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2日在印度孟買北部拍攝的地鐵項目部分路段已經開通運行的列車

　　留下還是離開，成了擺在在印中企面前的緊迫難題。

文/《環球》雜誌記者 張海鑫

編輯/樂艷娜

　　“我的辦公室離孟買國際機場很近，很多到孟買投資的中國人都會來我這邊坐一坐，前些年很熱鬧。這兩年中國企業走的走、撤的撤，冷清了許多。”於超（化名）告訴《環球》雜誌記者。

　　於超所在的企業是一家通信設備製造商，2008年進入印度市場，經過多年深耕已成為印度通信設備領域重要供應商之一。2015年於超開始負責公司印度業務，眼看著一波又一波中國企業懷着滿腔熱情到印度投資，然後熱情之火又被一次次澆滅。

　　“公司原本計劃這兩年加大在印投資，再建兩個工廠，但現在這種狀況我們不得不先觀望。”於超説，這不僅僅是他們一家企業的想法。

　　曾經滿懷希望投身“印度製造”洪流的中國企業發現，印度的投資環境對外資愈發不友好。留下還是離開，成了擺在在印中企面前的緊迫難題。

突襲審查

　　“該來的終究還是來了。”去年5月的一天，望著手機上那條印度同事發來的信息，於超心裏一沉。

　　“我們公司早就上了印度有關方面重點關注的硬體領域實體清單，2021年底小米、OPPO在印度的辦公室和製造廠遭遇突擊檢查，去年2、3月份華為被搜查，那時就預感到，應該很快就會查到我們。”於超説。

　　“當天進入公司審查的6位印方人員來自印度稅收情報局，到達辦公地點後，所有員工被要求停下手中工作離開辦公室，只留下一位公司主管和財務總監配合審查。”身為公司總經理的於超由於簽證問題當時並不在印度，遂被要求在線上進行視頻訊問。“審查重點主要針對所得稅和關稅，他們要看什麼，就要現場整理出單據提供給對方。這樣的現場審查持續了整整1天，稅務人員隨後把各類文件帶回去，整個審查程序前前後後持續了大約3個月。”

　　“從公司搬走的文件裝了滿滿一麵包車，但針對我們公司的審查還不算太複雜。我們附近的另一家中企，現場審查就持續了3天，搬走的文件裝了滿滿三卡車。”用什麼類型的車運送審查文件，似乎就已經預示了被查公司的命運。最終，於超所在公司被開了罰單，但與其他被開天價罰單的中企相比，算是相當幸運了。

　　於超説，“作為一家想在印度長期經營的負責任企業，我們的經營一直十分規範，收益多用於在印的生産和研發，每年還會至少拿出凈利潤的2%捐助一些教育和醫療機構，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可即便這樣，也難逃審查處罰。

　　事實上，印度政府部門對中企的稅務調查近兩年就一直沒間斷過。“現在很多在印中企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經營，盡可能低調，生怕被盯上。”在印度經營一家化工企業的武傑（化名）告訴《環球》雜誌記者，“我們屬於化工行業的一個細分領域，目前印度政府對該領域的企業還沒有大力監察。但我身邊很多企業已經遭遇過類似的突襲審查，有些甚至是夜間突襲，稅務部門的人凌晨來到辦公室，堵在門口，來一個員工便將其手機和電腦扣留，員工們被分別帶到不同的屋子裏接受盤問。搜查人員會察看公司的財務文件、賬簿、交易記錄等，主要審查公司業務中是否存在現金交易，是否違規將利潤轉出印度，或是否有通過其他方式減少稅務支出等行為。”

　　“其他地方一些合理避稅的手段，在印度可能都會被判定為隱瞞收入、逃稅、做假賬，中企要特別注意這點。”武傑2009年開始在印度工作，十幾年的摸爬滾打他見過太多倒在審查上的企業。“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要在印度投資，就要慢慢去摸索和適應它的市場規則。”

2022年8月5日，商販在印度孟買一處批發市場等待顧客

　　實際上，這種審查不只針對中國企業，很多歐美日韓企業也曾領教過印度的突襲審查和天價罰單。

回不去的印度

　　2019年底，回國過年的武傑想不到，自那之後自己就再也沒能回到印度。

　　7月底《環球》雜誌記者撥通武傑的電話時，他正在越南，這三年多由於無法回到印度，他把業務更多地拓展到了越南、泰國和中東地區。但他一直掛念着自己在印度的企業，“我在印度有兩個辦公室，分別在孟買和古吉拉特邦，在新德里、孟買、金奈和古吉拉特邦還有4個倉庫。”這三年半的時間，武傑一直通過線上遠程操控企業運營。

　　“最開始時用微信跟印度員工溝通，2020年微信等一批中國應用程序在印度被禁用，我們又嘗試用釘釘，結果釘釘現在也不能用了，又用起了WhatsApp。”單是跟印度員工隨時保持&&，武傑就大費周章，“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印度業務這兩年還在快速增長，要拓展新的業務。我必須要盡快回到印度。”

