滑。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伊維拉1月17日在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時表示，由于紅海局勢緊張，2024年的全球貿易不太樂觀。

　　另據《日本經濟新聞》1月中旬報道，在連接歐美與亞洲的航線上，約有47%的玩具、40%的家電産品和服裝的運輸或將受到運費上漲和延期抵達的影響。工業原材料方面，24%的化學品和22%的車用鋼板、22%的絕緣電線和電池都將受到波及，部分原材料甚至難以交貨。

　　此外，紅海危機反映出中東地區的安全與發展風險正在加大，打擊中東地區相關國家吸引外資和風險投資的優勢和能力，一些國家的中長期發展戰略面臨更多挑戰，中東資本外流的傾向將更加明顯，這也為一些政局穩定與經濟發展前景良好的地區和國家發展帶來潛在機會。

　　受政治因素影響的全球經貿局勢，同時也影響著國際政治舞臺的有關變數。在2024這個“超級選舉年”（據不完全統計，今年全球范圍內將有70多個國家和地區舉行選舉），紅海危機帶來的諸多不確定性，也正滲透進多地選舉博弈裏。

　　總體而言，紅海危機的升級，反映出當今世界在應對地緣衝突危機時手段、措施和機制的缺陷。無論是延宕兩年之久的俄烏衝突，還是持續數月的巴以衝突和紅海危機，大國互信的降低和聯合國應對危機手段的捉襟見肘，都表明新的一年世界將面臨更多充滿不確定性的嚴峻挑戰。

　　（余國慶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馬一鳴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西亞非洲研究係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