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5日，印度總理莫迪在德裏出席獨立日慶祝活動

文/張書劍

編輯/吳美娜

　　2月5日，印度總理莫迪在議會演講中豪言，印度人民黨（印人黨）將在一百多天後舉行的大選中奪得370個人民院（議會下院）席位，而本黨領導的執政聯盟有望在總計545席的人民院中佔據400個以上的席位。

　　假使時光回到2019年大選前夕，輿論還會討論印人黨能否在選舉中維持2014年創下的過半席位。然而到了2024年，印度大選似乎已經失去看點與懸念，印度輿論幾乎不會再去分析莫迪連任之外的情景。在無處不在的莫迪強人形象與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狂歡下，2024年大選似乎成為近三十年來印度最無懸念的大選。

印度教民族主義趁勢而起

　　與懸念不足的選舉相比，印度輿論對莫迪印度教民族主義相關議程似乎更為關心。自2019年進入第二個總理任期以來，莫迪明顯加快推進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用印度教民族主義替代多元並存的世俗主義原則，打造以“印度教傳統”為核心價值觀的“新印度”。

　　1月22日，莫迪親臨北方邦阿約提亞，在7000多名社會各界人士的見證下為極具爭議的羅摩廟舉行揭幕儀式。阿約提亞被視作印度古代史詩《羅摩衍那》主角羅摩（印度教主神毗濕奴的化身之一）的出生地，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認為，莫臥兒帝國初代君主巴布爾在1528年拆毀該地原有的印度教羅摩廟之後修建了巴布裏清真寺，因此要求拆毀清真寺、“重建”羅摩廟。

　　印人黨自成立之初便將“重建”羅摩廟作為“印度教復興”與團結印度教教徒的重要象徵，並以此作為本黨三大目標之一。1992年12月6日，數萬名印度教激進分子徒手拆毀了巴布裏清真寺，引發全印持續數年的教派衝突，至少造成數千人死亡，使“阿約提亞羅摩廟”成為當代印度教派衝突的傷疤與政治禁忌。

　　莫迪本人與羅摩廟頗有淵源，曾直接參與印人黨宣傳建廟而發起的“戰車遊行”。在其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邦政府首腦）期間，該邦于2002年發生自阿約提亞返回的印度教朝聖者遭遇縱火身亡事件，進而引發大規模針對穆斯林的教派衝突。莫迪被指“煽動教派仇恨”而一度被美國禁止入境。2014年出任總理後，莫迪出于政治穩定考量一度在建廟問題上較為慎重，但在2019年以較大優勢連任後開始大張旗鼓地公開推進羅摩廟“重建”。

　　2019年11月，印度最高法院合議庭作出判決，將巴布裏清真寺原址交予政府信托機構，用于“重建”印度教羅摩廟，為擱置了數十年的廟址所有權之爭畫下句號。2020年8月，莫迪不顧新冠疫情肆虐親自為羅摩廟舉行奠基儀式。在經歷3年半的建設後，神廟主殿終于在2024年大選前夕完工。

　　社會思潮的劇烈變化離不開莫迪推進印度教民族主義策略的成功。在印度綜合國力快速增長的大背景下，莫迪政府成功將維護印度教傳統價值觀這一點，從印人黨層面上升至國家層面。

　　2019年連任後，莫迪在遭遇新冠疫情衝擊的情況下大興首都“中央景觀區”改造項目，通過建設新議會大廈、改造國徽形象等方式將去除“英國殖民遺産”與印度教民族主義綁定，在象徵國家權力的標識中融入印度教傳統元素。2023年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莫迪政府一改過去“多元統一”的印度國家形象，在各項活動中只凸顯印度教傳統元素，並且出人意料地用印度古稱“婆羅多”（Bharat）取代“印度”（India）作為唯一國名標識，借此彰顯大國自信。

　　如果説莫迪在第一任期內利用對巴基斯坦發動“外科手術打擊”實現了國家安全與印度教民族主義訴求的結合，那麼在第二任期內，莫迪則是將印度的崛起路徑與印度教民族主義主導地位徹底綁定，實現印度教民族主義話語對國家發展敘事的壟斷。

“羅摩盛世”表像之下

　　印度教傳統素有“羅摩盛世”一説，將羅摩描繪為符合印度傳統價值觀的“完美統治者”。在2024年大選之前舉辦盛大的羅摩廟落成典禮，莫迪無疑是在為自己未來第三個總理任期“祈福開光”。然而無論大選結果如何，莫迪在第二任期內對印度官方價值觀念的重塑，已經給印度的發展方向帶來深遠影響。

　　當前，莫迪治下的“新印度”已經呈現出印人黨政治強勢、印度教民族主義狂熱與財團壟斷經濟的“三位一體”。莫迪政府憑借強勢執政地位強化印度教民族主義價值觀念，不斷動用國家資源建設類似阿約提亞的印度教聖地，借此凝聚佔印度人口多數的印度教教徒共識，使得包括穆斯林在內的少數群體更加邊緣化。

