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0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防暴警察在土耳其駐伊拉克大使館外警戒

　　曾經，“伊拉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沒有毒品的國家。但自2003年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入侵以來，伊拉克已成為販毒集團的過境國，並正在成為毒品消費國。”

文/《環球》雜誌記者 凡帥帥（發自巴格達）

編輯/胡艷芬

　　在5月上旬的首屆巴格達國際禁毒會議上，伊拉克總理蘇達尼&&將像反恐一樣打擊毒品犯罪，並呼籲開展國際和地區合作，共同打擊毒品網絡。這一表態再次向國際社會揭露了長期困擾伊拉克的兩大安全挑戰：恐怖主義和毒品氾濫。

　　兩大威脅均肇始於伊拉克戰爭後當地秩序的崩壞。毒品走私不像恐怖主義那樣“血腥”，但作為一種隱秘的犯罪，卻在危害着更多人的身心健康，給伊拉克人民帶來持續不斷的威脅。但要論拔除這顆“毒瘤”的方法，恐怕不能僅限於“在毒言毒”。

“血與火”的較量

　　每每打開伊拉克內政部網站，首先映入眼簾的消息往往是緝毒部隊於某時某地抓獲了幾名毒販、查獲幾公斤冰毒，給人一種內政部成為“禁毒部”的印象。綜合多個禁毒案例來看，伊拉克禁毒部隊單次斬獲相對不大，而販毒分子藏毒的手段跟其他國家的涉毒案例相比，也並無多少新意：石榴、檸檬、唱片、音響甚至人體，都能成為藏匿毒品的“容器”。有所不同的是，伊拉克毒販在對抗政府時可能更為強勢和猖狂，而且“國際化”程度較高。

　　伊拉克官方很少發布禁毒報告，只能從一些零星的數據和案例中窺得當地禁毒形勢的嚴峻。伊內政部數據顯示，2021年上半年，伊拉克官方查獲了共計420公斤冰毒以及5000萬到6000萬粒芬乃他林藥片。近兩年成果比較大的單次行動是在今年3月初，伊拉克安全部隊在伊拉克通往敘利亞的過境點查獲近300萬粒芬乃他林。4月底，伊拉克政府又宣布，在首都巴格達西南部一個貨倉查獲約620萬顆芬乃他林，被捕嫌疑人承認與“國際販毒網絡有&&”。

　　芬乃他林作為精神藥物具有高度成癮性，最先為敘利亞內戰期間當地武裝分子所使用，以求在戰鬥中保持精力和體力，是一種被聯合國毒品和犯罪事務辦公室多次發出警告的、在中東地區廣泛流行的毒品類型。但在伊拉克，芬乃他林只能算作第二大毒品類型，交易最多的是冰毒，約佔當地毒品交易的6成，其次是芬乃他林，然後是曲馬多、海洛因、大麻等其他成癮類物質或毒品。

　　就在2022年初，在南部的卡迪西亞省，伊拉克內政部的一名上校在追捕毒販行動中被殺，在南部米桑省省會阿馬拉，一名審理涉毒案件的法官在回家途中連中15槍死亡。這並非伊拉克緝毒法官首次被刺殺。據當地媒體報道，自2003年至2022年2月，已有74名被指派處理毒品、腐敗和恐怖主義案件的伊拉克法官遇害。被刺殺的威脅和風險，成為多年來籠罩在伊拉克緝毒執法和司法人員頭上的陰雲。

　　由於伊拉克並不禁槍，且武裝民兵和恐怖組織殘余勢力眾多，所以販毒團夥獲得槍支甚至是重型武器的難度並不太高。在部分禁毒案件中，販毒分子和禁毒部隊的交火甚至能持續數小時，有些偏遠地區的行動還需要空軍配合。

“戰後毒瘤”難除

　　對大部分伊拉克人來説，他們是最近20年才逐漸對冰毒、芬乃他林及其他毒品有所了解。一些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在他們的兒童期，人們可能會因吸毒而送命——2003年之前，伊拉克任何持有毒品的人都有可能被判處死刑，政府對打擊毒品犯罪極為嚴厲。但在2003年之後，刑罰逐漸減輕，打擊毒品犯罪的力度也大大減弱。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國推翻薩達姆政權4個月後，即2003年8月，聯合國毒品和犯罪事務辦公室就派出團隊調查伊拉克毒品走私情況，得出“需要發展專門能力以打擊有組織犯罪和毒品販運”“刑事司法系統需要進行實質性改革，以有效應對有組織犯罪和販毒的挑戰”等結論。在當時伊拉克新秩序亟待重建、各項工作千頭萬緒的當口，這樣的結論無疑從側面説明了毒品氾濫的速度之快。

　　美國智庫“海灣國際論壇”非常駐研究員馬薩布·阿魯西指出，曾經，“伊拉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沒有毒品的國家。但自2003年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入侵以來，伊拉克已成為販毒集團的過境國，並正在成為毒品消費國。”美國《中東觀察》半月刊也援引分析人士的話指出，戰前的伊拉克是“少數幾個可以聲稱吸毒不是社會問題的（中東）地區國家之一”，但美國的入侵所帶來的安全漏洞完全逆轉了局面。

