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30日，伊朗士兵在霍爾木茲海峽巡邏

    這一聯盟設想也是此輪中東“和解潮”的産物，其基本邏輯是推進海灣地區安全架構從安全復合體向安全共同體邁進。

文/鈕松

編輯/吳美娜

　　伊朗海軍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6月2日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説，為確保地區水域安全，伊朗計劃與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巴林、伊拉克在內的地區國家聯合組建海軍聯盟，該聯盟還將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

　　伊拉尼表示，阿曼此前多次與伊朗開展聯合海軍演習，沙特、阿聯酋、卡塔爾、巴林、伊拉克等國如今也希望與伊朗開展海上軍事合作，新的地區和跨地區海軍聯盟正在形成。“不久後，我們將見證這一區域擺脫沒有合法授權的（外國）軍隊，用自己的部隊捍衛區域安全。”

　　西方媒體和中東媒體等對伊朗拋出的海軍聯盟議題高度關注，也産生了諸多聯想。伊朗宣稱即將打造海軍聯盟的構想，與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該國的基本外交立場一脈相承，即反對外來干涉和在該地區的存在，地區問題應由地區國家自主解決。在當前沙特伊朗成功和解、地區形勢大轉折的背景下，囊括沙伊兩國在內的海軍聯盟的組建動向自然備受國際社會關注。

“和解潮”提升地區聯盟可能性

　　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海灣地區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整體上地緣政治格局呈現復雜演進的態勢。兩伊戰爭以及1988年沙伊朝覲衝突之後，以遜尼派阿拉伯大國為首的群體與伊朗及其什葉派盟友之間的陣營化對峙日益固化。進入21世紀，這種對抗性矛盾並未有根本性緩和。

　　2016年，沙特與伊朗斷交。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後，單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協議並重啟對伊制裁，這使得伊朗與作為美國盟友的沙特之間的對抗更加激烈，其外溢效應明顯，葉門、敘利亞等地的熱點問題有著明顯的沙伊矛盾的身影。然而長期的對抗並未使沙伊達到目標，反而導致了各自的巨大內耗，彼此深陷安全困境。

　　在中國斡旋下，沙伊兩國代表今年3月6日至10日在北京舉行對話，中沙伊三方簽署並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沙伊雙方同意恢復外交關係。4月6日，沙伊雙方簽署聯合聲明，兩國宣布即日起恢復外交關係。

　　沙伊兩國在中國斡旋下復交以來，中東掀起“和解潮”。隨之而來的是，卡塔爾斷交危機告一段落、埃及與土耳其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葉門問題降溫、敘利亞重返阿拉伯國家聯盟等向好消息。換言之，中東“和解潮”不僅是對沙伊斷交以來中東對抗性矛盾的集中化解，也是有關方面對1979年以來該地區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宗教等方面矛盾的整體性反思。

　　林林總總，都為伊朗聯合沙特、阿聯酋、伊拉克等海灣阿拉伯國家組建海軍聯盟創造了可能。這一聯盟設想也是此輪中東“和解潮”的産物，其基本邏輯是推進海灣地區安全架構從安全復合體向安全共同體邁進。

旨在自主維護海上通行安全

　　中東國家分布于西亞與非洲的廣袤地區，其主體為阿拉伯世界。22個阿拉伯國家更是從西非、北非、東非延綿至西亞地區。此外，中東國家在地理上的顯著特點是陸海兼備，其習慣性被稱作“兩洋三洲五海”之地，即背靠印度洋與大西洋，連接亞非歐三大洲，連通阿拉伯海、紅海、地中海、黑海與裏海。

　　這不僅促成了歷史上阿拉伯帝國發達的海上貿易航線，而且促使中東國家在化石能源時代極其重視海上通行安全。二戰結束後，大國在中東地區的爭奪日益白熱化。冷戰結束後，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在中東的軍事存在得到鞏固，對中東的軍事介入更為深入。美伊矛盾長期持續的背景下，美國在海灣地區加大了對伊朗的海上威懾與遏制。

　　特朗普政府上臺後，美伊對抗性矛盾抬頭。在此背景下，霍爾木茲海域出現了多起油輪破壞事件，伊朗與西方國家之間還出現了多次油輪扣押事件。美國著力打造以防范伊朗為主要考量的“國際海上安全架構”，即俗稱的美國中東“護航聯盟”，期望聯合盟友來應對伊朗“威脅”，確保霍爾木茲海域的海上通行安全。此外，美國還將2001年成立的聯合海上力量的重心轉向與伊朗有關的海域。

　　從實際效果來看，美國的中東“護航聯盟”未能實現其初衷，甚至其存在本身就是誘發相關海域安全問題的不穩定因素。以法國為首的多個歐洲國家對美國的中東“護航聯盟”態度消極，期望在伊朗與西方關係中起到積極作用。

　　2020年1月，歐洲八國正式組建“歐洲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偵察團”，即俗稱的歐洲中東“護航聯盟”。從現實效果來看，歐洲中東“護航聯盟”不僅受到美國的較大牽制，而且也無法得到伊朗的完全信任。伊朗此番公開其“海軍聯盟計劃”的構想，表明希望將與自己走向和解的諸多海灣國家團結在自主性這面旗幟之下，超越美國與歐洲所主導的兩個中東“護航聯盟”，真正鞏固中東“和解潮”的現有成果，有效確保彼此間的海上通行安全。

謀求安全與發展並對美反制

　　長期以來，中東地區都在經受內生結構性矛盾與外部大國幹預因素相疊加所造成的係列衝突。該地區面臨著老問題“推陳出新”、新問題層出不窮的復雜局面。當前海灣地區地緣政治格局産生的新變化，充分體現了地區國家戰略自主性的增強，也證明了西方的“民主”與“人權”話語難以真實詮釋中東熱點難點問題的本質。

　　中東國家逐漸認識到，自身所面臨的安全赤字與發展赤字才是問題所在，以“發展促安全”的合作理念正獲得越來越廣泛的接受度。對海灣國家而言，海上通行安全關乎其國家發展戰略的實施，以及在此基礎上自身安全與共同安全的實現。組建海軍聯盟，理論上有助于該海域利益攸關國家在油氣貿易、關乎國計民生的糧食和高新科技産品的進出口貿易、港口維護等方面，合力保障區域性海上安全機制的構建。參與“海軍聯盟計劃”的相關國家，可將打擊目標主要鎖定在來自非傳統安全領域及實施主體的挑戰。組建地區海軍聯盟，理論上還有助于伊朗與海灣阿拉伯國家間發展常態化軍事交流，增進多邊軍事互信。

　　一直以來，美國以反伊朗為主要參數，在中東地區整合盟友，力圖打造反伊朗準聯盟。隨著美國減少在中東地區的常規軍力部署以及沙伊和解帶動的中東“和解潮”的持續，伊朗有可能亦有能力通過組建囊括美國中東盟友在內的海軍聯盟來對美反制，為其在美伊重啟核談中增加新籌碼。組建海軍聯盟也只是伊朗以鬥爭求妥協的係列對美博弈“組合拳”的組成部分之一。

　　就在伊拉尼透露伊朗“海軍聯盟計劃”之後不久，伊朗總統萊希開啟拉美三國之行，其高舉反制裁與反霸權大旗贏得了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和古巴等國的共鳴。即便是作為美國長期盟友的沙特，也期望在軍事、安全與發展等問題上擁有一定的自主性，而海軍聯盟是一個值得其理性估量的選項。

　　（作者係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2023年6月28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3期

《環球》雜志授權使用，如需轉載，請與本刊聯繫。

更多內容敬請關注《環球》雜志官方微博、微信：“環球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