　　武傑告訴《環球》雜誌記者，這兩年自己印度公司業務的增長，一是由於印度國內製造業的發展，加大了對化工原料的需求；二是莫迪政府2020年4月推出了“Press Note 3”政策，以對“來自與印陸地接壤鄰國的投資”進行安全審查之名，限制中企在印投資。准入門檻提高、市場競爭減弱等，反而帶動了已在印度企業的業務增長。“我所在的細分領域，印度本土企業很少，而且規模很小，跟中國企業比沒什麼競爭力，而‘Press Note 3’政策實施後，中國人別説在印度註冊公司，就像我們這種已在印度投資的企業想開設一個新銀行賬戶都非常難。這無形中限制了國內的化工企業進入印度參與競爭。”談及這一“意外”因素，武傑哭笑不得。

　　為了盡快回到印度，武傑嘗試了各種方法。“去年6月份我就開始申請商務簽證，遞交了一大堆材料，三四個月後收到了拒簽通知。今年年初我嘗試申請工作簽證，但直到現在還沒收到回音。印度內政部已去公司調查過，證明我的企業以及我本人都不存在什麼問題，但簽證就是一直沒有進展。”

　　對比武傑，於超就幸運多了。2021年因簽證問題於超在國內滯留了一年，直到去年9月重新拿到工作簽證。“據我了解，2021年印度批准的中國人工作簽證不超過10個；去年約有1萬人申請工作簽證，僅70人獲批。”於超就是這70人中的一個，“印度工作簽證要經過兩方面的審查，首先印度駐中國使領館會在中國國內調查你的公司狀況和個人情況，具體到父母情況、小孩在哪上學、房子在何處、個人收入如何匯到國內等等，然後印度內政部會在印度調查你所在公司的情況，公司要能證明如果你本人不去印度就會對企業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但即便闖過了層層審查，能否拿到簽證也仍是未知數。於超説，今年印度簽證被收得更緊了。

　　“我們印度公司的幾百名員工，除了我都是印度本地人，而且公司骨幹都是跟了我很多年的老員工，所以三年多的時間即使我不在印度公司也能照常運轉。但很多企業如果老闆一直不在，就會徹底散掉，由於簽證問題倒掉的企業不在少數。”武傑説。

　　如今，武傑又在嘗試通過在其他國家中轉，申請印度的工作簽證，但截至本文發稿日他仍未能返回印度。

去留之間

　　“過去很多跨國企業進入印度，只是看上了印度規模龐大的市場，所以最初很多都是本土生産、印度銷售，這種模式其實把大部分收益都留在了本國，印度企業很難從中獲利。這是印度不願意看到的。所以印度政府通過提高關稅，限制利潤轉出印度，要求印度銷售必須為印度生産等方式，就是想讓跨國企業不僅僅分享印度的市場，更要投資印度、將利潤留在印度，拉動印度製造業增長。”於超説。

　　“但對於在印度投資設廠，儘管印度政府提倡了多年，卻少有外企真正行動起來。”於超向《環球》雜誌記者解釋，“印度本身製造業基礎就差，供應鏈也不完整，比如我們生産中要用到的最簡單的注塑殼體，在中國輕易就能找到幾十個供應商，但在印度可選擇的廠商非常少，即便能找到産品質量也不好。因此，很多企業把工廠搬過去了，原材料卻依然依賴進口。”

　　於超補充説，“人口紅利也是個偽命題，印度的勞動力成本看似低廉，但生産效率和生産技術遠不能和國內比。而且印度國內對女性有不少限制，很多女性結了婚就無法再繼續工作。另外，印度人喜歡跳槽，普通勞工換工作很普遍，一個月內甚至整個工廠的工人都會換一遍，這樣很難培養出高級技術工人。”

　　當然，印度為了吸引外資也在不斷優化營商環境，“稅制改革和廢鈔之後，印度的腐敗現象已減少很多。目前來看，除掉政府層面的因素，印度對企業本身的吸引力還是很大的。尤其是對那些已在當地深耕多年的企業來説，雙方關係緩和肯定比‘割肉’強。”於超説，“中企如今也在調整在印投資思路，因為要想真正在印度扎根，必須摒棄以前那種短平快的經營思路，要一定程度上利好當地製造業發展。”

　　於超的公司從2020年開始着手在古吉拉特邦投資設廠，2021年工廠投入運營，還在印度設立了研發部門。於超説，這也是他們能夠倖免於天價審查罰單的原因之一。

　　但更多的投入也意味着更大的風險。“你無法預測哪天印度就盯上了你所在的行業，它可以採取很多種方式將外企擠出印度，這才是中企在印投資戰戰兢兢的主要原因。”武傑説。

　　因此，也有很多中企像武傑一樣，基於客戶需求、自身市場策略等方面的考慮，將目光投向東南亞和中東等更廣闊市場。有些甚至已終止在印度投資，專心轉戰東南亞市場。

來源：2023年8月9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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