　　與此同時，掌握絕大多數社會財富的壟斷財團通過資助包括羅摩廟“重建”在內的國家形象工程實現與執政黨的利益捆綁，利用政商裙帶關係強化對市場的壟斷，進而攫取更多利益。盡管當前印度經濟增速亮眼，但在現實政治利益的引誘下，執政集團似乎無意借助自身地位從根本上改善土地、勞動力素質等長期制約印度發展的頑疾，在重大經濟改革上裹足不前。

　　這種財富和權力的高度集中反而限制了市場活力，貧富差距的擴大與教派身份意識的強化加劇社會矛盾。莫迪第二任期內印度爆發的大規模農民抗議以及2023年持續數月的曼尼普爾邦騷亂，已經為印度教民族主義“新印度”的種種弊端敲響了警鐘。

　　在國際舞臺，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全球化受阻、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抬頭的大背景下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包容”。盡管國際輿論對莫迪教派主義傾向的批評不絕于耳，但並未實質性阻礙印度在全球話語權的提升。

　　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變化下，盡管美印在價值觀上分歧摩擦不斷，但兩國在共同地緣戰略目標的驅使下仍在各個領域不斷深化戰略合作。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對印度的期待與“包容”也助長了印度的大國自信，並與印度國內民族主義的狂熱産生交互影響。

2020年2月29日，在印度首都新德裏，人們為在首都地區騷亂中喪生的親屬哭泣

　　需要看到，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高漲有時並不在政治理性的掌控之中。莫迪第二任期以來，大規模農民抗議致使在海外沉寂多年的錫克教分離主義“死灰複燃”，海外錫克教移民的反莫迪示威活動引起印度安全部門的高度警惕，多起疑似印度情報機構刺殺境外錫克教頭目的事件，不僅使印度與美西方的價值觀裂痕進一步擴大，更為國內趨于狂熱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提供了新的宣泄點。

　　在經濟上，盲目強調“自力更生”的經濟民族主義狂熱和右翼經濟組織對外資的敵視態度，嚴重挫傷了外資進入印度的信心，惡化印度營商環境。在新一輪巴以衝突中，印度教民族主義力挺以色列的呼聲，促使莫迪政府一改在中東問題上基于現實利益的務實原則，公開支援以色列，給印度在中東的地緣戰略規劃帶來難以估計的負面影響。在印度教民族主義熱潮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印度人，能否具備足夠的理性和能力權衡自身利益與國家利益，目前尚難預料。

多年“改造”為連任鋪路

　　諸多顧慮下，2023年7月，包括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和主要地方政黨在內的二十多個反對黨聯合組建“印度國家發展包容性聯盟”（以下簡稱INDIA聯盟），尋求在2024年大選中擊敗莫迪領導的印人黨，復刻1977年反對黨抱團組建人民黨擊敗時任總理英迪拉·甘地的情景。

　　為了與莫迪和印人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價值觀念對抗，INDIA聯盟針鋒相對地提出包容性與社會正義的原則，呼吁通過保護印度的民主價值觀促進民生福祉與社會進步。然而僅僅過了不到半年，INDIA聯盟就在2023年底舉行的多個邦議會選舉中遇挫，將此前由國大黨執政的拉賈斯坦邦和切蒂斯格爾邦拱手讓與印人黨。

　　屋漏偏逢連夜雨，未能通過地方選舉考驗的反對黨聯盟在印人黨的分化拉攏下很快出現嚴重裂痕。今年1月，比哈爾邦首席部長、人民黨（聯合派）主席尼蒂什·庫馬爾率本黨退出INDIA聯盟並再次投靠印人黨陣營。比哈爾邦人口過億且在人民院佔有40席，因此該邦“易幟”對INDIA聯盟打擊極大。同月，另一個人口過億大邦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長、“草根國大黨（TMC）”主席瑪瑪塔·班納吉宣布將在大選中獨立參選，令貌合神離的INDIA聯盟雪上加霜。

　　與缺乏核心領導力與明確執政綱領的反對黨聯盟相比，莫迪領導的印人黨在2024年大選之前的形勢可謂大好。

　　政治上，印人黨在經過2023年底地方選舉後執政邦已覆蓋全國近60%的人口，並且不斷利用執政地位將政府資源轉化為本黨的政治資本。莫迪自2014年上臺以來陸續推出多項以總理“冠名”的民生福利項目，同時抓住數字經濟轉型的歷史機遇實現政府福利直通民眾個人賬戶。僅2019～2020財年，莫迪政府就向超過7億受益人提供了2.4萬億盧比（約合340億美元）的現金和價值1.4萬億盧比（約合200億美元）的實物福利，大幅提升了民眾的獲得感。

　　與此同時，莫迪政府還在2023年利用主辦二十國集團峰會的契機在國際舞臺彰顯印度的大國實力與莫迪個人影響力，強化了民眾對莫迪領導印度崛起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印度正處于新冠疫情後的經濟上升周期，在中短期內有望維持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速。

　　相較于2019年大選，莫迪領導的印人黨享有優渥的內外環境，在影響選舉的各項核心要素上都具備了壓倒性優勢。據此，絕大多數媒體和研究機構均預測，莫迪將在2024年大選後迎來歷史性的第三個總理任期。不過，“羅摩盛世”表像背後的種種隱憂，也令印度社會時常處于神經緊繃的狀態。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