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民眾在日本廣島和平紀念公園集會反對七國集團峰會

　　西方國家不反思其國內的政治與情感極化，無法超越情緒，民眾就很難選出具備優質領導力的領導人。

文/尹繼武 賈宇嫻

編輯/吳美娜

　　近些年來，一些西方國家領導人的言論頗具娛樂性：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2020年訪問印度時聲稱“我們與巴基斯坦的關係非常好”，會場空氣因此凝固；時任英國首相特拉斯2022年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談時提到“英國永遠不會承認俄羅斯對羅斯托夫和沃羅涅日地區的主權”，其實這兩個地區是俄羅斯的古老城市，等等。

　　這些話語令無數人瞠目，也凸顯了不少政治領導人有關知識的匱乏，或許還有為博眼球的考慮。變亂交織的世界變局中，諸如此類的狀況不時增添人們對西方政壇領導力的疑惑。加拿大前駐美國大使德裏克·伯尼撰文指出，如今西方國家缺乏“政治家式”領導力。美國知名評論員、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斯蒂芬·金澤也曾表示，由于沒有偉大的領導人，西方社會前景堪憂。

　　為何曾出現過羅斯福、丘吉爾、戴高樂等傑出領導人的西方政壇，如今卻顯得面目全非，因缺乏真正的政治家而鬧劇頻發，甚至危機四伏？

政治家品質難覓

　　古往今來，人們對領導人的想像和印象有著一個共通點——掌國之舵、謀民之利。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其新近著作《領導力：世界戰略的六項研究》一書中指出卓越的領導人應具備三種品質：一是應有遠見卓識；二是避免被情緒控制；三是應形成強烈的歷史感。

　　反觀當今部分西方國家領導人，他們不僅未能制止內部政治分裂，也常常無法通過外交途徑化解外部危機。結合基辛格等戰略學者的觀點，不難發現原因所在。

　　首先，不少西方國家領導人缺乏前瞻性戰略思維。他們不僅無法實現“遠見于未萌，避危于無形”，甚至常常“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2017年，特朗普因痛恨自由貿易“侵害”美國利益，迅速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忽視了TPP承載的地緣政治功能與長期經濟效益。這種短視行為使美國喪失了提升地區領導力的重要機遇，且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內就業問題，美國的失業率先降後升——由2017年的4.7%降至2019年9月的3.5%，又于2020年4月激增至14.7%。

　　其次，一些西方國家領導人欠缺控制情緒的能力。比如，美國總統拜登去年在一次向工會組織發表講話時，因猛烈抨擊“指責高通脹現象是由政府高額支出所引發”的聲音而失態怒吼。此外，他們也難以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比如，烏克蘭危機升級後，德國總理朔爾茨在國內反俄情緒的裹挾下，主動叫停了“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被指置德國的能源安全與地緣安全于不顧。

　　第三，西方國家領導人群體“外行化”趨勢顯著。一些領導人雖為政治家出身，卻不具備稱得上專業的領導知識與素質。如英國前首相約翰遜在2022年的一次演講中表示：英國人選擇“脫歐”和烏克蘭人現在的“鬥爭”一樣，都是“為了自由”。很明顯，英國“脫歐”與烏克蘭難民逃離根本不屬于同一性質的問題。現任英國首相蘇納克2022年平安夜走訪一家流浪者收容所時，問一位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你做生意嗎？你想從事銀行或者金融業嗎？”流浪漢回答説：“我只想先度過這個聖誕。”很多人認為，蘇納克缺乏對底層群眾的了解和共情。

　　觀照歷史，西方政壇顯得“後繼無人”。在一些觀察家看來，這一問題歸根結底緣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僵化與痼疾。這些弊病使得民眾的激進情緒能夠左右政治，繼而難以選舉出有能力的領導人，甚至部分領導人不具備政治領導力。

激進情緒左右政治

　　近年來，受全球局勢動蕩、經濟持續衰退與新冠疫情等突發性事件的交織影響，各國民眾極易産生焦慮、恐慌、暴怒、衝動等負面情緒，這從美國“佔領華爾街”等運動中就可見一斑。

