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3日，人們在美國舊金山聯合廣場參加集會，

聲援巴勒斯坦民眾，抗議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封鎖

文/范鴻達

編輯/黃紅華

　　1月18日，據《以色列時報》網站報道，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拒絕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提出的一項建議，即沙特阿拉伯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以換取以色列同意為巴勒斯坦人提供建國之路。

　　在過去幾十年中，以色列一直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關鍵考量和首要盟友，美國對以色列的要求總是予以盡量滿足，但是隨著美國中東戰略的變遷，美以“特殊關係”也遭遇到嚴峻挑戰。

“特殊關係”並非一蹴而就

　　盡管起始于19世紀末期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1942年把其活動中心從英國轉移到美國，但是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擔心美國的二戰努力可能會因為支援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國家而受到損害，因此他在1945年去世前不久還寫信給沙特阿拉伯國王，表示不會對巴勒斯坦採取任何行動。

　　羅斯福去世後，繼任的杜魯門總統同情猶太復國主義，他批準了1947年聯合國巴勒斯坦分治計劃，並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國的當天給予承認。美國也是第一個承認以色列主權國家地位的國家。盡管如此，杜魯門還是在第一次中東戰爭時期保持中立。

　　接替杜魯門上臺的艾森豪威爾總統起初對以色列並沒有特別的善意，在他看來以色列只是美國全球戰略中一個很小的棋子，不值得美國冒與蘇聯為此衝突的風險。他也非常不滿意以色列和英國、法國聯手在1956年發起對埃及的戰爭（第二次中東戰爭）。艾森豪威爾甚至威脅要切斷所有對以色列的官方和私人援助，並將以色列驅逐出聯合國，以迫使以色列在1957年撤出在第二次中東戰爭中佔領的埃及西奈半島。

　　但是隨著一些阿拉伯國家在政治上親近蘇聯，以色列的價值逐漸凸顯，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態度逐漸變化。事實上這種轉變從艾森豪威爾的第二個任期就已經日漸明顯了。1962年肯尼迪總統甚至私下告訴以色列時任外交部長、後來出任國家總理的果爾達·梅厄，美國與以色列在中東有著“特殊關係”。

　　在以色列取得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的勝利後，時任美國總統約翰遜最終意識到以色列是中東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它的存在可以幫助美國實現其在該地區的戰略目標。

　　1973年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盡管以色列後來反敗為勝，但也暴露了以色列的一些安全隱患。在此背景下，美國著力運用外交手段推進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和平，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為此在中東開展了著名的“穿梭外交”。

　　經過多年努力，1978年，在卡特總統的主持下以色列和埃及進行了戴維營和談，次年埃以在白宮簽署了和平條約。1981年11月，美國和以色列簽署了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1987年1月，美國國會邁出最大的一步，將以色列指定為主要的非北約盟友。

　　冷戰期間，美國並未直接、大規模地卷入中東衝突，而是長期實施“離岸平衡”政策，主要依靠支援以色列來實施自己的中東戰略。蘇聯解體後，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勢力一家獨大。而以色列則憑借美國的撐腰，在巴以問題上咄咄逼人、肆意妄為。有數據顯示，自1970年以來，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安理會投票中美國數十次否決了譴責以色列的決議。

新時期美國中東政策轉向

　　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在中東的政策已發生明顯改變。其在中東地區主要實行戰略收縮，將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力量轉向亞太地區。為此，奧巴馬政府採取了一係列減少戰略投入的舉措，例如，2011年從伊拉克大規模撤軍，2015年同中俄英法德一道與伊朗達成伊核全面協議。

　　值得一提的是，在巴以問題上，奧巴馬呼吁巴勒斯坦人放棄暴力，建立穩定的治理機構，同時呼吁以色列停止建設定居點，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和願望。與此同時，奧巴馬積極向阿拉伯國家示好，試圖改善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在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美國推行的更多是一種相對平衡的中東政策。

　　到了特朗普時期，反恐和遏制伊朗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首要目標。特朗普奉行“美國第一”原則，他的中東政策也是以利益為導向，體現出鮮明的單邊主義和實用主義特點。例如，他宣布退出伊核全面協議，並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在巴以問題上，特朗普偏袒以色列，不僅停止對巴勒斯坦的援助，同時，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並將美國駐以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到耶路撒冷。

　　特朗普的“一邊倒”政策，並沒有使美國在中東獲得更多利益或安全，反而引發了更多不確定性和風險。

　　拜登政府上臺後，在繼承前任遺産的基礎上，將結束“無休止的戰爭”、重返伊核全面協議和推行價值觀外交作為中東政策的三大優先任務。拜登政府中東政策的主要目標是遏制俄羅斯和伊朗並重拾中東地區事務主導權。為此，拜登政府採取了一係列有限介入的舉措，例如，在敘利亞對伊朗支援的民兵組織進行空襲；在葉門停止支援沙特領導的聯軍，並呼吁結束內戰；在巴以問題上恢復對巴勒斯坦人道主義援助，同時積極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改善關係等。

重大裂痕顯現？

　　2023年10月7日，巴以爆發新一輪衝突。這對于拜登推行其中東戰略無疑帶來了新的變數。

　　顯而易見，以色列當前的戰爭行為正在直接威脅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或者説，以色列持續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將破壞拜登政府的中東戰略。2023年12月12日，拜登在2024年大選籌款活動上，對以色列發出了“迄今為止最嚴厲的批評”。“比比（內塔尼亞胡的昵稱）需要做個艱難的決定……這是以色列歷史上最保守的政府。”他表示，以軍必須停止對加沙地帶的“無差別”轟炸。這凸顯了美以關係因為加沙平民傷亡的日益慘重而出現重大裂痕。

　　值得關注的是，針對以色列在加沙的持續軍事行動，美國國內出現了相當多支援巴勒斯坦人的聲音，特別是在包括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在內的諸多美國大學，這一現象更為明顯。與此同時，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在全世界范圍內也遭遇到強烈譴責，南非甚至向海牙聯合國國際法院正式起訴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種族滅絕”罪行。

　　對以色列來説，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主導權是其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出于對自身安全的考量，以色列並不希望美國離開中東。巴以衝突爆發後，以色列不顧美國的勸説，執意將衝突持久化、擴大化，主要目的就是將美國重新拉回中東，幫其打壓伊朗等地區對手。

　　對華盛頓而言，美以“特殊關係”是建立在前者對後者需要基礎之上的。如果出現以色列行為與美國國家利益相違背的現象，盡管有以色列遊説集團的努力，那麼美以“特殊關係”也會遭遇挑戰。事實上，美以“特殊關係”在美國內部已經處于“脫敏狀態”，美國國內不乏批評以色列的聲音，華盛頓對以色列的偏袒也正在遭遇來自國內外的更為強烈的質疑與批評。

　　不過，有分析人士指出，盡管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惹惱”了美國，但出于自身中東戰略的整體考量，美國不可能也不會拋棄以色列，而只會在以色列脫離其中東戰略軌道時，偶爾敲打它一下。

　　（作者係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