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日拍攝的白雪覆蓋的坦桑尼亞乞力馬扎羅山

 

　　不僅是山下的咖啡，乞力馬扎羅本身也已成為坦桑尼亞乃至非洲的精神符號。

文/《環球》雜誌記者 謝昊（發自達累斯薩拉姆）

編輯/馬琼

　　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到坦桑尼亞最大城市達累斯薩拉姆的飛機上，我全身穿着防護服，戴着N95口罩、護目鏡和防護面屏。渾身悶熱，呼吸不暢，耳朵和臉被口罩勒得生疼，已經有一天時間沒怎麼吃東西了。

　　這一天是2021年8月16日，我從國內乘坐飛機到坦桑尼亞赴任。20小時之前我從北京出發到達廣州，再從廣州跨越5個時區來到非洲。一路上同行乘客越來越少，防護也從普通口罩到N95再到防護服。長時間的等待和轉機，讓我暗暗祈禱這趟旅程趕緊結束。

初見乞力馬扎羅

　　正當昏昏欲睡之時，機長的聲音通過機艙內的喇叭將我吵醒。在機長飛快的語速裏，我隱約聽到Kilimanjaro的字眼。看到其他人都在往機窗外張望，我猛然意識到：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馬扎羅山就在坦桑尼亞和肯尼亞邊境上，從內羅畢飛往達累斯薩拉姆的班機很有可能經過乞力馬扎羅。

　　我立刻來了精神，湊到窗邊向外望去。果然，在一片雲海中，山峰頂破雲層，露出火山口形狀的山頂。隨着飛機緩緩掠過山峰，山頂上經年未化的積雪清晰可見。

　　雖然早就聽聞乞力馬扎羅的大名，但絕沒有想到會在如此倉促狼狽的情景中與它第一次相見。儘管呼吸依舊沉滯，身體疲憊不堪，在親眼看到乞力馬扎羅的那一刻，我仍然被它的威嚴和靜默所打動。它就像一座燈塔，照耀且守護着非洲這片古老的大陸，為各懷心事的闖入者指明前行的路。

　　在人類學家范熱內普看來，當個體來到陌生領域時，都處於一種隔離狀態。只有通過特別獲得的手段，才能從一個群體過渡到另一個群體，從一個確定的境地過渡到另一個同樣確定的境地。

　　在這個意義上講，我真正抵達非洲，完成從中國到非洲的過渡，正是始於與乞力馬扎羅對視的這一刻。

“咖啡之城”莫希

　　再一次見到乞力馬扎羅，是在乞力馬扎羅山下的小城莫希。

　　莫希是坦桑尼亞北部乞力馬扎羅省的省會城市，每年都有幾萬名登山者來到莫希，把這裡作為大本營，租賃登山設備，雇用當地嚮導和挑夫，向海拔5895米的峰頂衝刺。正是這個原因，莫希的國際服務業頗為發達，雖然只有20萬人口，會説英語的當地人比例卻相當高。

　　不過，我這次來莫希不是爬山，而是為探訪這裡的咖啡種植園。與埃塞俄比亞、盧旺達等非洲國家的咖啡相比，坦桑尼亞咖啡並不為中國市場所熟知。

2021年11月5日，工作人員在坦桑尼亞莫希的咖啡種植園將浸泡後的咖啡豆倒進桶內

　　實際上，乞力馬扎羅省是坦桑尼亞最大的咖啡産區，當地的高海拔環境和肥沃的火山灰為咖啡豆提供了絕佳的生長條件，出産的阿拉比卡豆品質上乘。從殖民時期開始，這裡就是東部非洲咖啡種植的中心，並逐漸形成從咖啡豆種植到加工、出口，再到咖啡評鑒和標準制定的完整産業鏈，莫希也由此被稱為“咖啡之城”。

　　在乞力馬扎羅山麓的一座咖啡種植園，我見到了曼波。38歲的曼波是這座種植園的管理者，已在這裡工作10年。她家從祖輩開始便在咖啡種植園工作，曼波從小就非常了解咖啡豆的生長周期和習性。