　　當候選人表現出狂熱、衝動等非理性情緒時，容易成為選民情感投射的客體，更能吸引選民的投票。由于西方選舉制度的痼疾，選民時常在缺乏對候選人政治主張充分了解的前提下進行投票，最終憑借情緒投射與情感衝突選舉出自認為更合適的領導人。

　　2016年，特朗普以微弱優勢當選美國總統，這一結果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美國選民的情緒投射就是其中之一。在美國中西部一些黑人與藍領白人聚居的州，民眾長期感受到被“主流社會”拋棄、呼聲不被關注，由此産生了強烈的焦慮與憤怒情緒。特朗普常語出驚人、情緒波動甚大，這迎合了當地選民的情感需求，他們將內心不被接受、無處發泄的情感投射到了特朗普身上。

　　其他一些國家的情況類似，民眾無法在擺脫情緒控制的基礎上進行投票，是其難以選出卓越領導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從政治心理學層面看，當選民受到恐懼、憤怒等極端負面情緒支配時，他們對資訊的處理是一種邊緣資訊處理，而非理性決策，因此更容易受到那些長期“販賣”外來威脅與焦慮的參選人或候選人的影響。

　　實踐證明，“瘋狂”的民眾更容易選出“瘋狂”的領導人。與此同時，情緒具有高度波動性的領導人一般自我控制能力也較差，易受到自身負面情緒或國內民眾情緒的裹挾。基辛格指出，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應能夠操縱環境而非被環境壓垮。無數事實也表明，無法有效控制政治情緒的領導人更容易被外部環境左右，作出偏離理性的決策。

　　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中，民眾疑歐、排歐情緒高漲，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未能及時疏解民眾負面情緒、引領民眾作出正確決策，而是被充滿情緒化的民意裹挾，作出了“脫歐”這一顯得有些衝動的決策。面對既定事實，很多民眾隨即又陷入後悔的情緒中，要求舉行第二次公投。

　　領導人不僅會受到政治情緒的影響，也會通過政治敘事激發民眾的特定情緒以實現其目標。2021年拜登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發表演講時拋出了“中國在搶我們的飯碗”這一荒謬論調。他通過一係列激進言論炒作所謂“中國威脅”，煽動反華情緒，以樹立外敵的方式提升自身支援率。這種罔顧美國國內貧富分化、種族歧視等重大問題而一味追求自身收益的行為，進一步分散了自身領導力。

西方民主制度亟需反思

　　意氣用事的後果往往是害人害己。當前，某些陷入惡性迴圈怪圈的負面情緒，正在為國際社會尤其是國際政壇敲響警鐘。

　　一般而言，國家發展需要進行長期規劃，遠期收益經常與即時利益相衝突，領導人與民眾的負面情緒會導致國家更關注短期利益。一方面，非理性、短視的領導人受自身情緒與眼界影響，難以站在歷史和全局的高度作出規劃；另一方面，即使領導人作出合理規劃，也易遭受民眾負面情緒裹挾，最終使遠期規劃不了了之。

　　特朗普政府在四年任期內，退出了包括《巴黎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十多個國際機制和機構，拜登則在宣誓就職後的幾小時內連簽17道行政令，重新加入了《巴黎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這種不同個性和黨派領導人更替的現象，導致國家政策由于缺乏長期規劃而出現反覆，浪費政治資源。

　　總體而言，西方民主制度激化了民眾的負面情緒和政治情感極化現象，使選民選出優秀領導人的概率進一步下降。特朗普的繼任者拜登，抑或是約翰遜的繼任者特拉斯、蘇納克，目前都未較前任領導人表現出更優質的領導力。

　　當今時代，世界各國命運休戚與共，不勝其任的領導人不僅易使本國陷入治理困境，也會令國際社會面臨失序與混亂的危險。西方國家不反思其國內的政治與情感極化，無法超越情緒，民眾就很難選出具備優質領導力的領導人。

　　（尹繼武係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賈宇嫻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來源：2023年6月28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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