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瑞士日內瓦，在由國際電信聯盟與40個聯合國夥伴機構合作舉辦的“人工智能造福人類全球峰會”上，參會者觀看機器狗

　　國際標準制定權的主導和掌握，能夠給參與者帶來極大的利益，所以每個國家，尤其是大國，對於這一問題極為重視。

文/吳國鼎

編輯/吳美娜

　　11月27日，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正式發布國際標準《直播營銷服務指南》（ISO/IWA 41:2023），這是全球首個直播營銷國際標準。該標準由中國貿促會組織全球工商界以及亞洲營銷聯盟、亞洲中小企業理事會等機構歷時兩年共同研製完成，內容包括直播營銷範圍、總體原則、服務流程、運營管理、審查與評估等8個部分。

　　正如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盤和林所説，此次直播營銷國際標準制定由中方主導，説明我國直播産業從追求規模演變為追求質量，也説明我國直播産業具備很強的國際話語權。

　　隨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國際標準制定權在全球競爭中起着越來越大的作用。誰掌握了國際標準制定權，誰就掌握了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競爭的主動權。因此，世界發達經濟體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對於國際標準制定權的掌握，紛紛將其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尤其是在新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力求掌握國際標準制定權，成為一些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優先選擇。

　　近年來，雖然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但是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着較大的差距。中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的佔比僅為2%左右。因此，如何打破西方國家在國際標準制定中的主導和壟斷地位，提高在國際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成為中國面臨的重要課題。

　　要掌握國際標準的制定權，參與者既需要具有雄厚的綜合實力以及領先的行業技術等硬實力，也需要具有高超的參與和談判技巧，以及能夠團結和協調其他參與者支持己方方案的軟實力。

領先的綜合實力是基礎

　　具有領先的實力和技術是掌握國際標準制定權的基礎。從歷史上看，主導國際標準制定者，無一不是擁有先進技術以及生産和管理能力的企業或者國家。工業革命以來，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憑藉其強大的工業製造能力、先進的生産技術以及管理經驗，掌握了國際標準的制定權。現有國際標準中90%以上都是西方國家提出和主導的。西方國家憑藉其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掌握了幾乎所有領域的話語權，並從中獲得了很大的利益。

　　當今世界，技術在掌握國際標準制定權方面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擁有最先進生産以及管理技術的國家往往掌握最多的國際標準制定權，而不掌握核心技術或者技術落後的國家則只能處於被支配地位。

　　二戰結束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美國憑藉其擁有的先進技術，主導了絕大多數國際標準和規則的制定。而美國也把國際標準的制定權看作其核心國家利益，並以此維護其世界霸權，對於挑戰其主導地位的國家和企業進行打擊。

　　例如，在電子信息領域，美國發展程度最高而且擁有領先技術，因而就具有先發優勢，掌握了國際標準的制定權和話語權。美國感到中國可能會威脅到其霸權和主導地位時，就開始憑藉其技術以及在産業鏈中的優勢地位對中國進行打擊。2018年美國制裁中興事件的發生，就是因為中國在半導體全球産業鏈中沒有掌握核心和關鍵技術，受制於人。

　　同樣的邏輯，如果一個國家的技術領先優勢減少或者喪失了領先優勢，那麼其在國際標準制定權中的地位以及話語權就會下降。仍以電子信息領域為例，隨着華為等企業的發展以及在技術上逐漸具有領先優勢，美國在該領域內的話語權就開始下降。

　　近年來，中國的高鐵、智能電網、新能源車、特高壓輸電等領域發展迅速，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能力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參與國際標準制定。中國掌握的國際標準制定權也越來越多。

　　今年3月，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正式發布了全球首個端邊雲協同技術國際標準。這個標準是由中國提出和主導的。之所以由中國主導而不是由美國主導，是因為中國在該領域內具有最先進的技術和生産水平，而美國在該領域內則相對落後。

　　又例如，中國的美的、格力等企業也憑藉先進的技術和生産能力，主導和參與了大量行業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這些企業不斷提高研發費用，升級生産技術，申請發明專利，同時積極參與到國際標準制定當中，把這些技術以及專利發展為國際標準，從而在提高企業自身全球競爭力的同時，也提升了中國在國際標準中的話語權。

大國競爭很激烈

　　國際標準制定權的主導和掌握，能夠給參與者帶來極大的利益，所以每個國家，尤其是大國，對於這一問題極為重視。因此在制定標準的過程中，參與方之間會進行激烈競爭甚至鬥爭。

