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1日，在位于韓國首爾龍山的新總統府外，

市民團體的代表手持反對韓美軍演等標語參加集會

　　尹錫悅政府此種由“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實際上帶領韓國由“戰略均衡”走向了“戰略失衡”，最終必將把韓國帶入“戰略困窘”。

文/韓獻棟

編輯/吳美娜

　　去年5月10日上臺的尹錫悅政府執政已滿一年。4月25日至27日，民調機構“蓋洛普韓國”對總統尹錫悅履職情況進行的民調結果顯示，尹錫悅的支援率跌至27%。這與其前任文在寅執政滿一年時83%的民調支援率形成鮮明對照。除遭遇彈劾危機的前總統盧武鉉外，該數據與冷戰後歷任韓國總統相應支援率相比，也是最低的。

　　“蓋洛普韓國”的這份調查內容具體分為對朝、福利、外交、不動産、經濟、教育、公務人事7個方面。這7個方面，受訪者對尹錫悅的否定性評價均佔據多數，其中人事、經濟和外交分別達到了63%、61%和60%，持肯定性評價的比例分別只有19%、25%和27%。

　　數據很直觀地説明瞭問題。韓國多個民調顯示，執政以來，尹錫悅的支援率一直不高，去年7月首次跌破40%，8月至9月一度跌至24%。今年以來，他的支援率保持在30%左右。何以至此？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失衡。

人事安排上“豪橫”做法惹爭議

　　尹錫悅政府執政後，在高級官員任命上有一個突出特點——檢察係統出身的人士大舉入圍，總統府、總理府、國家情報院、法務部、金融監督院等20多個重要的國家機關中，70多名檢察係統人士得到重用，其中13人被任命為部長級官員。

　　韓國法律規定了對高級公務人員任命的聽證程式。對于部長級官員的任命，雖説總統沒有一定要遵循的義務，但一般的程式是國會分委員會舉行聽證會後出具意見書，再由總統視情況決定是否任命。尹錫悅初期任命的19名部長級官員中，有10名是在聽證報告未通過的情況下任命的，甚至有兩名連聽證會也沒有舉行即被任命。

　　這種“強行”任命並不違背法律，但給人留下的印象是“豪橫”。這種“豪橫”不但違背了約定俗成的政治程式，而且打破了不同政治勢力之間在程式上形成的默契。此外，也不符合韓國民眾的普遍心理期待。尹錫悅團隊在僅以0.73%的微弱優勢贏得選舉的情況下，更應該注重溝通與協調。

政黨鬥爭日趨激化的現實

　　縱觀“尹錫悅師團”的崛起，既與他的個人性格與人際關係網絡有關，也與韓國的政黨和政治狀況有關。

　　對于其所屬的國民力量黨而言，尹錫悅本來就是一個“外來戶”，由此導致的相互間不信任以及圍繞著黨主導權的鬥爭早在總統競選時期就已經公開化，只是為了贏得選舉這一共同的目標，各方暫時達成了妥協。

　　選舉險勝後，在未對國民力量黨完成“尹錫悅化”改造之前，尹錫悅只能在其工作30余年的檢察係統的積年故交中尋找執政核心班底。他本人頗具“大哥式人物”的性情，也使他在檢察係統結交了一班“兄弟”。

　　除了“照顧兄弟們”這一較為表像化的邏輯，尹錫悅及其“師團”的異軍突起，更反映了大變局下韓國左右分裂日益深化的政治生態及其發展趨勢，也折射出韓國更深層次的社會根本矛盾之所在。

　　當前，韓國進步與保守勢力在國家內外政策及發展戰略方向上的分歧日益嚴重，圍繞著政權的爭奪也日趨激烈。2022年總統大選之前，韓國保守勢力已經在2016年國會選舉、2017年總統大選和2020年國會選舉中連續三次失利。進步勢力中極有希望的人選，儀表堂堂，號稱“盧武鉉左膀”的前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在2018年落馬；溫和穩健、連任三屆首爾市長的樸元淳于2020年7月失聯，警方隨後在首爾一座山上發現他的遺體……

