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在加拿大溫哥華，一名警察在印度領事館辦公大樓外駐守

 

　　一方面，“五眼聯盟”與印度開展合作、向印度提供情報；另一方面，“五眼聯盟”在一些議題上同樣會制衡印度。

文/俞俊 彭雲峰 董慧囡

編輯/黃紅華

　　近期，印度和加拿大兩國關於1名加拿大籍的錫克教領袖被刺一案鬧得不可開交，甚至一度互逐外交人員。9月中下旬以來，加拿大指責印度特工策劃實施了該刺殺。美國駐加拿大大使大衛·科恩隨後透露：加拿大用於指控印度的部分情報，是“五眼聯盟”（“五眼聯盟”成員國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情報共享中由某個成員國提供的；話音未落，《紐約時報》馬上指出這個成員國就是美國。

　　這起事件戲劇性反映出印度與“五眼聯盟”之間“愛恨交加”的關係：一方面，“五眼聯盟”與印度開展合作、向印度提供情報；另一方面，“五眼聯盟”在一些議題上同樣會制衡印度。

在安全層面展開闔作

　　近年來，在“五眼聯盟”中佔據主導地位的美國，將戰略重心東移至亞太地區。“五眼聯盟”最重要的偵察手段——信號偵察，因距離亞太地區相對較遠而效果不盡如人意。為此，“五眼聯盟”開始尋找新的情報“支點”，日本、韓國、印度等國先後進入其視野。其中，印度有兩個方面讓“五眼聯盟”格外看重：一是印度地域廣闊，可多線多區布局偵聽設備，且距離重點監控區域較近；二是印度作為美國重點發展的新戰略夥伴，投資印度的安全與情報能力建設能産生豐厚利益。對於印度而言，與“五眼聯盟”合作也將受益頗多，既可以拓展情報來源，也可以引進先進情報偵察技術與設備等。為此，雙方的情報合作開始逐步走實。

　　2018年9月，印度和美國簽署“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協議”，為雙方信號情報合作奠定了基礎。2021年9月3日，美國眾議院情報和特種作戰小組委員會要求，國家情報總監與國防部長要提交一份與印度等4國擴大情報共享可能性的報告，這表明印度在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偵察布局中的作用日益顯著。

　　隨着互聯網與數字通信技術的發展，傳統無線電信號偵察等方式面臨諸多困難，各國情報機構開始大力探索網絡偵察技術。美國中央情報局前代理局長約翰·麥克勞克林曾指出：“美國特別緊迫的優先事項將是加強新興技術領域的合作，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這對在與對手的競爭中取得成功至關重要。”為此，“五眼聯盟”逐步開始與信息、網絡技術較為發達的盟友夥伴國家開展合作。

　　2019年12月，美國眾議員亞當·希夫領導的美國國會委員會，公開提出“五眼聯盟”要與印度、日本、韓國進行合作，原因是這三國在計算機與網絡技術方面各有所長，比如印度的軟體開發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五眼聯盟”想借助技術合作，在提高網絡偵察能力的同時，增強網絡防護能力，印度等國對此也持相同態度，雙方因而一拍即合。2020年10月，印度與“五眼聯盟”一起支持在WhatsApp、Signal等應用程序中設置後門入口，反映出它們在技術上的合作更趨深入，網絡偵察與防護的互動也更加頻繁。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個起源於二戰期間的“同盟體系”，“五眼聯盟”的發展趨勢逐漸從“議事聯盟”轉向“安全聯盟”。美國為支撐其大國競爭戰略，在亞太地區拉幫結夥，着力打造“雙邊、三邊、四邊、五邊聯盟”。在此基礎上，美國還加強了多組、多種聯盟之間的互動，使合作領域交互、合作程度加深。

　　從美國角度看，“五眼聯盟”與印度合作，可以拉一個重要國家“入夥”，增強“五眼聯盟”的安全聯盟的功能，進而提高威懾性；從印度角度看，可以進一步融入美國領導的國際合作集團，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矛盾不可調和