　　在她管理的種植園，咖啡豆按照不同的生長和加工周期被嚴格分區。進門的地方是鬱鬱蔥蔥的咖啡豆苗，往前走是已經結出咖啡豆的樹叢，一些工人正在將成熟的咖啡豆摘下放進桶裏。更前方，穿着雨靴的工人將一桶又一桶咖啡豆倒進蜿蜒曲折的水槽，不斷地淘洗。距離水槽不遠處有幾張巨大的簸箕，晾曬着的咖啡豆已被剝去黃色外殼，露出黑色的內核，在陽光炙烤下散發出沉鬱的香味。

　　走進曼波的辦公室，她正親手完成最後一道工序——沖泡一杯咖啡，歡迎遠道而來的中國客人。

　　在莫希，不僅家家戶戶有人從事咖啡行業，當地人也普遍有喝咖啡的習慣。因為是咖啡産地，當地咖啡的價格非常便宜，即便最普通的體力勞動者也負擔得起。

　　莫希的大街上隨處可見路邊咖啡攤。攤主支一個火爐，上面放上巨大的鋁壺，再在地上隨意放置幾個用報廢的輪胎或者樹根做成的凳子，就能吸引路人停下腳步，點一杯咖啡，隨機加入一段熱烈的交談。

　　不少當地人在處理婚喪嫁娶、定分止爭等公共議題時，也往往會來到咖啡攤。在德高望重的長者主持下，各方陳述事實，發表看法，最後由長者來裁定是非曲直，形成有道德約束力的結論。這時候，咖啡和咖啡攤早已超出原有職能，成為當地公共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由引導非洲人民

　　不僅是山下的咖啡，乞力馬扎羅本身也已成為坦桑尼亞乃至非洲的精神符號。

　　在達累斯薩拉姆市中心的坦桑尼亞國家博物館，我看到這樣一張照片：一名黑人穿着厚重的登山裝備，踩着皚皚白雪，在夜晚的山頂艱難地升起一面旗幟。

　　導覽介紹，1961年，在坦桑尼亞的前身坦噶尼喀即將獨立之際，一名陸軍軍官爬上乞力馬扎羅經年積雪的山頂，於12月9日零時升起國旗、點亮火炬，慶祝國家的獨立時刻。這一場景被相機永遠定格，留在所有坦桑尼亞人的集體記憶中。

　　從國家博物館出來，我注意到路燈上挂滿了慶祝坦桑尼亞獨立60周年的招貼畫：一名體魄健碩的黑人男子舉着“60”標誌，站在乞力馬扎羅山下——60年後，乞力馬扎羅仍然是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圖騰。

　　後來有機會去肯尼亞國家博物館參觀，我驚訝地發現，當1963年12月12日肯尼亞獨立時，也有人在午夜爬上非洲第二高峰肯尼亞山，升起肯尼亞國旗，紀念那個莊嚴神聖的時刻。兩個領土相接、文化相近的國家選擇同樣的建國敘事，將恒久雄偉的山峰作為塑造民族認同的象徵符號，不能説只是巧合。

　　時間回溯至1889年，第一個登上乞力馬扎羅山的德國地質學家漢斯·邁耶，將山頂命名為威廉皇帝峰，以紀念德皇威廉二世，毫不掩飾德意志帝國統禦非洲的雄心。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英國取代德國統治坦噶尼喀，英國殖民當局沿用了威廉皇帝峰這一命名。

　　直到坦噶尼喀獨立，首任總理尼雷爾宣布將乞力馬扎羅最高峰命名為Uhuru（烏呼魯）——在當地斯瓦希裏語中意思是獨立和自由。在坦噶尼喀以及後來與桑給巴爾合併而成的坦桑尼亞國徽上，中間是象徵自由的火炬，下方正是乞力馬扎羅雪峰。

　　當時的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涌，主宰自身命運的時代情緒感染着非洲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作為較早獨立的國家，坦桑尼亞與贊比亞等國成立前線國家組織，為南部非洲國家的獨立鬥爭提供支持，促成殖民體系在非洲大陸的徹底崩解。

　　今天，當人們登上乞力馬扎羅山，可以在烏呼魯峰頂上看到一塊金屬板，上面刻着尼雷爾的一段話：“我們將在乞力馬扎羅山頂點起一支蠟燭，它會照耀到我們的國界之外，在絕望的地方給予希望，在仇恨的地方給予愛，在屈辱的地方給予尊嚴。”

來源：2023年7月26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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