　　近年來，中國在一些技術領域開始佔據國際領先地位，在國際標準領域內的地位也不斷上升。美國等西方國家認為自身受到了威脅，開始將中國視作主要競爭對手，採取各種手段限制中國的發展，在國際標準制定等方面對中國的打壓特別突出。

　　有學者將美國對中國採取的這種戰略稱為“規鎖”戰略。所謂“規鎖”戰略，在國際標準方面，就是要用其所謂的國際規則來約束中國的行為，使中國在其限定的框架內行動。美國於2021年6月和2022年2月，先後通過了“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以及“美國競爭法案”，強調要充分發揮美國在國際標準領域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制約和限制中國的影響力，避免中國掌握和主導國際標準制定權。為此，美國以新興技術治理的名義，加強了對國際標準組織領導權的爭奪。

9月5日，在德國慕尼黑，人們走入2023年德國國際汽車及智慧出行博覽會會場

　　美國“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就明確&&，美國必須要掌握國際標準組織的領導權，掌握國際標準制定的話語權，從而制定有利於自己的國際規則和規範。美國還熱衷於拉圈子，締結多種聯盟，以制定和推行其所主導的國際標準。

　　例如，在數字貨幣領域，美國聯合七國集團其他國家，在2021年發布了所謂的共同指導原則，從而發動了數字貨幣領域的國際標準競爭和爭奪戰。

　　不只在技術領域，在國際經貿規則領域，為掌握國際規則的制定權，各大國之間同樣進行着激烈的競爭。例如，關於國有企業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的角色問題，一直以來都是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對其進行約束。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美國等國家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不公平競爭，而WTO規則不能有效處理這一問題。於是美國就另起爐灶，拉攏一些國家簽署“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美墨加協定）等區域貿易協定，打着“競爭中性”的幌子在協定中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嚴格限制，試圖構建新的國有企業規則，並利用這一規則對中國進行約束，繼而遏制中國的發展。

積極參與很重要

　　一項國際標準最終得以制定，有其既定的流程，也需要較長的時間。由於標準的制定與各方利益密切相關，所以各參與方都會據理力爭。在這一過程中，各方參與人員需要進行協商和談判，甚至是鬥爭。

　　例如，在物聯網標準爭奪戰、國際電信聯盟（ITU）秘書長人選等問題上，各國都期望己方提出的方案或者人員被選上，因此都在各種場合進行激烈鬥爭。換言之，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活動，同各方積極溝通，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爭取獲得最大多數的支持，對於掌握國際標準制定權很重要。

　　由於現有的國際標準多由歐美國家制定，這些國家的參與人員對於國際標準制定的規則、流程以及談判技巧等非常熟悉，駕輕就熟。國際標準組織的領導層成員也多由歐美人士擔任，其具有廣泛的人脈。再加上西方國家人員之間的語言溝通也更加順暢，更容易達成共識。所以歐美國家往往能掌握國際標準制定的主導權。

　　而其他國家，由於對於參與國際標準的流程不熟悉，同西方國家打交道也不熟練，所以在國際標準的制定過程中往往處於不利地位，因而很難打破西方國家制定的既有標準，主導制定有利於己方的國際標準。

　　以德國為例，德國之所以在國際標準的制定中具有很大影響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對國際標準制定活動的積極參與。德國是擁有各類國際標準組織秘書處最多的國家。德國憑藉其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地位，可以設置更利於本國的會議議題以及議事日程，從而最後形成有利於本國的國際標準。

　　美國也很重視對於國際標準制定工作的參與，並採取了多種措施。包括強調其要成為國際標準制定活動的首選地，並為各類活動的進行提供場地、資金等便利；與德國、法國、英國等盟國合作，借助其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力量和影響力，制定有利於美國的國際標準；充分利用七國集團、二十國集團等多邊合作&&等。

　　近期，美國對參與國際標準組織的興趣以及參與意圖，突出表現在其重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行動中。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今年7月，美國又重返了這一組織。美國認為，如果美國不參與這一組織，美國在其中的影響力將被中國所替代，中國會主導制定有利於自身的國際標準，而這是美國所不能接受的。可以認為，美國之所以選擇重新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是為了與中國在國際標準制定方面進行競爭。

　　以往，由於參與國際標準組織活動的時間較短，對於國際標準組織的運行規則、流程等不熟悉，缺少足夠的人脈等原因，中國更多扮演的是默默無聞的角色。

　　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提高以及高科技産業的發展，中國開始更多地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活動，制定國際標準的談判會場中來自中國的人員也逐漸增多。中國的參與人員也逐漸熟悉了各類規則和流程，開始團結志同道合者共同行動，這都使得中國掌握的國際標準制定權以及主導的國際標準越來越多。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全國機構治理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

來源：2023年12月13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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