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飲食多樣性背後的社會邊緣群體
4月13日,2023德國貝利茨“蘆筍皇后”夏洛特·施密特在蘆筍采收季啟動儀式上展示白蘆筍
儘管外來移民比重逐年攀升,他們的生存狀況卻沒有得到足夠關注和理解。每道料理的背後,可能都隱藏着一個群體不為人知的艱辛。
文/《環球》雜誌記者 王自強(發自柏林)
編輯/胡艷芬
在德國柏林,打開手機外賣軟體,各種選擇令人眼花繚亂,世界各地美食應有盡有,“夏季熱榜”前三名分別是兩家日本壽司店和一家墨西哥塔可店。漫步街頭,德國本地菜反而不是主流,土耳其肉夾饃和越南菜等異域風味大有“喧賓奪主”的架勢。
德國飲食的多樣性離不開外籍務工者和外來移民。或許有些出人意料,但德國已然是一個移民國家。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移民或移民後代升至2020萬人,佔德國總人口24.3%,另有4.6%的人口父母有一方具有移民背景。
儘管外來移民比重逐年攀升,他們的生存狀況卻沒有得到足夠關注和理解。尤其是非歐洲籍外來務工者和移民,因為語言和文化迥異,更難融入德國社會。每道料理的背後,可能都隱藏着一個群體不為人知的艱辛。
蘆筍:東歐工人生存條件成醜聞
蘆筍是德國人的心頭好,稱它是德國人最喜愛的蔬菜也不為過。每年4月,德國進入蘆筍收割季。這時,幾乎所有超市都會特意強調蘆筍有貨,餐館也打出招牌吸引食客。
德國是全歐洲最大的蘆筍生産國和消費國,年産量13.3萬噸,市面上80%的供應産自德國本土。同時,蘆筍也是德國種植面積最大(2.9萬公頃)的蔬菜品種,佔全國蔬菜種植面積約17%,是第二名洋蔥的近兩倍(1.5萬公頃)。
在德語裏,蘆筍有“食用象牙”和“皇家蔬菜”的雅稱——這種蔬菜在歐洲歷史上確實曾是只有王公貴族才有足夠財力享用的奢侈品。後來,新興資産階級通過工業革命富裕起來,爭相模仿貴族食用蘆筍以示身份。直至20世紀初,“皇家蔬菜”才逐漸進入尋常百姓家。然而,一場新冠疫情,讓一個被“國民蔬菜”光環所掩蓋的群體現身聚光燈下。
蘆筍無法使用機器收割,人力成本高。德國勞動力短缺、人工昂貴,為解決農業播種和收穫難題,便開始引入外籍季節性工人。據報道,每年約有13.5萬名季節性工人前往德國,幾乎全部來自羅馬尼亞和格魯吉亞等東歐國家。
2020年3月底,為防止疫情輸入,德國內政部禁止季節性工人入境。各州農業部門和農業協會警告稱,此舉極可能導致歉收,對農産品供應和農業構成重大打擊。經過一週緊急磋商,內政部和農業部達成一致,放鬆入境許可並&&多項衞生措施。德國媒體這時才注意到,季節性工人的勞動條件“幾近醜聞”。
據德國眾多主流媒體報道,季節性工人普遍不會德語和英語,很多人通過中介來到德國。由於“産業鏈”較長,剋扣工錢是家常便飯。僱主經常靈活使用計時和計量的考核辦法來壓低工資,工時記錄不規範,任務量卻很大。工人通常在工作的最後一天才能拿到工錢。為節省成本,僱主往往購買私人保險公司的廉價集體保險,幾乎提供不了什麼保障。工人們的住宿條件也非常惡劣,一般住在鐵皮屋和集體宿舍裏,在地板上用電磁灶做飯,幾十人乃至上百人共用一間廁所。
自那以後,每年的播種和收穫季,該群體就會成為德國媒體的關注焦點。今年5月下旬,國際發展及救援組織樂施會發布報告,再次指出上述問題。報告舉例稱:一些工人宿舍長滿黴菌,但租金高昂。有的宿舍每平方米租金40歐元/月,而慕尼黑市中心房屋每平方米租金也只有23歐元/月。沒有機構監督薪資發放和工作條件是否合規。
樂施會敦促德國政府加強約束,切實保障季節性工人的利益。然而在執政聯盟內部,社民黨和自民黨代表勞資雙方互相掣肘。媒體評論稱,畢竟季節性工人沒有選舉權,政府不必擔心會被他們選下去。
土耳其肉夾饃:第四代移民仍受歧視
土耳其肉夾饃方便實惠,在德國很受歡迎。據統計,目前德國有1.6萬家土耳其肉夾饃店,僅柏林就有上千家。德國排名前250位的肉夾饃加工企業覆蓋了歐盟80%的市場,每天消耗600噸肉,年營業額共計35億歐元。
這種小吃在德國乃至歐洲“攻城略地”,與土耳其人在德國的移民史密不可分,甚至它本身也是在柏林發明的。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聯邦德國在諸多因素加持下實現經濟奇蹟。由於勞動力短缺,西德先後吸納了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臘的外籍工人,又於1961年同土耳其簽署務工協議,吸引了約83萬土耳其人來西德謀生。
1973年,石油危機衝擊西方經濟,工業界裁減人力,西德政府簽署法令停止招募外籍工人。很多土耳其人選擇留下開餐館,其中卡迪爾·努爾曼首先發明了這種小吃,並將其命名為“旋轉烤肉”——德語“肉夾饃”一詞Dner取自土耳其語,本意是“旋轉”。此後,人們不斷進行本土化改良,迎合德國人的口味,使其得到廣泛接受。
停聘外籍工人無意中引發了第二波移民潮,約40萬工人家屬前來西德團聚。1980年的土耳其政變又促使20萬人來西德尋求庇護。目前,德國的土耳其人和土耳其裔共計約320萬人,是最大的移民群體。