年輕人是主要成癮群體

　　巴格達是“苦夏”之地。尤其是每年的6到8月份，氣溫動輒接近50攝氏度。偏偏在酷暑時節，由於伊拉克戰爭後電力系統長期破敗失修，停電成了家常便飯。有錢人還能開動自家的發電機，貧苦家庭卻只能在酷熱中受盡煎熬。這時候，一些倍感壓抑的無業者，就會“碰巧”向當地人口中的“小藥片”“小粉末”尋求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慰藉”。

　　毒品氾濫的背後，是當地龐大的潛在“用戶”。伊拉克是頗為年輕的國度，根據德國斯塔蒂斯塔調查公司的數據，54歲及以下人口占總人口的90%以上，15歲至54歲人口占55%以上，勞動力充裕。但與之對應，伊拉克青年（15歲至24歲，不包括在校生）失業率常年高企，近10年來保持在20%以上，2019年以來甚至超過30%，大批學生即使完成學業，畢業即“失業”也成了常態。與失業率相伴的是高貧困率，根據伊拉克規劃部數據，伊拉克2022年貧困率為25%，而2020年新冠疫情高峰時期甚至一度高達31%。

　　雖然沒有官方統計數據，但從伊拉克公布的零散數據來看，年輕的無業者是吸毒群體主力。伊拉克衞生部心理健康顧問伊馬德·拉扎克指出，成癮者主要分佈在15歲至45歲的群體中。而伊拉克南部的毒品氾濫大省巴士拉省警察局的數據顯示，當地2018年被捕的吸毒者中有97%處於失業狀態，2/3的人年齡在25歲或以下。

　　除了貧窮和無業，讓伊拉克年輕群體倍感焦慮的還有當地長期不穩定的安全局勢。伊拉克在過去20年裏一直是受恐怖主義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2006年6600余起恐襲，2007年6200多起……此後直至2017年，伊拉克每年發生的恐襲都達上千起。到了2022年，儘管安全局勢已經大為改觀，伊拉克還是遭遇了353起恐襲，幾乎每日一起。此外，受腐敗盛行、基礎設施破敗、公共服務欠缺以及政客因為政治鬥爭而有意煽動等因素影響，伊拉克社會抗議、街頭游行頻繁。2022年7月底至8月底，由於數月未能成功組建新政府，巴格達爆發了長達一個月的民眾抗議，最終釀成流血衝突，致死數十人；更早些時候，2019年10月到2020年初，伊拉克爆發全國性抗議，引發多起流血衝突，造成500多人死亡。

　　失業、貧窮、落後的公共服務以及相對緊張的社會環境，使得許多踏入社會的年輕人産生了強烈的挫敗感，客觀上為能引起強烈精神刺激的毒品的乘虛而入提供了機會。

“無毒伊拉克”建設任重道遠

　　20年前，美國用戰爭手段強勢摧毀伊拉克國家機器，當地的公共服務體系和基礎設施也一同被摧毀。此舉仿佛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在社會秩序崩塌之下，教派衝突、部落衝突、民族矛盾、社會犯罪等猶如脫韁野馬，難以控制，安全局勢長期不穩。

　　與此同時，美國在伊戰後主導建立的政治制度的特點就是“宗派和民族分立”，比如總統是庫爾德人，總理來自什葉派，議長來自遜尼派等，以“共享權力”的名義鼓勵不同勢力“佔山為王”，結果卻造成屢屢失控的黨爭和動蕩。政府弱勢、職能失靈，以致難以提供公共服務，這一切不斷激發着民怨，使安全局勢更加脆弱。而社會形勢的惡化又刺激了政治鬥爭，使政府治理更趨衰敗。在持續的惡性循環之下，發展與民生，提振就業和脫貧，都無從談起。

　　而要對付組織嚴密、火力充沛、善於隱匿的跨國毒販，顯然需要高度組織化和協調一致的防線、打擊力量和情報支持，但伊拉克政府很難具備這些要素。就拿“防毒”第一線“邊界”來説，由於中央政府弱勢，而地方（尤其是邊境地區）的民兵勢力和部落又太過強大，伊拉克的邊界防控漏洞百齣，一些過境點並不掌握在政府手中，客觀上使得毒販以及靠毒販來獲得融資的恐怖組織殘余勢力等，收買當地部落或民兵的難度大大降低。而收到鉅額賄賂的部落或地方民兵，又會為毒販提供保護傘，對政府稽查毒販的行動設置障礙，使得很多禁毒措施只在小毒販身上見到成效，對危害更大的毒梟鞭長莫及。

　　此外，伊拉克政府和安全部隊內部存在腐敗也對禁毒行動形成極大掣肘，這也是飽受各界人士批評的地方。2022年初，一條有關“前納傑夫省省長犯有販毒罪的兒子及其同夥在被判無期徒刑後悄悄獲得赦免”的消息在伊拉克激起眾怒，各界對政府腐敗和司法不公的批評洶湧而出，迫使時任總統薩利赫下令“緊急調查”並糾正“司法惡習”。

　　面對嚴峻的禁毒形勢，伊拉克政府近年來一直在加大打擊力度，制定了2023至2025年打擊毒品國家戰略，力求建設“無毒伊拉克”，同時也在尋求與鄰國比如伊朗和約旦進行合作，各方多次在高層交往中談及打擊毒品走私問題。但很顯然，肇始於伊拉克戰後政治體系缺陷和深層社會問題的毒品氾濫，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就能遏制住的。“無毒伊拉克”的建設，必然任重道遠。

來源：2023年6月14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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