　　1973年出生的檢察官韓東勳被“強行”任命為司法部長後，檢察係統不但奪回了一部分被文在寅政府推行司法改革所剝奪的權力，還持續發起對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的“追討”，這都是面向未來之政爭的延續。只是因為國會議員身份以及共同民主黨仍在國會佔據多數議席，李在明才暫時保證安全。明年4月韓國將進行國會選舉，選舉結果不但會影響李在明的個人命運，而且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韓國未來的政局及外交戰略走向。

　　韓國1945年從殖民狀態下得到解放後，社會大眾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訴求被美國軍政府和韓國威權政府長期壓制，社會內部階級矛盾也被整體經濟騰飛所帶來的某種程度的普惠，以及體制轉型所賦予的看似平等的政治參與機會所掩蓋。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兩極分化變得日益嚴重，韓國政治也開始左右分化。

　　可以説，韓國政黨鬥爭日趨激化的現實，某種程度上反映的是韓國社會的根本矛盾。從這一角度看，韓國的政爭將會長期持續。

外交、安全政策頻弄險

　　尹錫悅政府執政後大幅度調整了韓國的外交、安全政策，強化韓美同盟，重啟韓美大規模聯合軍演，並積極發展與北約的合作以及與美、日的三邊安全合作。

　　今年3月，在美國撮合下，尹錫悅政府不惜在歷史問題上做出大幅讓步以謀求改善韓日關係。他還在缺乏民意基礎的情況下迅速訪問日本，此訪被在野黨和市民團體指責為“屈辱賣國”。

　　尹錫悅還迎合美國，多次發表挑釁中國和俄羅斯的言論。

　　4月底，尹錫悅為期一周的美國之行在韓國國內引發巨大波瀾。分析人士指出，尹錫悅訪美是韓國對外政策的重大分水嶺。目前看來，尹錫悅政府顯然拋棄相對平衡的外交路線，對美亦步亦趨，主動與美捆綁，一意孤行搞“陣營外交”。這將破壞地區戰略平衡，激化半島和東北亞緊張局勢，讓本地區面臨美國鼓動的“新冷戰”風險。

　　韓國中央大學社會學係教授申晉旭表示，尹錫悅政府滿足了美國和日本強硬派想要的一切，正使韓國淪落為沒有任何控制力、參與權、自主性的國家。

　　前韓國漢陽大學亞太地區研究中心研究教授權起植説，韓國政府盲目親美、親日的外交政策遭到大多數韓國民眾反對，特別是在處理日本強徵勞工和美國監聽問題上的屈從姿態引發民眾反感。

審時度勢方為正道

　　尹錫悅政府為何在關涉國家生存與安危的重大問題上做出如此令民眾反感或費解的決策？究其根源，韓國右翼保守勢力對國際格局的判斷出現了問題。

　　冷戰時期的世界局勢具有集團性對抗、意識形態對立、經濟關係割裂、社會關係斷絕四大特點，這與當今時代背景下的世界局勢已大不相同。但是，早在數年前，韓國的一些右翼學者和政客就大肆宣揚“新冷戰時代”已經到來。

　　據其言辭，在“新冷戰”面前，韓國難以再繼續過去的“模糊戰略”，需要走向“戰略清晰”。在美國刻意將對中國的打壓渲染為所謂的“民主對抗威權”的背景下，尹錫悅政府也積極倡導所謂的“價值中心外交”等概念，為其走向所謂的“戰略清晰”提供注腳。此種由“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實際上帶領韓國由“戰略均衡”走向了“戰略失衡”，最終必將把韓國帶入“戰略困窘”。

　　與這種尷尬處境相伴隨的，是韓國暗淡的經濟狀況。2022年韓國國際貿易逆差史無前例地達到了425億美元，貿易收支在全世界排到了第198位，而2021年韓國還保持了294億美元的順差，其時還位列世界第18位，韓國外貿由谷峰跌至谷底僅用了一年時間。

　　大變局時代也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當前韓國內外政策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確定環境下韓國的焦慮與彷徨。也許在尹錫悅政府和韓國右翼保守勢力看來，全面追隨美國是在尋找一種確定性。但是很顯然，這種不顧自身所處地緣政治經濟狀況的“尋找”並沒有得到其國內大多數民眾的支援，而缺少廣泛民眾支援的政策，注定走不遠。

　　（作者係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2023年5月17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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