從第一波土耳其人移民德國至今已有60多年,第四代移民也出生了。很多土耳其人加入了德國國籍,並在政治、商業或文化領域找到立足點。然而,大多數土耳其移民及其後裔仍面臨諸多挑戰。語言障礙、文化差異以及種族歧視仍然困擾着這個群體。
截至2022年,全德國無學歷人口占比為4.9%,青年學生有34.3%能讀完文理中學。相比之下,土耳其移民無學歷者超過20%,只有16%的學生能從文理中學畢業。《明鏡》周刊分析指出,土耳其裔學生並不比其他學生懶惰,但家庭條件和語言障礙讓他們難以取得好成績,教師對他們的期望值和關注度也偏低。
教育失敗也體現在經濟層面。媒體統計顯示,土耳其移民失業率和貧困率更高,家庭收入低於德國平均水準。《環球》雜誌記者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這一點:理髮師、出租車司機和郵遞員等技術含量和收入較低的工作,大多是土耳其移民在做。
即使是在德國出生和長大的移民後代,在日常生活中仍會遭到歧視和孤立。據《慕尼黑信使報》報道,60%至80%的土耳其移民在教育、就業和住房市場上經歷過歧視。而且,絕大多數土耳其移民及其後代堅守自身文化傳統、信仰伊斯蘭教,與德國主流社會形成很大差別。
今年5月,土耳其舉行總統選舉,埃爾多安在第一輪選舉中得票率為49.5%,但在德國的土耳其選民對其支持率高達65.4%。專家分析認為,許多土耳其選民感覺自己不屬於德國社會,産生強烈疏離感。埃爾多安向海外選民強調歸屬感,成功將這種情緒變成了選票。
越南夏卷:亞裔種族主義受害者遭忽視
河粉、春卷和夏卷是三道極具代表性的越南美食。其中,夏卷不同於春卷,它不需油炸,熱量較低,口感清爽,故此得名。夏卷在越南北方叫做“腩卷”,在南方則叫做“膾卷”——正如今天的越南,在統一近50年後依然存在不小的南北差異。
越南移民將這種差異帶到了德國。越南和德國都曾一分為二,越南人移民德國的歷史,是東西德國和南北越南的國際關係史,甚至可以説是一段冷戰史。
東德同北越的關係可以追溯至上世紀50年代。東德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邀請北越學生和工人前來參加培訓。後來,由於勞動力不足,東德改變政策,於1980年同越南達成協定,接納越南工人來東德務工。當時的東德政府認為此舉也是對落後兄弟國家的一種援助。
西德的越南移民則主要是越戰結束後逃離故土的難民,即“越南船民”。從1978年底開始接收至上世紀80年代末,西德陸續接收了約4萬名越南船民。西德政府為越南船民提供救濟與就業輔導,助其融入社會,他們大都較好地融入了西德。
兩德統一後不久,新政府承諾補償每名返鄉者3000馬克,希望越南勞工盡量離開德國,一部分勞工接受條件並返回越南,但很快來自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的越南勞工又涌進德國尋求庇護。總體而言,德國政府並沒有實現其最初的目標。
幾十年來,兩批越南移民始終彼此回避。德國《西塞羅》雜誌評論稱,這兩個群體之間時至今日仍矗立着一道難以逾越的高墻,比東德人和西德人之間的墻更為堅固,內部差異使越南移民在社會辯論中難以發出一致的聲音。
截至2020年,約有18.5萬名越南人和越南移民生活在德國。在德國人眼裏,越南人是“勤奮”“成功”和“積極融入”的代表。與土耳其移民不同,越南裔學生的成績十分突出。也許正因為他們具有這些正面形象,其多樣化的命運和往事逐漸被人遺忘。
但並不是勤勞踏實、內斂平和就不會遭受歧視。圖賓根大學越南裔文化和政治學家何堅毅(音)接受德國《每日鏡報》採訪時説,學術界等資源稀缺的領域仍然存在結構性、系統性的種族主義,越南裔有時會被當成爆發戶和令人不快的競爭對手,德國社會仍然沒有擺脫對越南人乃至亞裔的刻板印象。
1992年,德國北部沿海城市羅斯托克發生二戰後規模最大的排外運動,數百名極右翼鬧事者在尋求庇護者接待中心和越南勞工住宅附近打砸搶燒,多達3000名旁觀者拍手叫好。此事現已被淡忘。何堅毅説,德國存在忽視亞裔受到種族主義侵害的傾向。
以上三個群體,幾乎都是以勞工的身份來到德國,努力在德國落地生根。儘管德國政府在打擊種族主義、促進社會群體多元化方面做了一番努力,但問題並未得到徹底解決。近年來,德國政府苦於技工和護理人員短缺,進一步降低移民門檻以吸引人才。
今年6月初,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和勞工部長海爾前往南美,同巴西簽署公平移民意向聲明。不料到了6月底,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政客亞歷山大·容布盧特語出驚人:“我們提倡在多元中維護統一,我們不想讓歐洲到處都是土耳其肉夾饃小店和水煙吧。法國要有法國的文化,意大利要有意大利的文化,不能讓這些文化攪在一起!”
同樣是在6月底,德國選擇黨在民意調查中甩開總理朔爾茨所在的社民黨成為第二大黨,並首次獲得地方執政權。
來源:2023年8月23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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