　　在印度與“五眼聯盟”合作逐步升溫時，尼賈爾遇刺無疑是一個“灰犀牛”事件。9月中下旬以來，印度與加拿大之間圍繞尼賈爾遇刺事件進行了激烈交鋒，特別是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對印度的指控，是基於“五眼聯盟”監控印度的情報，表明印度與“五眼聯盟”的關係並非只有合作的一面。

　　加拿大是錫克教徒在印度之外的最大聚集地，2500萬錫克教徒中約有77萬人居住在加拿大。這些移居海外的錫克教徒主張旁遮普邦自治，並建立“卡利斯坦”政府。時至今日，這些人不僅是加拿大龐大的選票群體，而且還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2015年特魯多就任總理時，他的內閣中就有4名錫克教徒，而目前加拿大第三大黨——新民主黨的黨魁也是錫克教徒。此次遭暗殺的尼賈爾，1978年出生於印度旁遮普邦的一個村莊，1997年移居加拿大，後來成為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著名的錫克教領袖，2020年印度政府將他列為恐怖分子。

　　尼賈爾被刺後，“五眼聯盟”其他國家基於各自國內政治及聯盟關係需要，也表明了對加拿大的支持態度。美國國務卿、英國外交大臣呼籲莫迪政府配合加拿大的調查，澳大利亞外長&&“一國之主權應被尊重”，新西蘭外長&&如果那些指控被證明屬實將嚴重關注。

　　“五眼聯盟”幾乎一致的態度，與印度政府的政治利益背道而馳。在印度國內，印度教與錫克教、穆斯林等少數群體的矛盾長期存在，而將自己塑造為印度教捍衛者，正是莫迪及人民黨的執政之基，因而印度政府在錫克教問題上很難作出妥協和讓步。

　　組成“五眼聯盟”的五國，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代表，從“五眼聯盟”的歷史發展看，雖然其內部也曾遇到過各種各樣的分歧與隔閡，但最終因共有的文化基因而保持了長期緊密的合作關係。

　　“五眼聯盟”的文化基礎決定了它具有排他性。作為“五眼聯盟”重要合作夥伴的印、日、韓、德、法等國，雖然在所謂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以及國家利益等方面與“五眼聯盟”國家有契合點，但深層次的文化觀念不同決定了它們之間很難融合。例如，法國也曾受邀加入該聯盟，但因為缺乏共有的情報合作觀念和共同語言，被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拒絕。

　　而印度文化與“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相悖而行的，比如印度堅持自己獨特而古老的文化傳統，不願意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和規則。因此，從長期看，印度與“五眼聯盟”的文化衝突，將是誘發其他矛盾危機的重要因素。

並非鐵板一塊

　　印度與加拿大的外交風波仍在發酵，加拿大籍的錫克教領袖被刺一案反映出印度與“五眼聯盟”的關係並非鐵板一塊。兩者因相互需要而開展了合作，但一旦兩者之間出現矛盾則又轉為“內鬥”，這決定了兩者的合作很難走遠。

　　事實上，印度不是“五眼聯盟”唯一的合作夥伴。上世紀50年代，“五眼聯盟”就與挪威、丹麥和聯邦德國等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情報合作；冷戰結束後，又與科技較為發達的西歐國家進行過合作；美國重啟大國競爭後，“五眼聯盟”與日本、韓國、德國等國的合作發展更為迅速，甚至一度有增加“新眼”的傳言，但印度不在考慮之列。

　　總體而言，印度與“五眼聯盟”情報共享等級並不高，印度並不在高等級情報共享的範圍內。印度與“五眼聯盟”更多是基於暫時需求而相互利用，但深層次的矛盾制約了雙方合作的前景與深度。

　　（俞俊係陸軍指揮學院副教授；彭雲峰係陸軍指揮學院碩士研究生；董慧囡係陸軍指揮學院助教）

來源：2023年10月18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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